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15日，清晨。

　　孙丽华骑着自行车穿过泾县县城的石板路。晨光熹微，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刚抽出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和早点摊的香气。她穿着白色衬衫和蓝色长裤，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书包，里面装着《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几份文件。

　　在工商局工作两年，孙丽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早晨：六点半起床，洗漱，吃早饭，七点出门，七点半到单位，整理文件，准备一天的工作。生活规律得近乎刻板，但她喜欢这种秩序感，秩序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可控。

　　内心深处，孙丽华又对这种安稳感到一丝不安。她今年二十四岁，中专毕业，在工商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但她总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是这样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然后重复父母的生活。

　　她想做点什么，改变点什么。只是不知道从何做起。

　　骑到工商局门口，孙丽华锁好自行车，走进办公楼。大厅里已经有人了——是前几天来咨询政策的那个知青，陈启明。

　　“孙同志，早。”陈启明看见她，走过来打招呼。

　　“陈同志，你怎么来了？”孙丽华有些意外。

　　“我送第二批货到供销社，顺便来问问，像我们这种副业组，如果要正式备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陈启明说。

　　孙丽华看了看手表：“我八点上班，现在还有二十分钟。你到会议室等我吧，我放下东西就过去。”

　　“好，麻烦你了。”

　　孙丽华上楼到办公室，放下书包，喝了口水，然后拿着笔记本来到会议室。陈启明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桌上放着一叠材料。

　　“这是我们的生产记录、销售记录、成本核算。”陈启明把材料推过来，“还有生产队同意成立副业组的证明。”

　　孙丽华接过材料，仔细翻看。记录很详细：每天用了多少竹子，做了多少个灯罩，每个灯罩的成本多少，卖给供销社的价格多少，收入多少，分配方案……字迹工整，数据清晰。

　　“这些都是你整理的？”她问。

　　“主要是我们组的周文整理的，他是上海知青，做事很细致。”陈启明说。

　　孙丽华点点头，继续看。材料显示，从4月5日到4月14日，副业组一共做了三十八个灯罩，卖了三十个，收入八块四毛钱。扣除成本，净利润五块二毛钱。按照协议，三块六毛四上交生产队，一块五毛六作为组员奖励。

　　“效率挺高的。”孙丽华评价道，“十天时间，业余时间，能做到这样不错了。”

　　“主要是大家有积极性。”陈启明说，“孙同志，如果我们想正式备案，下一步该怎么做？”

　　孙丽华放下材料，认真地说：“首先，你们要以生产队的名义，向公社打正式报告，申请成立‘竹编副业组’，说明生产内容、规模、管理模式、收益分配方案。公社批准后，会把文件转到我们这里备案。备案后，你们就合法了，可以光明正大地生产销售。”

　　“那公社批准的可能性大吗？”陈启明问。

　　“要看你们公社领导的态度。”孙丽华说，“现在中央精神是鼓励农村副业，但具体到基层，有的领导思想解放，有的领导保守。你们青石岭的赵为民书记，我听说过，是比较开明的。如果他支持，问题就不大。”

　　陈启明记下了：“那我回去就准备报告。”

　　“还有，”孙丽华补充，“你们的账目要继续做好。特别是原材料来源、产品销售、收益分配，每一笔都要清楚。这样万一有人查，也能说得清。”

　　“明白。”陈启明点头，“孙同志，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如果我们想把产品卖到省城，甚至外省，该怎么操作？”

　　孙丽华想了想：“跨区域销售需要办理‘外销证’。这个证不好办，需要证明你们的产品有独特性，有市场需求。我建议你们先在本县做出名气，积累一些成绩，再考虑扩张。”

　　“那如果……我们想做出口呢？”陈启明试探着问。

　　“出口？”孙丽华惊讶地看着他，“你想得太远了吧？竹编工艺品出口，只有浙江、福建少数几个地方有。而且需要外贸公司代理，手续非常复杂。”

　　“我知道很难。”陈启明说，“但我舅舅在广州工作，他说现在国家鼓励出口创汇。如果我们能做出口，赚外汇，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孙丽华沉默了。她重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的知青：皮肤黝黑，衣着朴素，但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锐气和远见。在1978年的皖南山区，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挣扎，他已经想到了出口创汇。

　　“如果你真想了解出口政策，我可以帮你找找资料。”孙丽华说，“不过我要提醒你：出口产品的标准很高，质量、包装、设计都有严格要求。你们现在的水平，还差得远。”

　　“所以我们想学习，想提高。”陈启明诚恳地说，“孙同志，你见多识广，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哪里能找到好的设计资料？哪里能学到先进的工艺？”

　　孙丽华看着他那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心里某处被触动了。她想起父亲平反回城后说的话：“丽华，这个国家要变了。有想法、肯干事的年轻人，会有机会。”

　　“这样吧，”她说，“我父亲是中学老师，家里有些书，也许对你们有用。明天我带来，你可以看看。”

　　“真的？太感谢了！”陈启明眼睛亮了。

　　“不过，”孙丽华压低声音，“有些书是‘内部资料’，不能外传。你只能在局里看，不能带走，也不能跟别人说是我借给你的。”

　　“我保证！”陈启明郑重地说。

　　第二天中午，孙丽华果然带来了几本书：《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图案设计基础》《对外贸易实务》。还有几本杂志：《装饰》《中国纺织美术》。

　　陈启明如获至宝，在会议室里埋头看起来。这些书在2023年不算什么，但在1978年，尤其是在皖南山区，简直就是宝藏。书里有各种传统纹样、现代设计理论、外贸流程介绍，都是他们急需的知识。

　　孙丽华偶尔进来倒水，看见陈启明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那专注的神情让她想起了年轻时的父亲——也是这么如饥似渴地学习。

　　“有什么收获吗？”她问。

　　“太多了！”陈启明抬起头，眼睛发亮，“比如这本书里说，中国传统图案有吉祥寓意：蝙蝠代表‘福’，鱼代表‘有余’，葫芦代表‘福禄’。如果我们把这些元素用到竹编设计里，产品会更有文化内涵。”

　　“你还真会举一反三。”孙丽华笑了。

　　“还有这本《对外贸易实务》。”陈启明翻到一页，“里面提到‘补偿贸易’，就是用产品偿还设备贷款。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引进一些先进工具，生产效率会大大提高。”

　　“先进工具？哪里来？”

　　“可以从广东、福建那边想办法。”陈启明说，“我舅舅说，那边现在有很多‘三来一补’企业，从香港、台湾引进设备。”

　　孙丽华听着，心里对这个知青刮目相看。他不仅敢想，而且想的都是具体可行的路径。

　　“陈同志，”她忽然问，“你高中毕业，怎么懂这么多？”

　　陈启明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我爱看书，什么书都看。而且我觉得，做事不能只顾眼前，要看得远一点。”

　　这个回答很聪明，既没暴露穿越的秘密，又解释了他的“见识”。

　　下午，陈启明要回青石岭了。临走前，孙丽华又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农村社队企业财务管理》。这是她自己整理的，结合工商局的工作经验，总结了社队企业常见的财务问题和解决方法。

　　“这个对你应该有用。”她说。

　　陈启明接过册子，翻了几页，内容非常实用：如何建账，如何成本核算，如何分配收益，如何税务处理……

　　“孙同志，这太珍贵了。”他感激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不用谢。”孙丽华说，“我也希望你们能成功。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我。”

　　“一定！”

　　看着陈启明离去的背影，孙丽华站在工商局门口，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每天处理着各种文件和申请，生活平静但乏味。而今天，她感觉自己参与了一件有生命力的事——帮助一群年轻人，去尝试，去创造。

　　这让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丽华，历史的转折时刻，往往是由普通人推动的。也许你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只要你做了一点事，推动了一点改变，就是参与了历史。”

　　回到办公室，孙丽华坐在桌前，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开始写日记。这是她保持了十年的习惯。

　　“1978年4月16日。今天，那个叫陈启明的知青又来咨询政策。他很有想法，也很有行动力。他们做的竹编灯罩，工艺不错，设计也有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学习，想要提高，想要做更大。

　　我借给他几本书，还给了他一本财务管理手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能成。

　　也许，这就是父亲说的‘历史的转折时刻’？也许，像陈启明这样的普通人，正在用他们的行动，一点一点地改变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但我愿意帮他们。

　　因为帮他们，就是帮那个更好的未来，早一点到来。”

　　写完，孙丽华合上日记本，望向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县城的屋顶上，给这个平凡的小城镀上了一层金色。

　　而在几十里外的青石岭，陈启明正在柴房里，和伙伴们分享今天的收获。

　　“这是孙丽华同志借给我们的书。”他把书摆在桌上，“大家轮着看，尽快把里面的知识消化掉。周文，重点看设计；建军，重点看工艺；国庆，重点看市场；我研究财务和管理。”

　　四个人围着煤油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知识像光，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

　　夜深了，陈启明最后一个离开柴房。他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斗，想起了孙丽华那双透过眼镜看世界的眼睛。

　　那个年轻的工商局办事员，不仅给了他们知识，更给了他们信心——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都保守，都僵化。也有人愿意理解，愿意支持，愿意为新生事物开一扇窗。

　　而这，也许就是中国能够走出一条独特改革道路的原因之一：在旧的体制内，孕育着新的力量；在僵化的框架中，生长着活的细胞。

　　陈启明深吸一口气，山间清凉的空气进入肺腑。

　　他知道，路还很长。但至少，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走。

　　有伙伴，有知识，有孙丽华这样的支持者，还有这个正在缓慢但坚定地打开的时代。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