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二日，上海下起了绵绵春雨。

　　顾平安站在顾氏纱厂的大门口，仰头看着那块镌刻着“顾氏纺织”四个大字的石匾。雨水顺着匾额淌下来，在青石台阶上汇成一道小溪。

　　这座纱厂是顾鸿铭一生的心血。三千名工人，六百台织机，年产棉布二十万匹，是上海滩排名前三的华资纱厂。父亲生前常说：“银行是顾家的面子，纱厂是顾家的里子。面子可以丢，里子不能丢。”

　　此刻，这个“里子”正在被人觊觎。

　　“少爷，您总算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迎上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是纱厂的经理赵伯衡，在顾家干了二十多年，是父亲最信任的老人之一。

　　“赵叔，辛苦您了。”顾平安握住他的手，“里面说话。”

　　两人走进厂长办公室。赵伯衡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少爷，日本人那边又加码了。山本一郎派人来说，愿意出两百万买咱们纱厂。还说要是咱们不卖，他有的是办法让纱厂开不下去。”

　　“什么办法？”

　　“海关那边，日方的人已经开始卡我们的原料进口了。棉花从印度运过来，以前半个月就能通关，现在要压一个月。仓库里的棉花只够用二十天了。”

　　顾平安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前世，纱厂就是在棉花断供之后被迫停产的，然后山本一郎以白菜价买下了整个工厂。

　　“赵叔，厂里存棉还有多少？”

　　“两千包左右，够用二十天。”

　　“二十天够了。”顾平安站起来，“我给您一笔钱，您去一趟美国，直接从美商手里采购棉花。不要走上海海关，从天津入关，再走铁路运过来。”

　　赵伯衡眼睛一亮：“少爷的意思是，绕开日本人？”

　　“不光是绕开。”顾平安从怀里取出一封信，“这是给波士顿一家纺织机械公司的介绍信。您这次去，不光买棉花，还要买最新的织机。我要让顾氏纱厂的产量翻一番。”

　　赵伯衡接过信，手微微发抖：“少爷，这得花不少钱……”

　　“钱的事不用操心。”顾平安走到窗前，看着雨幕中忙碌的厂区，“赵叔，您跟了我父亲二十年，应该知道——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赵伯衡沉默了一会儿，重重地点了点头：“少爷放心，我明天就动身。”

　　送走赵伯衡，顾平安没有急着离开纱厂。

　　他换了一身工人的旧衣裳，戴上一顶草帽，一个人走进了车间。六百台织机同时运转，轰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聋。空气中飘着棉絮，像雪花一样落在工人们的头上、肩上。

　　前世他从来没有走进过这里。那时候的他，觉得工厂是下等人待的地方，脏、乱、臭。现在他站在这里，看到的是三千张吃饭的嘴，三千个等着养家糊口的人。

　　“这位先生，您找谁？”

　　一个清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顾平安转过身，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穿着一身蓝布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她的脸上沾着棉絮，但眼睛很亮，透着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我是来参观的。”顾平安说，“你是这里的工人？”

　　“我叫周阿珍，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她上下打量了顾平安一眼，“你看着面生，新来的？”

　　“算是吧。”

　　周阿珍不疑有他，一边检查织机一边跟他说：“你来得不巧，厂里最近不太平。”

　　“怎么不太平？”

　　“日本人捣乱呗。”她压低声音，“前两天有人来厂里找工人谈话，说只要大家罢工，每人发五块大洋。有些人动了心，被赵经理压下去了。”

　　顾平安的心沉了一下：“有多少人动心？”

　　“不多，二三十个吧。都是新来的，老工人没人理他们。”周阿珍停下手里的活，认真地看着他，“我跟你说，顾老爷对工人不薄。逢年过节发米发面，孩子上学还给补贴。这年头，上哪儿找这样的东家？要是有人想砸顾家的锅，我周阿珍第一个不答应。”

　　顾平安看着这个年轻的挡车工，忽然笑了。前世，周阿珍在纱厂被日资吞并后失了业，后来去了租界的一家烟厂，再后来就没了消息。他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母亲的葬礼上，有一个女人跪在灵前哭了很久，就是周阿珍。

　　“阿珍姐，你信不信，顾家的纱厂不会倒？”

　　周阿珍愣了一下，然后咧嘴一笑：“当然不会倒。顾老爷在天上看着呢。”

　　从车间出来，顾平安在厂区里转了一圈。仓库、锅炉房、工人宿舍，每一处都仔细看过。

　　走到后门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两个穿着黑色短打的年轻工人正蹲在墙角抽烟，看见他走过来，立刻把烟头掐了，眼神躲躲闪闪。

　　“你们是哪個车间的？”顾平安问。

　　“细纱车间的。”其中一个人说，口气不太友善，“你谁啊？管得着吗？”

　　“我是新来的工头。”顾平安不紧不慢地说，“听说有人发洋财，五块大洋让人罢工？有这回事吗？”

　　两个人的脸色变了。他们对视一眼，站起来就要走。

　　“别急着走。”顾平安拦住他们，“帮我带句话给你们的朋友——五块大洋就想让顾家的工人罢工，太便宜了。告诉那个发钱的人，要想谈，光明正大地来，别搞这些下三滥的勾当。”

　　“你……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新来的工头。”顾平安笑了笑，“记住，我叫顾平安。”

　　两个人的脸刷地白了。其中一个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顾平安没有为难他们，转身走了。他知道，这两个人只是被收买的小角色，真正的幕后黑手，还藏在暗处。

　　下午，顾平安回到顾家大宅，发现客厅里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他正坐在客位上喝茶，举止从容，不像是第一次来。

　　“顾少爷，久仰大名。”那人站起来，拱了拱手，“我叫李农，是个教书匠。”

　　“李先生客气了。”顾平安不动声色地坐下，“不知李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李农微微一笑：“听说顾少爷最近在跟日本人斗法，我有个朋友，手上有一些关于三菱财阀的情报，不知道顾少爷感不感兴趣？”

　　顾平安的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一下。

　　“什么情报？”

　　李农从怀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放在茶几上，推到顾平安面前。

　　“山本一郎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都会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见一个人。那个人姓板垣，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人。”

　　顾平安拿起那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日期。

　　“为什么要帮我？”他问。

　　李农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顾平安一眼：“顾少爷，上海滩的水很深。但水越浑，越适合摸鱼。您说呢？”

　　说完，他推门离去，消失在濛濛细雨中。

　　顾平安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久久没有动。

　　深夜，雨停了。

　　顾平安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雨水从枝叶间滴落，砸在青石板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桌上摊着父亲的笔记本，旁边放着李农留下的那张纸条。两个日期在顾平安的脑海里重叠——三月的第一个周五，是三月二十七日。还有五天。

　　他在心里盘算着：山本一郎，关东军，板垣。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像一条锁链，把父亲的死和三菱财阀的阴谋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但如果仅凭一张纸条就贸然行动，那就是送死。他需要证据，铁证。他需要一个局，让山本一郎自己走进来。

　　顾平安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几行字：

　　“三月二十七日，虹口。目标：山本一郎与板垣接头。目的：获取关东军与三菱财阀勾结的直接证据。手段：——”

　　他停住笔，想了很久，然后写下了两个字：

　　“杜月笙。”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把院子的积水照得亮晶晶的，像一面破碎的镜子。

　　顾平安吹灭蜡烛，在黑暗中轻声说：“爸，快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