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判决下来后的第三天。

　　顾平安起了个大早。窗外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纱洒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金。院子里的桂花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晨风里轻轻摇晃。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开一场热闹的会议。

　　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福伯端着早饭进来，看见他的笑容，愣了一下：“少爷，您今天心情好？”

　　“嗯。”顾平安接过托盘，“福伯，今天是什么日子？”

　　“四月二十，少爷。怎么了？”

　　“没什么。”他咬了一口馒头，嚼了嚼，“从今天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福伯虽然不太明白，但看见少爷高兴，他也跟着高兴。他搓了搓手，笑着说：“少爷，今天天气好，要不要去公园走走？”

　　“不去公园。”顾平安放下馒头，“去墓园。”

　　龙华公墓，上午九点。

　　顾平安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福伯，也没有叫任何人。他捧着一束白色的栀子花，沿着墓道慢慢地走。春天的墓园很安静，只有风穿过松林的声音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鸟鸣。

　　父亲的墓在东侧，面朝着黄浦江的方向。墓碑上的字还是新的，阳光下泛着青石特有的光泽。碑前放着一束已经枯萎的花，是上次来的时候留下的。

　　顾平安把旧花拿开，把新鲜的栀子花放上去。白色的花瓣在风里微微颤动，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他在墓前站了很久。

　　“爸，案子判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凶手判了绞刑。虽然没有判山本，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幕后主使。”

　　风吹过来，松针簌簌地落下来，铺了一地。

　　“纱厂也稳住了。美国那边的棉花到了，够用两个月。赵叔说今年的产量能翻一番。”

　　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墓碑上的字。青石板被太阳晒得温热，指尖触上去，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银行那边，宋先生在帮忙搞信托公司。注册的事有点麻烦，但总有办法的。”

　　他顿了顿，忽然笑了。

　　“爸，你以前总说我坐不住，静不下心来做事情。你说得对，我确实是那样的人。但这几个月，我学了很多。学了看账本，学了对簿公堂，学了跟日本人斗。”

　　他在墓前坐了下来，背靠着墓碑，仰头看着天空。天很蓝，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像棉花糖一样。

　　“你以前跟我说，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一直记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把折刀，放在墓碑前面。

　　“这是你的刀。福伯替你收着，我还给你。”

　　刀刃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一道小小的闪电。

　　“爸，你放心吧。顾家不会倒。上海滩也不会一直是洋人说了算。”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最后看了一眼墓碑。

　　“我走了。下次来，告诉你更多好消息。”

　　他转身沿着墓道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阳光正好照在墓碑上，那八个字——“先考顾公鸿铭之墓”——在金黄色的光里，像是在发亮。

　　下午，顾平安去了纱厂。

　　厂区里机器轰鸣，工人们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在忙。赵伯衡在办公室里等他，面前摊着一堆生产报表。

　　“少爷，这个月的产量比上个月多了两成。”赵伯衡指着报表上的数字，“美国来的棉花质量好，织出来的布又细又密，客户抢着要。”

　　“赵叔辛苦了。”顾平安翻了翻报表，“周阿珍呢？”

　　“在车间里。她现在是细纱车间的工头，管着五十多号人。”赵伯衡笑了笑，“这姑娘能干，比男人还拼。前天晚上机器坏了，她一个人在车间里守到半夜，修好了才走。”

　　顾平安点了点头，去了车间。

　　车间里很吵，六百台织机同时运转，轰隆隆的声音震得耳朵嗡嗡响。空气中飘着棉絮，像雪花一样落在工人们的头上、肩上。

　　周阿珍正在一台织机前面指导一个新来的女工。她穿着一身蓝色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头发用一块布包着，脸上沾着棉絮，但眼睛很亮。

　　“阿珍姐。”顾平安喊了一声。

　　周阿珍转过头，看见是他，连忙走过来：“顾少爷，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顾平安笑了笑，“听说你当工头了，恭喜。”

　　周阿珍的脸红了红：“都是赵经理抬举。我什么都不懂，就怕做不好。”

　　“慢慢来，不着急。”顾平安看着车间里忙碌的工人，“阿珍姐，你觉得工人们现在最需要什么？”

　　周阿珍想了想：“涨工资当然好，但大家最怕的是生病。一生病，工钱就没了，还得倒贴药钱。”

　　“那如果厂里出钱，给工人们办一个医疗所呢？”

　　周阿珍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顾平安点了点头，“我回去跟赵叔商量一下。还有，工人的孩子上学的事，我也在想。”

　　周阿珍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声音有些哽咽：“顾少爷，您跟顾老爷一样，都是好人。”

　　顾平安笑了笑：“阿珍姐，这不是好人不好人的问题。工人是纱厂的根，根扎得深，树才倒不了。”

　　他走出车间的时候，夕阳正照在厂房的屋顶上，把整座纱厂染成一片金红色。机器的轰鸣声从身后传来，像一首不知疲倦的歌。

　　晚上，顾平安在书房里整理文件。

　　桌上摊着几份合同、一堆报表、还有沈碧君写的起诉书副本。他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放好，锁进抽屉里。

　　然后他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顾氏银行三年发展规划。”

　　他在下面列了几条——

　　一、股份制改造，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二、成立信托公司，开展证券、保险业务。

　　三、三年之内，成为上海第一华资银行。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几行字，又加了一条：

　　四、建立工人医疗所和子弟学校。

　　他搁下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窗外，海关大楼的钟声敲了九下。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院子照得雪亮。那棵桂花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只张开的手掌。

　　顾平安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忽然想起前世在纽约的日子。那时候他经常站在窗前看月亮，想着上海，想着父亲，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那时候他总觉得，上海是一个回不去的梦。

　　但现在他站在这里，站在父亲的书房里，站在上海的土地上。空气里有江水的腥味，有远处夜总会的爵士乐，有巷子里小孩的嬉闹声。

　　这是他的城市。他的家。

　　他关上窗户，吹灭了灯。

　　与此同时，虹口，山本一郎的寓所。

　　山本一郎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杯威士忌，看着窗外的夜景。上海的夜晚很美，外滩的灯火、黄浦江上的船影、远处教堂的尖顶，全都融在一片金色的光里。

　　但他的眼睛里没有光。

　　桌上放着一封刚从东京发来的电报，上面只有一行字：“上海事务处理不力，总部失望。限三个月内挽回局面，否则回国述职。”

　　三个月。

　　山本一郎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玻璃碎片四溅，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顾平安。”他咬着牙念出这个名字，像是在念一个诅咒。

　　窗外，上海的夜色依旧繁华。没有人听见那声碎玻璃的声音，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日本人正在谋划着新的阴谋。

　　三个月。

　　倒计时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