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二嬢嬢

　　记得有好几次下去，正逢奶奶病得比较重，去卫生院住院治疗。现在知道那时候“沟东”的二嬢嬢是（马塘镇上）那家卫生院的护士，所以对奶奶会有特别的关心和照顾。

　　现在还记得，二嬢嬢那个时候应该也就十几二十来岁的样子吧，个头不高，但两只眼睛大大的，嘴巴很好看，两边还时常会出现小酒窝。她在卫生院里，一穿上那件白大褂，尤其是夏天，短袖子，露出她农村乡下稍有的白嫩的手臂来，在我当时的脑海里，用现在的话讲，就真是个女神了。

　　记得那回我陪奶奶一起睡在卫生院的床位上，乡下的床都是由帐子的，帐子还有些透明；有一次二嬢嬢是拿了什么药送过来给奶奶也不记得是啥了，当她洁白的手臂从蚊帐外面伸进来（把药送进来）的一瞬间，我记得我很“放肆”地抓住她的手和手臂，不让她把手抽回去。其实现在看来那是件有些冒犯的事情了，以为孩子调皮啥的，所以就依着我，等我把手松开了，才一边说着别让蚊子进来了，一边缓缓把手收回去。

　　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已经四五年级了吧，具体也确定不了了。

　　后来最近一次去乡下，我让哥哥陪我，特地去了趟马塘镇她家里（她在那里置办的商品房）。果然是二嬢嬢，虽说年岁已经很大了（想想看，我那次去乡下都已经快六十了），但依然很美好，气质也很好（可能是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特别优越）。其实当时我就想着把当时自己的“糗事”跟她说的，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敢。

　　也幸亏有了在卫生院当护士的二嬢嬢了，奶奶病重时候可能住院就方便了许多。

　　顺便说一下，所谓“沟东”，就是我们这个“塬上”，与二嬢嬢住的那个塬上，中间隔了一条小河，其实水浅的时候都能跨过去，但为称呼起来方便，就沟东、沟东地叫习惯了。

　　“沟东”那个塬上，正面就是二嬢嬢他们一家。其实严格说起来，是而三爹爹他们家。三爹爹是生产队的正牌会计（不过据说有些时候账目不是很清楚，谁知道呢，可能是人家妒忌他家过得比旁人家好一些吧），三爹爹有三个女儿，大的印象不深（可能出嫁的早），第三个后来好像也是作了会计什么的，印象也不深了——反正除了二嬢嬢，其他一律印象不深就是了。

　　三爹爹他们家房子的东边，还有一家，我是称他二爹爹的，当时是大队支部书记。他们家有个孙子住在他们那里，叫戴兵（基本上都姓戴的），头很大，是我年幼时候的小玩伴之一（后来长大后专门开大巴挣钱）。

　　哦，对了，还有一家更重要的人家，也住在那个塬上，是在三爹爹家他们房子后面一些。现在也应该是我在乡下最亲近的小伙伴了，叫戴华，又叫戴春华。他爸爸叫戴金富，我管他爸爸叫叔叔——乡下管叔叔叫“夷”（音移），究竟是哪个yí，我至今也还没搞清楚。为方便起见，这里就暂且写作“夷”吧，因为在乡下，我会有很多的“夷”要介绍。

　　7，戴华。

　　就像前面所说，论乡下所有人，尤其还是我幼时的玩伴，戴华应该是我最亲密的好朋友了（一直到后来，我每次去乡下，都必然先要去到他开在马塘镇附近的小饭馆里，然后还要当天就去他们新造的房子里去拜访我的“夷”，和婶婶——就是经常卧床称病的那位）。

　　戴华的父亲（我的“夷”），那时候还在某个中学堂里做伙食的，也算是拿工资的，不像很多农村人当时都是拿公分的。所以家里条件相对也算不错的。但真正条件好起来，应该是戴华长大后，结了婚，又开起了饭馆。虽说生意肯定不好做，但因为他们的饭店是开在人家小工厂附近的公路旁边，总还是会有一定的稳定客流。

　　前面提到过，戴华并不是我夷戴金富和婶婶的血亲儿子，前面说的是领养，可能还有一种说法是“过继”？刚才百度了一下，通常讲，过继只是民间习俗中的一种做法，可以通过公正作个确认，但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确认性；反而领养、或者说抱养，在法律上称作收养，反倒是一种拟制血缘关系关系的行为，不管确定和解除，都必须通过法律途径予以实施。当然，像戴华他们这一辈，在被领养或者抱养的时候，法律肯定是不健全的，还没有观照到这个层面，尤其农村更是如此了吧。那就只有看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相处下来彼此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了。如果把根宝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反面教材；那戴华可就称得上是及其“成功”的正面典型了。尤其现今看起来，戴华非但自己和老婆开了小饭馆，多少挣了一些钱（有一次跟我谈心说下辈子都可以不愁吃穿了，只是考虑要不要扩大饭馆的经营规模），并且打小对戴金富叔叔和婶婶都是十分敬重和孝顺的；即便是从他对我奶奶（也是他的奶奶），也是特别的好，奶奶其实也是十分喜欢他的。

　　印象中小的时候，戴华还是比较内向的，不是特别调皮，不想戴兵（大头）、孙新华（生产队长的小儿子，哥哥去当了兵），还有“沟东”的石家金宝儿，再加上刘七嘿，个个都一等一的顽皮捣蛋。但戴华就像是个小哥哥，闷闷的，不会作出太出格的事情来。

　　没想到后来就特别的有出息，甚至可能就是那些小玩伴里长大后最有出息的那个了吧。至少不用他父母操心，还给父母带来更好的生活，造了新房子也没咋借钱，完全不像孙新华那种，为攀比造房子，据说是借了很多钱。

　　戴华夫妇那个饭店，开在距离马塘镇不远的一条公路边上。一来着附近有些民营小工厂，不管是吃个工作餐，还是有些要谈谈小生意的，都会过来；虽说边上也有不止一家开饭馆的，但他人聪明会想办法，而且待人和气，也不小气，所以客源相对还是比较稳当的。

　　另一方面，有些开班车或者长途卡车路过的，也会停下车来，进去吃点东西。

　　所以最近几年我去乡下（主要是给奶奶扫墓），除了车站（过苏通大桥直接进马塘），就会打车拐到他们的小饭馆里，先吃点东西，同时跟他们说一下自己的大致安排，他们也好帮着做些配合。

　　最近的一两次，最近的一次是和哥哥过去的，再前面一次是自己独资下去的，都从马塘过拐过去了一下；中间有一次是姐夫开车过去的，走的是孙家窑那个方向，直接就先去了他们在南头的家里。

　　戴华的女儿也成了亲，好像是住在NT市区里还是掘港县城里，开了一家婚纱摄影店，可能还有些小规模。看起来他女儿跟他一样，都会做生意。

　　我小时候应该是跟戴华最亲近的，因为年龄基本同岁数；但是现在能回忆起跟他小时候的事情却着实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起去看电影，其它基本上就想不起来什么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对戴华整体感觉和印象自然是很好的，反正每次下去，他家就像是个先落脚的地方，总是先跟他碰头后，再安排去别的其它什么地方。

　　记得稍早的时候有一年，应该是奶奶去世多少年，还是奶奶的冥寿日子，反正我们上海一家人，爸妈、我和老婆，还有哥哥（嫂子和侄女应该没去），姐姐、姐夫，可能外甥女也去了（具体记不太清了），一大家子开到戴华家里，他们事先收拾了屋子，让我们可以妥善住下。他家房子也大，平时都很空的。我们下去时，他女儿也不在，房间也可以空出来。

　　类似这种事情，连我们上一辈也是找的戴华家里，说明戴华对于我来讲，关系的亲密程度。

　　8，朱长林的故事。

　　提及乡下的朋友，除了那些打小的玩伴，还有一些叔叔（夷）辈的大人，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素，也与我产生了一些羁绊，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最有意思的就是朱长林。

　　印象中，可能我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朱长林到了上海，去到我们家里（应该是在商业一村的时候吧）。记忆比较深刻的是，爸爸帮他搞了一台什么牌子的缝纫机（好像是蝴蝶牌），可能是托运回去的。反正那时候（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当时最时髦的就是所谓“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一响应该就是类似于红灯、或者凯歌牌子的收音机了吧。

　　也不知道是爸爸要拜托他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我放假了让他带我去乡下），就去搞了一张缝纫机票子，帮了朱长林一下。后来可能我有一次去乡下就是朱叔叔带我下去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朱长林在乡下可算得上是个人物了，一直就是在大队部厮混的。主要是会搞些文艺表演，而且还懂一些会计类的事情。我跟他的交集过程中，主要有两件事情值得说一下，也是相当有趣了。

　　一个事情，就是刚才说的，他在我们整个十一大队，就是一个文艺骨干、文艺积极分子，社交也是十分活跃，人缘自然也不差，“八面玲珑”。他本身长得高高大大，四方脸，眼睛也相当有神，因为经常唱戏曲，嗓音也很是洪亮。

　　朱长林有个最好的搭档，叫做周克林，那是一个真的美男子，在农村土生土长，却就是那么的“细皮嫩肉”，人说话做事，都十分地有腔调，很得体；唯一缺憾，就是个子有点矮，因为经常跟朱长林在一起，就显得更矮一截了。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应该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左的状态，整天要搞一些文艺演出，还要参与公社甚至如东县里的评比啥的。没弄清楚这周克林是个什么来头，但每当一轮排练开始时，周克林就成了整台节目的“总导演”，在舞台底下运筹帷幄；而朱长林则在台上台下上蹿下跳的，主动充当了执行导演的角色。朱长林除了帮着做“执行”，自己也参与演出和排练。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总爱那某段锡剧的唱段来填词改词，作为自己的“创作剧目”进行排演。一般就是哪个最经典的曲调，这个让我直接哼哼还好，就是没弄清楚是哪个曲牌名了。

　　大队部就在“沟西”，一栋很大的房子，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个类似剧场的空旷所在，当然，最西头就是用泥啊砖啊砌起来的舞台了。一般大冬天，可能是比较农闲，这个就会有聚集许多乡亲，在屋子前面的大块平地上，随便地倚着靠着坐着地，晒晒太阳，聊聊闲篇啥的。到了朱长林他们要彩排的那几天，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

　　现在想来，也就是些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永远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但朱长林唱得可真心不错，有板有眼的。可能在他内心里，他是把演出当成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做的，总之他比那个“总导演”周克林还认真，还卖力。

　　与朱长林的另一个故事，其实主要是我自己的故事，而且还是个青涩的“爱情故事”，呵呵。

　　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年放暑假回乡下玩，正遇上朱长林他们要去其它大队查账——可能这是乡下“体制”里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相互轮流进行背靠背查账的工作。前面说了，朱长林除了文艺突出，还懂一些会计（就算他自己不懂，他是个带队的，自然里面有“专职”的会计一同前往），所以在去之前，问我想不想去其它地方看看玩玩。记得我当时还是有些怕生，有点扭捏；奶奶可能以为是舍不得离开她，就说伢儿你去吧，奶奶这阵子有些活儿正好抓紧把它做掉。

　　于是就坐上朱长林自行车的后座，跟着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玩。

　　去查账的地方，印象中是靠北面一些的，另外一个什么大队的。说是查账，其实就是过去吃吃喝喝，整天就是聚一帮人，对方大队的“骨干”（其实就是像朱长林那种不干正事的），跟我们这些过去的“查账人员”，每天“开会”，东拉西扯的，没个正经。

　　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过去，对方专门安排了一个人家，是来招待我们吃饭的。那户人家有俩小孩，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姐姐。一两天下来，有些熟络了，就经常一起玩些有的没的。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家里玩，有时候也会去临时安排我们查账组人员就寝的大队部的一个大房间里玩耍。

　　有一次我有些困乏了，就一个人半躺在那个大队部里自己的床上休息。中午的阳光太大，我还把几个窗户的帘子都给放下了。

　　正浅睡迷糊的时候，就听到有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喊我，越嘿、越嘿的。我知道是哪个小姐姐，突发奇想地想要吓唬她，就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悄悄走到门前，突然把门打开，刚要大声喊着嚇她，猛然看见她面对昏暗的屋子站着，外面的阳光射向她，（想在想来，应该是形成了一种逆光效应），就感觉她的头发在闪闪发着光，她的身姿也太好看了——我居然忍不住直接上前抱住了她！

　　这一下，她是真的被我吓到了，人瑟瑟发抖起来；但她并没有挣脱，而是任由我抱着。我自己也是一下子懵了，发觉不妥，立马松开了她。

　　她于是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对着我说，她弟弟叫我去她家一起玩之类的。我也就顺势给自己解围，跟着她就过去了。

　　到她家里以后，后来是怎么玩耍的，说了些什么，我都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别说现在，当时就脑子空空的，人就像个没脑子的木偶，做了些什么，后来怎样在她家吃了晚饭回到大队部睡觉，都没有任何记性了。

　　后来几天里，我们还是照样的一起玩耍，在她家里吃中饭、吃晚饭；但具体的细节，都没有进我的脑子，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终于，他们查账结束了。那天下午或傍晚的时候，在她家里吃了晚饭，我们就此别过。他们家里的人都送出门外来，我坐上朱长林的后车座，朱叔叔一边推着车子，一边跟他们（还有几个那边的干部）告别。我坐在后车座上，一直回头看，就是没见她出屋子；正郁闷着，突然瞥见她家屋子正前砖墙下，有一些开着花的花盆，花盆里的花，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密，花芯子和花瓣分辩不出来，那些花在傍晚余光的映射下，各种各样的颜色，都特别鲜艳，好看极了……

　　（上面的这段记忆，我早先曾专门写过一篇短小的散文：《太阳花》，可惜现在也不知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