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12日，傍晚。

　　青石岭生产队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凝重。李建国队长坐在桌前抽着旱烟，眉头紧锁。会计孙福贵在打算盘，噼啪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陈启明站在桌前，心里有些忐忑。

　　“小陈啊，”李建国终于开口，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有人反映，你们几个知青，最近经常晚上聚在李家柴房，神神秘秘的，在搞什么？”

　　陈启明的心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

　　“李队长，我们是在搞竹编试验。”他如实回答，“想试试能不能做出更好的竹编产品。”

　　“竹编试验？”李建国磕了磕烟锅，“那为啥不白天搞？为啥要晚上偷偷摸摸的？”

　　“白天要上工，没时间。”陈启明说，“而且只是试验阶段，不想太张扬，免得做不成让人笑话。”

　　孙福贵停下算盘，推了推眼镜：“小陈同志，我理解你们年轻人有想法。但这事，有几个问题：第一，你们用的竹子是队里的集体财产，没经过批准就使用，这不合规矩；第二，你们晚上聚在一起，容易让人说闲话；第三，最重要的是——你们做的竹编，卖了吗？”

　　问题很直接，也很尖锐。陈启明知道，瞒不住了。

　　“卖过一次。”他坦白说，“4月5日，我们做了二十个竹编灯罩，卖给县城供销社，收入五块六毛钱。”

　　“五块六毛钱？”李建国坐直了身子，“钱呢？”

　　陈启明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皮盒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四块钱，还有详细的账本。

　　孙福贵拿起账本，仔细翻看。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材料成本一块四毛八，毛利四块一毛二。你们四个人，每人分了四毛钱？

　　是。陈启明点头，我们觉得，第一笔收入，应该有点象征性的回报。

　　胡闹！李建国一拍桌子，集体的竹子，你们用了，赚的钱自己分？这叫什么？这叫侵占集体财产！这叫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四个字，像四把锤子，敲在陈启明心上。

　　1978年，“投机倒把”还是个很重的罪名。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中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基层，很多干部的思想还没转过弯来，对“做生意”“赚钱”仍然敏感。

　　“李队长，孙会计，我们不是故意的。”陈启明努力解释，“我们只是想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向队里汇报，争取队里支持。如果失败了，损失我们自己承担，不连累集体。”

　　“现在问题不是成功失败，是性质问题！”李建国声音很大，“你们这是私自搞副业，私自卖货，私自分钱！这事要是传到公社，传到县里，我这个队长都要受处分！”

　　陈启明沉默了。他知道李建国说得对。在这个集体主义时代，任何个人或小团体绕过集体做事，都是不被允许的。

　　“那现在怎么办？”孙福贵问李建国。

　　李建国抽了几口烟，沉思良久：“这样，钱先交到队里。你们几个，写份检查，深刻认识错误。至于竹编试验……暂时停止。等队里研究研究，再说。”

　　“停止？”陈启明急了，“李队长，我们刚刚有点起色，供销社还等着下一批货呢！”

　　“那也不行！”李建国态度坚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事必须按程序来。”

　　离开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陈启明走在回知青点的路上，脚步沉重。夜风吹在脸上，很凉，但凉不过他的心。

　　他原以为，只要小心翼翼，低调做事，就能慢慢把竹编试验搞起来。但现在看来，在1978年的中国农村，绕不过去的坎。

　　回到知青点，周文、王国庆、李建军都在等着。看到陈启明的表情，他们就知道事情不妙。

　　“怎么样？”周文问。

　　陈启明把情况说了一遍。听完，三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停止？”王国庆跳起来，“那我们这些天的努力白费了？供销社的订单怎么办？”

　　“李队长说，要等队里研究。”陈启明说，“但什么时候研究，研究出什么结果，都不确定。”

　　“我爹也知道了。”李建军低着头，“他骂了我一顿，说我不务正业，给家里惹麻烦。”

　　气氛很压抑。煤油灯的光在四个人脸上跳跃，映出沮丧和迷茫。

　　“要不……算了吧。”李建军小声说，“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还担这么大风险。”

　　“不行。”陈启明摇头，“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不放弃能怎么办？”王国庆摊手，“队长都发话了，难道我们还能对着干？”

　　陈启明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他知道，这是创业路上必须面对的第一道坎。在后世的改革开放史中，多少民营企业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困境：想做点事，但处处受限；想创新，但层层审批。

　　“这样，”陈启明停下脚步，“明天我去一趟县工商局，咨询一下政策。看看我们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才算合法。”

　　“工商局？”周文疑惑，“他们会管我们这种小事？”

　　“工商局管个体工商户登记，管市场交易。”陈启明说，“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个体工商户，但去了解一下政策，总没坏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想问问，像我们这样的小作坊，能不能正规注册。”

　　“注册？”三个人都愣了。在1978年，“注册”这个词对农村人来说还很陌生。

　　“对，注册。”陈启明说，“光明正大地干，名正言顺地挣钱。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我们‘投机倒把’了。”

　　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有吸引力。

　　第二天一早，陈启明带着介绍信和那份账本，坐上了去县城的卡车。他心里没底，但必须试试。

　　县工商局在一座旧式办公楼里，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走进大厅，里面人不多，几个办事窗口，工作人员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聊天。

　　陈启明走到一个挂着“个体经济管理”牌子的窗口前。窗口里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正在整理文件。她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辫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文静。

　　“同志你好，”陈启明开口，“我想咨询一下政策。”

　　姑娘抬起头，透过眼镜打量他：“什么政策？”

　　“关于农村手工业的。”陈启明说，“我们生产队有几个知青，会竹编手艺，想做一些竹编工艺品卖。但队里说这属于‘投机倒把’，不让干。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合法地做这件事？”

　　姑娘推了推眼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你是哪个公社的？”

　　“青石岭公社。”

　　“青石岭……”姑娘想了想，“你们做什么竹编？卖给谁？”

　　“做竹编灯罩，卖给县城供销社。”陈启明从包里拿出一个样品——这是他特意带上的，是改进后的第二批灯罩，上面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字，“就是这个。”

　　姑娘接过灯罩，仔细看了看，眼睛亮了一下：“工艺不错，字也写得好。你们知青做的？”

　　“对，我们四个人：一个会手艺，一个会设计，一个会销售，我负责协调。”陈启明说。

　　姑娘把灯罩还给他，想了想说：“按照国家政策，农村社队可以发展集体副业。你们如果以生产队的名义搞竹编副业，是允许的。但如果是你们几个人私下搞，确实有风险。”

　　“那如果我们想以生产队的名义搞，需要什么手续？”陈启明问。

　　“首先，生产队要打报告给公社，申请成立‘竹编副业组’。公社批准后，到我们这里备案。然后，副业组的收入要纳入集体账目，社员按工分分配。”姑娘说得条理清晰，“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对这种‘副业’还持观望态度。”姑娘压低声音，“尤其是你们这种‘工艺品’，不是传统的农副产品，有些领导会觉得‘不务正业’。”

　　陈启明听出了话外之音：“那您的建议是？”

　　姑娘看了看四周，声音更低了：“我建议你们，先小规模试验，做出成绩。然后用事实说话——如果你们真能赚到钱，真能增加集体收入，队里、公社里的阻力就会小很多。这叫‘用效益换政策’。”

　　陈启明心里一动。这个姑娘不简单，她不仅懂政策，还懂策略。

　　“谢谢同志指点。”他诚恳地说，“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我姓孙，孙丽华。”姑娘说，“在这里工作两年了。”

　　孙丽华。陈启明记下了这个名字。

　　“孙同志，还有一个问题。”他继续问，“如果我们想把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比如省城，甚至外省，需要什么手续？”

　　“跨区域销售需要‘外销证’。”孙丽华说，“不过那个很难办，要县里甚至地区批准。我建议你们先在本县站稳脚跟。等规模大了，再考虑扩张。”

　　又问了一些细节问题，陈启明才道谢离开。走出工商局时，他的心情轻松了不少。虽然政策风险依然存在，但至少知道了合法化的路径，也遇到了一个懂政策、愿意指点的好人。

　　在回程的卡车上，陈启明思考着孙丽华的话：“用效益换政策”。这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生存智慧——很多改革，不是从上到下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闯出来的。先有实践，后有政策；先有效益，后有认可。

　　回到青石岭，已经是下午。陈启明直接去找李建国队长。

　　“李队长，我去县工商局咨询过了。”他把了解到的政策一五一十地汇报，“如果我们以生产队的名义成立‘竹编副业组’，是符合政策的。收入归集体，社员按工分分配，这样就不算‘投机倒把’了。”

　　李建国抽着烟，没说话。孙福贵在旁边拨算盘，也沉默着。

　　“队长，我知道您有顾虑。”陈启明继续说，“但您想想：如果这个副业组真能搞起来，每个月能给队里增加十几块甚至几十块的收入。这些钱可以用来修水利，买化肥，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好事啊！”

　　“道理是这个道理……”李建国终于开口，“但公社那边，不好交代。万一有人说我们‘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怎么解释？”

　　“我们可以先试点。”陈启明说，“就我们四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干。如果三个月后，确实有效益，再正式向公社汇报。如果没效益，就停掉，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个提议很谨慎，也很务实。李建国和孙福贵交换了一下眼神。

　　“老孙，你怎么看？”李建国问。

　　孙福贵放下算盘：“从账面上算，如果每月能有十几块收入，确实不错。但关键是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万一产品卖不出去，或者政策有变，队里要担责任。”

　　“所以我们要签个协议。”陈启明早有准备，“我们四个人立军令状：如果副业组亏损，亏损部分从我们工分里扣。如果盈利，盈利的70%上交集体，30%作为我们的奖励。这样，队里没有风险，我们也有积极性。”

　　这个方案让李建国动心了。没有风险，可能有的收益，这买卖划算。

　　“那……试试？”他看着孙福贵。

　　孙福贵想了想，点点头：“可以试试。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影响白天生产；第二，所有收支必须有明细账，我随时可以查；第三，如果公社有意见，随时停止。”

　　“同意！”陈启明立即答应。

　　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场政策风险危机后，“青石岭竹编副业组”以半合法的形式成立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向公社报备，但至少得到了生产队的默许。

　　晚上，陈启明把这个消息告诉三个伙伴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总算可以继续干了。”周文说。

　　“不过我们要更小心。”陈启明提醒，“账目要清楚，质量要保证，不能出任何差错。我们现在是在走钢丝，一步都不能错。”

　　“明白。”三个人点头。

　　陈启明拿出笔记本，开始写新的计划：

　　“1978年4月12日。政策风险初现，危机转化为转机。经验：1.在中国做事，必须懂政策，守规矩；2.‘用效益换政策’是可行策略；3.寻找体制内的支持者很重要（孙丽华）。

　　新目标：1.三个月内，月收入达到20元；2.产品质量稳定，建立口碑；3.争取年底前正式注册。

　　路还长，但至少可以继续走了。”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吹灭煤油灯。

　　窗外，月光如水。山村的夜晚依然安静，但陈启明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闯过了第一道关。虽然只是暂时的妥协，但毕竟赢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而这样的关，在未来还会有很多。每一次闯关，都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点运气。

　　但创业就是这样——在限制中寻找空间，在风险中把握机会，在困境中杀出一条路。

　　陈启明躺在床上，想起了孙丽华那双透过眼镜看世界的眼睛。那个年轻的工商局办事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还会再见面。

　　而这个念头，让他在这个春夜里，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