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28日，青石岭生产队办公室。

　　陈启明拿着最新一期的《人民日报》，手指微微颤抖。第四版上一篇报道的标题像火焰一样灼烧着他的眼睛：《关于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通知》。文章不长，但每个字都重若千钧：

　　“为了加快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凡是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国家要通过贷款、税收等经济手段，对社队企业给予扶持……”

　　“李队长！孙会计！”陈启明几乎是跑着冲进办公室，“中央发文了！支持社队企业！”

　　李建国正在和孙福贵核对春耕的化肥分配，被陈启明这突如其来的激动吓了一跳。他接过报纸，眯着眼睛看——李建国识字不多，读得慢，但关键句子还是看懂了。

　　“社队企业……大发展……”他喃喃念着，抬头看陈启明，“这是说，咱们搞竹编副业，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岂止符合，是鼓励！”陈启明指着文章，“您看这里：‘凡是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竹子是不是农副产品？竹编是不是加工？咱们完全符合条件！”

　　孙福贵凑过来看，他的阅读能力比李建国好，很快就把握了文章的核心：“文章还提到‘国家要通过贷款、税收等经济手段给予扶持’。这意味着，如果咱们的正规化了，可能还能申请贷款？”

　　“对！”陈启明眼睛发亮，“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中央给了政策，咱们应该抓住，把竹编副业组正规化，扩大规模，做大做强！”

　　李建国沉默了。他抽了几口烟，烟雾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弥漫。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小陈啊，你的热情我理解。但你要知道，文件是文件，执行是执行。中央的文件到省里，省里到地区，地区到县里，县里到公社，最后到咱们生产队，每一层都可能打折，可能拖延，可能歪曲。”

　　这是实情。陈启明知道李建国不是故意泼冷水，而是在陈述基层的现实。

　　“所以咱们不能等。”陈启明说，“等文件一层层传达下来，黄花菜都凉了。咱们要主动出击，用这个文件作为武器，去争取支持。”

　　“怎么争取？”

　　“写报告。”陈启明从包里拿出一叠稿纸，“我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成立青石岭竹编工艺合作社的可行性报告》。报告里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基础、优势、市场前景，还有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只要李队长签字，孙会计盖章，咱们就能正式向公社申请。”

　　李建国和孙福贵对视了一眼。他们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央文件提供的可能性。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任何变革都有风险。

　　“报告我可以看，但签字……”李建国犹豫，“小陈，你要知道，我签了这个字，就等于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了。万一公社不同意，万一上面有不同意见，我就成了‘出头鸟’。”

　　“李队长，您看我这么算。”陈启明早就准备好了说辞，“咱们竹编副业组，从4月5日成立到现在，23天时间，做了87个灯罩，卖了74个，总收入20块7毛2分。扣除成本，净利润12块8毛6分。按照咱们的协议，8块9毛上交队里，3块9毛6分作为组员奖励。”

　　他顿了顿，看着李建国和孙福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咱们四个人，利用业余时间，23天就给队里创造了接近9块钱的纯收入。如果咱们正规化，扩大规模，吸纳更多社员参加，一个月给队里创造三四十块钱的收入，完全有可能。”

　　“三四十块……”孙福贵拨了拨算盘，“那一年就是四五百块。相当于六七个全劳力一年的工分收入。”

　　“对！”陈启明趁热打铁，“而且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我们能打开省城市场，甚至出口，收入还能翻几倍。到时候，队里就有钱了，可以修水利，买化肥，改善小学条件，给困难户补助……李队长，孙会计，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番话打动了李建国。作为一个生产队长，他最头疼的就是集体没钱。每年春耕买化肥、买农药，都要到处求人；社员生病了，队里拿不出钱补助；学校缺桌椅，也只能将就。如果竹编真能带来稳定收入，那确实解决了大问题。

　　“报告给我看看。”李建国终于说。

　　陈启明把报告递过去。这份报告他花了三个晚上，参考了孙丽华提供的资料，写得非常详细：

　　第一部分，市场分析：通过县城供销社的销售数据，证明竹编工艺品有市场需求；通过省城和广州的市场调研（其实是陈启明根据未来知识推断的），说明市场潜力巨大。

　　第二部分，技术基础：介绍了青石岭的竹编传统，现有技术人员的水平，以及通过试验掌握的新工艺。

　　第三部分，经济效益预测：第一年预计产值500元，净利润200元；第二年产值800元，净利润350元；第三年产值1200元，净利润500元。

　　第四部分，对集体经济的贡献：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还能解决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培养技术人才，提升青石岭的知名度。

　　第五部分，需要支持的事项：请求公社批准成立合作社；请求工商局备案；请求信用社提供200元贷款用于购买工具和材料。

　　报告的最后，陈启明引用了《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话：“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李建国看完报告，沉默了很长时间。他识字不多，但报告的逻辑清晰，数据扎实，愿景诱人。

　　“老孙，你怎么看？”他把报告递给孙福贵。

　　孙福贵看得更仔细。作为一个会计，他对数字敏感，对风险也敏感。他注意到报告里的几个关键点：第一，市场预测是基于“如果打开省城市场”“如果能够出口”，这两个“如果”都存在不确定性；第二，技术基础部分提到“新工艺”，但新工艺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需要验证；第三，200元贷款不是小数目，信用社不一定批。

　　“报告写得很好。”孙福贵说，“但风险也很大。小陈，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如果省城市场打不开怎么办？第二，如果新工艺在生产中出问题怎么办？第三，如果信用社不批贷款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很实际。陈启明早有准备：

　　“孙会计，我来回答。第一，省城市场打不开，我们还有县城市场。根据我们的销售数据，县城市场每个月消化三四十个灯罩没问题，这就够我们维持了。第二，新工艺我们已经试验了一个月，做了八次改进，现在很稳定。而且，我们会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保证质量。第三，信用社贷款确实有难度，但我们可以分步走：先用自有资金小规模生产，等有了效益再申请贷款。或者，我们可以尝试‘社员集资’，让参加合作社的社员每人出一点钱，作为启动资金。”

　　这个回答让孙福贵刮目相看。陈启明不仅看到了机会，也想到了风险和对策。

　　“李队长，”孙福贵转向李建国，“我觉得可以试试。报告写得扎实，考虑得也周全。就算最后不成，损失也有限——竹子是咱们山上的，人力是业余时间，最大的风险不过是浪费些时间。”

　　李建国又抽了几口烟，终于下定了决心：“好！我签字！小陈，你把报告再抄一份干净的，我签字盖章。然后你去公社找赵书记。记住，态度要诚恳，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

　　“明白！”陈启明激动地说。

　　接下来的两天，陈启明和周文一起，把报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三份：一份留生产队，一份交公社，一份准备交工商局。报告抄完后，李建国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生产队的公章。

　　4月30日一大早，陈启明带着报告，坐上了去公社的卡车。

　　公社大院里，赵为民正在开会。陈启明在办公室外等了两个小时，会议才结束。赵为民走出来时，看见陈启明，有些意外：“小陈？你怎么来了？”

　　“赵书记，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陈启明说。

　　“进来说。”

　　走进办公室，陈启明把报告递过去：“赵书记，这是我们青石岭生产队关于成立竹编工艺合作社的可行性报告。李建国队长已经签字同意，请公社审批。”

　　赵为民接过报告，没有马上看，而是先给陈启明倒了杯水：“你先坐，我看看。”

　　他看得很仔细，不时用笔在纸上做记号。半小时后，他抬起头，看着陈启明：“报告是你写的？”

　　“大部分是我写的，周文帮忙整理了数据。”

　　“写得很好。”赵为民评价，“市场分析有依据，技术说明很清晰，经济效益预测也合理。特别是最后引用的中央文件精神，很到位。”

　　陈启明心里一喜，但赵为民接下来的话让他冷静下来。

　　“不过，小陈，你要知道，这份报告如果批了，就是咱们公社第一个正式的‘社队企业’。虽然中央有文件支持，但具体执行中，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可能会说：‘竹编算什么企业？不就是几个篾匠编筐吗？’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还有些人可能会质疑：‘收益分配怎么保证公平？’”

　　这些问题，陈启明在写报告时都考虑过：“赵书记，关于这些问题，我有一些想法：第一，竹编工艺合作社不是简单的‘编筐’，是工艺品生产，有设计，有品牌，有市场，符合中央说的‘农村加工’。第二，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生产，不影响农业生产。第三，收益分配方案在报告里有详细说明：70%归集体，20%作为发展基金，10%作为社员奖励。这个比例可以讨论，但原则是明确的——集体拿大头，个人拿小头，兼顾公平和效率。”

　　赵为民点点头：“你想得很周全。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谁来管理？怎么保证合作社不偏离方向？”

　　这个问题陈启明思考了很久。他知道，在1978年，让个人完全管理一个集体企业是不可能的，也不被允许。但完全由生产队管理，又可能效率低下。

　　“我建议实行‘队管社营’。”陈启明说，“生产队成立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和重大决策；合作社设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经理可以由社员选举产生，报生产队批准。”

　　“那你觉得，谁适合当经理？”赵为民问。

　　陈启明犹豫了一下：“如果大家信任，我愿意试试。”

　　赵为民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也有能力。但太年轻，资历浅，又是知青——不是本地人。

　　“小陈，如果让你当经理，你会怎么做？”

　　陈启明早有准备：“第一，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第二，开拓市场，不仅要巩固县城市场，还要尝试进入省城；第三，培养技术人才，把老篾匠的经验和新工艺结合起来；第四，透明化管理，所有账目公开，接受社员监督。”

　　“听起来不错。”赵为民说，“但你要知道，经理不是好当的。做好了，有人说你‘出风头’；做不好，有人说你‘瞎折腾’。而且，你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工资，只有绩效奖励。如果合作社亏损，你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陈启明坚定地说。

　　赵为民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了字：“好，我批了。但有几个条件：第一，先试点三个月，三个月后要向公社汇报成果；第二，合作社的账目要每月报公社审核；第三，如果出现社员纠纷或质量事故，公社有权叫停。”

　　“同意！”陈启明激动地站起来。

　　“别急，还有。”赵为民说，“你的经理任命，需要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这是程序问题，不能省。”

　　“我明白。”

　　拿着批了字的报告，陈启明走出公社大院时，脚步都轻快了。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但却是关键的一步——青石岭竹编工艺合作社，可以正式成立了！

　　回青石岭的卡车上，陈启明看着窗外的青山绿水，心里涌起一股豪情。1978年的中国，就像这春天的山野，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而他们，正赶上了这个时代。

　　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要开社员大会，要选举经理，要制定章程，要组织生产，要开拓市场……每一步都不容易。

　　但他不怕。因为这是他想做的事，这是时代允许做的事，这是能够改变一群人命运的事。

　　卡车颠簸着前行，陈启明抱紧了怀里的报告。那份薄薄的纸，此刻重若千钧。

　　因为那不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份承诺，一份责任，一份对未来的期许。

　　他要带着青石岭的乡亲们，走出贫困，走向富裕。

　　他要证明，在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普通人也能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