村子东边有一个垃圾站。
说是“站”，其实就是一片水泥空地，靠墙摆着六个绿色的大垃圾桶，一字排开。桶身上印着“可回收”“其他”“厨余”，但没人在意。桶里的垃圾永远混在一起——塑料袋裹着剩菜，快递盒压着烂苹果，玻璃瓶碎在卫生纸里。夏天的时候，苍蝇在桶口上方集结成一片黑色的云，嗡嗡的声音隔着一百米都能听见。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早上出门的时候，桶是满的，垃圾堆到了桶口，有些掉在地上，被流浪狗翻得乱七八糟。晚上回来的时候，桶是空的，被水冲洗过，湿漉漉的，在路灯下反着光。日复一日，满与空之间，是这个村子新陈代谢的节奏。
我第一次注意到捡废品的老夫妇，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天还没亮，零下七八度，我裹着羽绒服去赶公交，经过垃圾站的时候，看见两个人在垃圾桶前翻找。男的高高瘦瘦，腰弯成一张弓，手里拿着一根铁钩，在桶里扒拉。女的矮一些，蹲在地上，把翻出来的东西分类——纸壳压平，塑料瓶踩扁，易拉罐单独放。他们的手没有戴手套，冻得通红，裂着口子，有些地方渗着血。
我停下来看了几秒。那个男的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头继续翻。他的脸被冻得发紫，鼻子下面挂着一滴清鼻涕，他用手背蹭了一下，继续干活。
后来我每天早上经过，都能看见他们。时间久了，知道了他们的一些事。老两口来自河北，儿子在城里打工，儿媳妇生了孙子，他们来帮忙带孩子。孙子上了幼儿园，他们没事干，就开始捡废品。“闲着也是闲着，”老太太说，“捡点卖点，给孙子买糖吃。”
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牙齿掉了好几颗，剩下的也是黄的，但笑起来让人觉得很暖。
“一个月能卖多少钱？”有一次我问。
“三四百吧，好的时候五百。”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觉得这个数字太小了，不值一提。
“不少了。”我说。
她笑得更开了：“够买菜了。”
老头不怎么说话，总是闷着头干活。他的手很巧，把捡来的纸壳拆开、叠好、捆成整齐的一摞，用绳子扎紧，码在旁边的三轮车上。塑料瓶一个一个踩扁，装进编织袋，扎好口。易拉罐单独装，因为价格不一样。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有一种近乎仪式感的认真，像是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有一次，我看见他从垃圾桶里翻出一个布娃娃。
那个布娃娃大概有半米长，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裙子，头发是金色的，卷卷的，眼睛很大，还会眨。它的身上沾了油渍，裙子破了一个口子，一只鞋不见了。老头把它从桶里拎出来，看了看，没有丢进编织袋，而是放在了一边。
老太太走过来，拿起布娃娃，拍掉上面的灰，摸了摸它的头发。
“还能洗洗。”她说。
“给孩子？”老头问。
“嗯，拿回去洗洗，给小宝玩。”
小宝是他们的孙子，三岁，我见过一次，很瘦，但眼睛很亮。
老太太把布娃娃放进一个干净的袋子里，小心地放在三轮车最上面，用一块布盖住。她的动作很轻，像是在抱一个真的孩子。
那个画面在我脑子里留了很久。
一个被丢弃的布娃娃，被一个捡废品的老太太捡起来，要带回去给自己的孙子。它从垃圾变成了礼物。不是因为它的价值变了，而是因为有人需要它。
垃圾站的环卫工人姓王，五十多岁，本地人。
他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先把六个桶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然后用水冲洗桶的内外，再用扫帚把地上的残渣扫干净。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天刚亮，村口早点摊的灯刚好亮起来。
我偶尔早起，会碰见他。他穿着一身橘黄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头上顶着一盏头灯，在黑暗里像一只萤火虫。
“王叔，早。”我说。
“早。”他应一声，手里的活不停。
他说话有浓重的延庆口音，有些字我听不太懂。但他说得少，做得多，手上的动作永远利索。
有一次我问他：“这活儿累吗？”
他想了想，说：“累。但习惯了。”
“每天都这个点？”
“嗯。夏天好点，冬天冷。”他顿了顿，“最怕下雨，雨衣不管用，里面湿外面也湿。”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抱怨，就是陈述。像在说今天星期几一样。
“干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他抬起头，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的汗，“以前在厂子里，厂子倒闭了，就来干这个。”
他没说工资多少，但我大概知道。村里人说过，环卫工人一个月两千多，不到三千。在这个地方，刚够吃饭。
有一次，我经过垃圾站，看见王叔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走近了才看清，他在修一把扫帚。扫帚的头松了，他用铁丝一圈一圈地缠，缠得很紧，手被铁丝勒出了红印。旁边放着另一把扫帚，已经修过了，用胶布缠着把手。
“买一把新的也没多少钱吧？”我说。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能修就修，省一点是一点。”
他把修好的扫帚举起来看了看，用手摇了摇，确认结实了，才放下。
“孩子在上大学，”他说，“能省一点，孩子就宽裕一点。”
他说“孩子”的时候，语气变了。不是那种平淡的陈述，而是一种柔软的、骄傲的、带着一点心疼的语气。他的儿子在天津上大学，学计算机，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三万多。他和老伴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刚好够。
“孩子懂事，从不乱花钱。”他说，“但咱们不能让孩子委屈了。”
他说完，站起来，把那把修好的扫帚放进垃圾车，又开始冲洗垃圾桶。水花溅起来，打在他的胶鞋上，在晨光里闪着光。
垃圾站旁边住着一个流浪汉。
说“住”不准确，他只是在垃圾站旁边的屋檐下铺了一块硬纸板，上面放着一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被子。白天他不在，晚上才回来。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
有一次深夜，我睡不着，下楼抽烟，经过垃圾站，看见他坐在纸板上，面前点着一根蜡烛，正在吃东西。吃的是馒头，干的那种，一口一口地掰下来，塞进嘴里，嚼很久。
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他接过去，凑到蜡烛上点着，吸了一口，咳嗽起来，咳了很久。
“谢谢。”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哪儿的人？”我问。
他没回答，又吸了一口烟，这次没咳。
“住这儿多久了？”
“不知道。”他说，“没算过。”
他的脸在烛光里忽明忽暗，看不清年纪。头发很长，打结了，胡子拉碴，眼睛陷在阴影里。
“冷不冷？”
“习惯了。”他说。
又是“习惯了”。王叔说习惯了，捡废品的老太太说习惯了，赵大爷说习惯了。所有人都在说习惯了。但我知道，这个“习惯了”背后，不是真的习惯，而是没办法。没办法改变，就只能习惯。
我把手里的烟抽完，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他的纸板上。
“买点吃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好人一生平安。”
我没回头，但步子慢了一下。
垃圾站的一天，是从凌晨开始的。
凌晨四点，王叔的头灯亮起来，垃圾车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子里响起。五点，捡废品的老夫妇骑着三轮车来了，铁钩在桶里翻找的声音清脆而单调。六点，垃圾站旁边的早点摊亮灯了，煎饼的香味飘过来。七点，上班的人经过，把手中的垃圾袋扔进桶里，头也不回。晚上十点，流浪汉回来，在屋檐下铺开他的硬纸板。
日复一日。
这些人在垃圾站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王叔为了儿子的学费，老夫妇为了给孙子买糖，流浪汉为了活着。他们在这个被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有一天，我在垃圾站旁边看见一个被丢弃的相框。
相框是木质的，漆面已经剥落，里面的照片还在。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黑白的，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甜。照片的边角已经发黄，有些地方模糊了，但她的笑容还在。
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为什么会被丢在这里。是主人不在了，还是主人不想再记起她了？也许都不是，也许只是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掉了，或者相框坏了就扔了，忘记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然后把相框捡起来，擦掉上面的灰，带回了家。
现在它放在我的书桌上。每次看见那张照片里的笑脸，我都会想，她是谁？她还在吗？她会不会知道，自己的照片被丢在垃圾站，又被一个陌生人捡了起来？
也许她不会知道。也许这世上有很多事，都不会被知道。
被丢掉的布娃娃，被捡起来，变成孙子的玩具。被丢掉的相框，被捡起来，放在陌生人的书桌上。被丢掉的人，被捡起来，在垃圾站的屋檐下点一根蜡烛。
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但它们确实发生了。
在村子的角落，在垃圾站的桶里，在每一个不被看见的清晨和深夜。
就像王叔说的：“能修就修，省一点是一点。”
不只是扫帚。还有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