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梅奕安的玩笑更冷。

　　那天方伦从图书馆回来，推开门，看见梅奕安正站在易家辉的书桌前。桌上摊着几本书，是易家辉从图书馆借来的数学专著。梅奕安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其中一本，翻了翻，然后随手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不是放回原位，是放在椅子上。那本应该放在桌上的书，被挪到了一个不碍事的地方，但那个地方不是它的位置。

　　方伦站在门口，看着那本书孤零零地躺在椅子上，心里忽然有些不舒服。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梅奕安已经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戴上耳机，开始看书。

　　方伦把那句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走到自己的桌前，坐下，翻开书。他盯着书页看了很久，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那天晚上易家辉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方伦看见他站在那儿，看着那把椅子上的书，看了几秒。然后他走过去，把书拿起来，放回了桌上。他没有说话，没有看任何人，只是把书放回了它应该在的位置。

　　方伦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他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哪怕只是一句“是梅奕安放的”，或者“我帮你放回去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害怕。他怕自己说了，梅奕安会觉得他在多管闲事；他怕自己说了，钟青会觉得他在讨好易家辉；他怕自己说了，就会成为下一个被这样对待的人。

　　他太怕了，怕到连一句最简单的话都说不出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梅奕安和钟青的这种玩笑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易家辉的沉默越来越深，越来越冷。

　　有时候是在食堂。钟青端着餐盘走过来，看了一眼易家辉盘子里那点可怜的菜，笑着说：“老易，你就吃这个？够不够啊？要不要我分你一点？”语气很热情，热情得像在关心一个吃不饱饭的朋友。但方伦看见易家辉握着筷子的手指收紧了一下，指节泛白。他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吃完就走了。

　　有时候是在宿舍。梅奕安在打电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整间屋子都听见。“对，我们宿舍四个人，三个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不太合群。也不是不好，就是……你懂的。”他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但像一根针，扎在安静的空气里。

　　方伦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假装在看书。他能感觉到易家辉就在他身后，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会看见易家辉的脸，更怕回头会看见他的眼睛。

　　他想起高中时的一件事。那时候班上也有一个被孤立的同学，大家都叫他“怪人”，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同桌，没有人愿意和他一组做实验。方伦也不愿意。不是因为他讨厌那个人，而是因为他怕。他怕自己和他走得近了，也会变成被孤立的人。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远离，选择了做那个“正常人”。

　　那个人后来转学了。走的那天，方伦看见他一个人搬着书箱走出校门，没有人送他。方伦站在三楼的走廊上，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远，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不是愧疚，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看见另一个人在更远的地方沉下去，庆幸那个人不是自己。

　　现在，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易家辉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这是方伦很快就发现的事。梅奕安把书从桌上挪到椅子上，易家辉就把它放回去。钟青在食堂里“关心”他的伙食，易家辉第二天就带了更少的菜，吃得比平时还快。梅奕安在电话里说他“不太合群”，易家辉就在下一次宿舍集体活动时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全程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他不吵，不闹，不反击，但他也不低头。他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你们怎么对我，我无所谓。我还是我。

　　这种态度让梅奕安和钟青很不舒服。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天熄灯后，钟青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带着一种压抑的不满，“我们跟他说话，他爱答不理的。请他一起吃饭，他从来不去。搞得好像我们欠他似的。”

　　“他就是那种性格。”方伦小声说。

　　“什么性格？孤僻？清高？”钟青哼了一声，“我就不信，我们对他够客气了，他还想怎么样？”

　　方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想说，也许不是他的问题。他想说，也许你们说话的方式可以再温和一些。他想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多理解他一点。但这些话到了嘴边，都变成了沉默。

　　“别管他了。”梅奕安的声音从靠窗的位置传来，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冷淡，“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样子。”钟青嘟囔了一句，翻了个身，不再说话。

　　方伦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那条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光带还在，细细的，像一根银色的丝线。他盯着它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才闭上眼睛。

　　他想起易家辉刚来报到那天。穿着旧T恤，拎着军绿色的帆布包，站在门口，像一棵长在路边的树。他的东西很少，收拾得很快，每一件东西都被放在该放的位置。方伦注意到他的手——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虎口有一层薄薄的茧。

　　那是一双做惯了活的手。

　　方伦知道那种手。他父亲的手也是那样的。在工厂里干了三十年，手上的茧一层叠一层，像树的年轮。冬天的时候会裂口子，贴满了白色的胶布。方伦小时候不懂事，问父亲手疼不疼，父亲笑着说不疼，习惯了。

　　他不觉得易家辉和自己是一类人。他觉得自己比易家辉幸运——至少他的父母还在，至少他不用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至少他还能靠着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易家辉，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重的东西，像一件被水浸透了的棉袄，穿在身上，脱不下来。

　　但方伦不敢靠近他，他怕那件湿棉袄会贴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