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回结尾，杨一清于嘉靖九年十月病逝镇江，葬于竹林山。墓碑仅镌“明故少傅杨一清之墓”九字，冷清寂寥。然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人心公道，终难泯灭。自嘉靖十年起，朝局几度翻覆，世宗皇帝对这位四朝老臣的态度，也随着岁月流逝与政局变迁，悄然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嘉靖十一年春，紫禁城文华殿东暖阁。世宗朱厚熜正批阅奏章，忽将一份奏疏重重掷于案上，面色铁青。
司礼监掌印张佐侍立一旁，偷眼看去，乃是吏科给事中魏良弼弹劾首辅张璁（时已更名孚敬）的奏疏，列其“十大罪”：专权跋扈、排斥异己、贪墨受贿、纵容亲属、败坏盐法、贻误边事、结交内侍、欺君罔上、败坏士风、动摇国本。每一条都附有具体事例，言之凿凿。
“张孚敬……”世宗咬着牙念出这个名字。这位昔年因“大礼议”被他一手提拔的臣子，如今已权倾朝野，门生故吏遍及六部。更令他不安的是，张璁竟开始干预皇室事务——上月因选妃之事，张璁公然反对皇帝心意，称“不合礼制”。
“皇上息怒。”张佐小心翼翼道，“张阁老或有不当，然毕竟有功于社稷。”
“有功？”世宗冷笑，“他的功，就是替朕赶走了杨一清、杨廷和这些老臣！如今倒好，他自己成了最大的权臣！”
这话重若千钧。张佐不敢接话，心中却如明镜：皇帝对张璁的忍耐已到极限。自嘉靖八年扳倒杨一清后，张璁独相三年，排斥异己变本加厉。昔年盟友桂萼、方献夫，因与其争权皆被排挤出京；清流官员如唐龙、魏良弼等，更是屡遭打压。朝中已怨声载道。
更深层的是，世宗渐渐发觉，没了杨一清这等老成谋国之臣制衡，张璁行事愈发肆无忌惮。边事上，为节省开支大幅裁减九边军费，导致宣大、蓟辽防务空虚；财政上，废除杨一清推行的盐法改革，恢复旧制，盐课收入反降；吏治上，卖官鬻爵之风愈炽。这些，年轻的天子都看在眼里，悔意暗生。
四月，世宗突下诏：张璁以病乞休，准致仕，加特进光禄大夫。看似体面，实为罢相。张璁离京那日，百官相送者寥寥，与当年杨一清离京时百姓夹道、同僚挥泪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张璁既去，其党羽渐被清洗。汪鋐先调南京，后革职；霍韬贬官外放；方献夫、桂萼等早失势。朝局为之一变。
然继任首辅夏言，虽才具出众，却性刚愎，与次辅顾鼎臣、严嵩等明争暗斗不休。朝中党争未息，反添新乱。世宗处理政务时，常不自觉想起杨一清——那位老臣虽有时固执，却能顾全大局，调和各方。
嘉靖十二年三月，世宗夜梦。梦中见一老者，白发萧然，伏地泣诉：“臣肝脑涂地以报陛下，何忍以莫须有之罪，使臣死不瞑目？”视之，乃杨一清。世宗惊醒，汗透重衣。
次日早朝后，独召礼部尚书夏言至文华殿。夏言时已晋首辅，见皇帝面色凝重，小心翼翼问：“陛下有何圣谕？”
世宗沉默良久，忽问：“杨一清去世，几年了？”
夏言一怔：“回陛下，嘉靖九年十月至今，已近三年。”
“他那个案子……”世宗斟酌词句，“朱继宗所告，后来查实如何？”
夏言何等机敏，立即明白皇帝心意。他本就对张璁陷害杨一清不满，且欲收揽清流人心，遂躬身道：“陛下明鉴。当年朱继宗案，三法司会审后结论是‘无盗宸濠金事’，所谓受贿，仅查得张永曾送杨一清生辰贺礼百两，此乃官场常情，且杨公当年已有回礼。其余指控，皆无实据。然当时张璁掌权，刻意渲染，致使杨公蒙冤去职。”
世宗点点头：“朕记得，杨一清临终前，有遗疏进呈？”
“有。”夏言从袖中取出一份抄本——他早料到皇帝会问，已备好，“此疏不辩冤屈，只陈边事、盐法、吏治诸要务，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末言‘臣身死无憾，唯愿大明江山永固’。满朝读之，无不感泣。”
世宗接过，细读。当读到“臣自成化八年进士，历事四朝五十余载……今以暮年衰病，又蒙不白之冤，致仕归田”时，手指微颤。尤其最后“唯愿陛下念臣微劳，准臣携此清白之身，归葬故里”，令他心中刺痛。
良久，世宗放下抄本，长叹一声：“是老臣负朕，还是朕负老臣？”
夏言跪倒：“陛下切勿自责。当年事，皆因小人构陷，陛下受蒙蔽耳。今既明真相，当为杨公昭雪，以慰忠魂，以励来者。”
“如何昭雪？”
“臣以为，可先复其官职。杨公致仕时是少傅、太子太傅，可追复原职，并赐祭葬。”
世宗沉吟：“张璁虽去，其党羽尚在。若骤然昭雪，恐生议论。”
夏言道：“陛下，可先从边功入手。杨公总督三边时，曾大破鞑靼，巩固九边；定策迎立，更有大功于社稷。此皆天下共知。以此为由，无人敢非议。”
世宗终于点头：“依卿所议。拟旨吧。”
三日后，诏书下：
“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历事四朝，功在社稷。总督三边，勋劳懋著；赞襄大礼，忠悃夙坚。虽暮年致仕，然生平功绩，不可泯没。兹特追复原职，赐祭二坛，命有司治葬。应得恩恤，俱依例给予。钦此。”
诏书虽未明言“平反”，但“追复原职”四字，已是对朱继宗案的否定。消息传出，朝中清流振奋。魏良弼、唐龙等纷纷上疏，称“陛下追念旧勋，乾坤正气复伸”。连远在南京的致仕官员如廖纪等，亦来信称庆。
然这只是开始。诏书中未提谥号，未还罚没财产（虽当年未抄家，但多有扣罚），更未涉及对构陷者的追究。夏言明白，皇帝仍在观望，一步不能迈得太急。
却说诏书传到云南永昌卫，有一人闻讯，抚掌大笑，泪落沾襟。此人非别，正是正德六年状元、杨廷和之子杨慎。
杨慎因“大礼议”触怒世宗，嘉靖三年被廷杖，谪戍永昌，永不赦免。在滇南三十余年，他遍游山川，著书讲学，成为一代文宗。虽与杨一清并非至交，但同遭政治迫害，又敬其为人，常怀戚戚。
这日，杨慎正在安宁州遥岑楼讲学。此楼乃当地士绅所建，请杨慎主讲，滇中学子慕名而来，常聚数百人。杨慎博学宏才，讲经史、诗文、典制，滔滔不绝。
讲毕，有学子问：“先生，近日朝廷追复杨一清公官职，朝野称庆。学生闻杨公与令尊杨廷和公，当年因‘大礼议’有隙，不知先生对此事如何看待？”
杨慎正色道：“尔等小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家父与杨石淙公政见虽有不同，然皆为国为民，此所谓‘和而不同’。昔年石淙公致仕归乡，家父曾叹曰：‘朝中失一直臣，边关少一栋梁。’至于石淙公之功业——”他起身，踱步至窗前，遥望北方，缓缓道，“老夫戍滇多年，冷眼旁观朝局。自石淙公去后，张璁专权，朝政日非；夏言继之，党争愈烈；今严嵩当道，更是乌烟瘴气。边备废弛，倭寇猖獗，百姓困苦。每思及此，愈觉石淙公当年整顿边务、清理盐法、抑制豪强诸策，实为治国良方。若其政策得以延续，何至今日？”
众学子肃然。杨慎越说越激动：“石淙公一生，有四件大功，可标青史。其一，教育之功。成化、弘治间督学陕西，选拔人才，王阳明、吕柟等皆受其赏识；其二，安边之功。总制三边，修边墙，练精兵，鞑靼数年不敢犯；其三，除奸之功。与张永定计除刘瑾，朝野称快；其四，定策之功。武宗崩，无嗣，石淙公与家父等定策迎立今上，稳固社稷。”
他转身，对书童道：“取笔墨来！”
书童奉上笔墨纸砚。杨慎略一沉吟，挥毫写下一副对联：
“相业四朝称第一；人文六诏羡无双。”
写罢，掷笔道：“此联可悬于遥岑楼，让滇中学子知我大明曾有如此贤相。上联‘相业四朝’，言石淙公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出将入相，政绩斐然，堪称第一。下联‘人文六诏’，六诏乃云南古称，老夫在此讲学，常思中原人物，石淙公之文章功业，实令边陲士子仰慕无双。”
这副对联，后被镌刻木匾，悬于遥岑楼正堂。杨慎更在讲学时详述杨一清事迹，使其名声远播滇南。后世云南文人至遥岑楼，见此联必问杨一清故事，杨慎在滇弟子遂口耳相传，使这位远在江南的已故贤相，在西南边陲亦享有盛誉。
然杨慎在赞颂之余，亦有悲叹。他曾私下对弟子说：“石淙公得追复，固然可喜。然人死不能复生，谪戍不能还乡。朝廷欠他的，何止一纸诏书？更欠一个公道，一个彻底昭雪。”这话，后来传至京师，引起清流共鸣。
嘉靖二十年，朝局又变。夏言因收复河套事与世宗意见相左，更得罪锦衣卫都督陆炳，被革职下狱，后处死。严嵩继任首辅，从此开启长达十余年的专权时代。
严嵩其人，擅写青词，以此得宠；更精于权术，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蕃，任工部侍郎，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时人称“大丞相、小丞相”。朝政日益腐败。
此期间，边患达到顶峰。嘉靖二十一年，蒙古俺答部大举入侵，掠山西，深入千里，京师震动。二十三年，俺答再犯宣府，明军大败。二十五年，东南倭寇攻掠浙江、福建，杀掠无数。
世宗深居西苑，一心修道，朝政尽委严嵩。然边报警急，他亦难安心。一日，俺答犯大同的急报送至，世宗览罢，怒问严嵩：“九边防御，何至如此不堪？”
严嵩推诿：“此乃兵部调度失当。且边军缺饷，士不用命。”
“缺饷？”世宗冷笑，“太仓年入四百万，半数用于九边，还缺饷？”
严嵩不敢言。世宗忽想起什么，问侍立一旁的司礼监太监黄锦（张佐已死）：“当年杨一清在时，边饷如何？”
黄锦答：“回皇爷，杨公在时，推行屯田自给、盐课补边之策。边军粮饷充足，且常有结余。杨公曾言：‘边事之要，在粮饷足、将领贤、工事固。’”
世宗默然。当晚，他命黄锦取来杨一清《关中奏议》，挑灯夜读。其中《备边疏》《屯田议》《盐法刍言》等篇，分析边患根源，提出系统方略，条理清晰，切实可行。尤其读到“边镇之弊，在虚兵冒饷；御虏之要，在练兵修垒”时，拍案道：“句句中的！若早用其策，何至今日？”
次日，召严嵩至西苑玉熙宫。世宗将《关中奏议》掷于案上：“严卿，你看看杨一清当年所议，比今日边事如何？”
严嵩冷汗直流，磕头道：“杨公老成谋国，臣等不及。然时移世易……”
“时移世易，道理不变！”世宗打断，“朕闻杨一清当年，还遭人诬陷，可有此事？”
严嵩何等狡猾，立即顺势道：“陛下圣明。当年朱继宗案，确系张璁构陷。杨公蒙冤，天下共知。今边事艰难，正需追念勋旧，激励忠良。臣请为杨公加赠谥号，以彰陛下不忘老臣之心。”
这番话既推卸了边事失利的责任，又迎合了皇帝心意。世宗颔首：“拟旨吧。”
嘉靖二十六年八月，诏书下：
“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效劳累朝，勋猷懋著。顷缘诬构，暂抑身名。朕念耆旧之功，悯忠贞之节。兹特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襄’。应得诰命，遣官赍送其家。钦此。”
“文襄”乃美谥。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甲胄有劳曰襄。此谥肯定杨一清文武全才、有功于国。较之先前仅追复原职，又进了一步。
然诏书仍留尾巴：“顷缘诬构”四字，承认是诬陷，却未追究诬陷者；“暂抑身名”更将八年冤屈轻描淡写。且赠官止于太子太保，未及太保（正一品）；未提及追还罚没财产；更未涉及为其著作解禁。
杨一清侄孙杨绍芳在镇江接旨，悲喜交集。喜的是伯祖得谥，名节稍彰；悲的是昭雪不彻底，且伯祖已故十七年，泉下无知。
看官，你道这嘉靖朝局，自杨一清去后，真就如张璁一党所愿，河清海晏了么？非也！那权力场上，赶走了一头沉稳的老象，登台的却是一群争食的豺狼，局面反更不堪收拾。这张璁自嘉靖八年扳倒杨一清，独掌内阁，更名孚敬，其势一时无两。然其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昔日“大礼议”中并肩作战的“同志”，若不合其心意，亦遭无情清洗。如那方献夫，本是其最得力臂助，因在一次廷推中未顺其意荐举私人，张璁便指使御史弹劾其“怠惰职守”，竟将其排挤出京，外放南京闲职。桂萼稍持异议，张璁便在内阁值房中当众掷茶盏，厉声呵斥：“尔莫非欲效杨一清乎？”其专断之态，令同列战栗，自此内阁议事，唯张璁一人之言是听，几成其家塾。
其操纵言官，钳制舆论之术，更是登峰造极。他将都察院交与心腹汪鋐，吏部则由霍韬把持，将科道言官之位明码标价，鬻予阿谀之徒。更有甚者，他建立“密揭”之制，令亲信言官以私密奏章直达其手，内容多为刺探百官阴私、构陷异己之辞。若有官员稍露不满，不数日，必有弹章精准攻其“阴事”，轻则贬谪，重则下狱。嘉靖十年，礼部右侍郎湛若水（心学大家，与王守仁齐名）仅因讲学时议论朝政略有微词，张璁便授意御史劾其“倡为邪说，蛊惑士心”，竟迫使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儒致仕离去。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万马齐喑，人人自危，见面只敢寒暄天气，不及政事半句，恐隔墙有耳。时有讥讽对联悄然流传：“张阁老说方是方，汪都宪指圆即圆；百官口衔枚，万马喑不嘶。”
这吏治更是乌烟瘴气，卖官鬻爵，竟成公然常例。张璁不仅自己收受巨贿，更纵容其侄张璩（倚其势入仕）及门下清客，在京中开设“窟穴”，专事权钱交易。知府、知州等外官，按地之肥瘠定价，号称“北肥南瘠，价有等差”；甚至连考核官吏的“京察”“大计”，都成了勒索钱财、排除异己的利器。霍韬掌吏部，每逢考绩，必先暗遣家人示意，索要“常例银”，若无孝敬，纵有卓异政绩，亦遭“浮躁”“不及”等劣评。昔日杨一清在朝时，虽亦难根除积弊，然其自身清正，主“三途并用”，尚能提拔若干如王宪、聂豹等寒门才俊。至张璁时，则唯贿是举，贤路壅塞，台谏之中，净是阿谀附和之辈，再无冯恩那般敢言之士。
世宗皇帝深居西苑修玄，于朝政并非全无所知。那张璁初时尚知收敛，谨守人臣之礼。及至大权独揽，渐露骄横跋扈之态，甚至开始干预皇室事务，以彰显其“定策元老”之权威。嘉靖十年春祭太庙，世宗欲更定一处仪注细节，张璁竟敢在御前疾言厉色，引据所谓“古礼”，直言：“此礼乃臣等当年议定，陛下不可轻改！”其门下言官亦纷纷上疏，附和“首辅所议乃万世法程”。群臣目视，年轻的天子面色铁青，却不得不暂时屈从。此事于世宗心中刻下深痕。事后，世宗于精舍中愤懑难平，对贴身太监黄锦道：“张孚敬今日之气焰，以朕观之，较之当年跋扈之刘瑾，恐亦不遑多让！杨一清在时，可曾如此挟制于朕？”黄锦伏地，不敢深言，只叩首道：“杨阁老终是四朝老臣，晓得分寸，事事总以陛下圣意为先。”世宗默然，挥手令其退下。此话虽轻，却如一颗毒刺，深扎帝王心田。
张璁的贪欲与家族的横行，更是闹得京师乌烟瘴气。其家在浙江永嘉，本非豪富，自其掌权后，子弟僮仆倚势横行，在乡里强占民田、垄断市利，浙中官员敢怒不敢言。其侄张璩在京，公然出入权贵府邸，包揽诉讼，人称“小相府”。更有一事，尽显其嚣张：张璁老家营建巨宅，其匠人竟敢盗伐南京孝陵卫护陵官木为梁柱，此事被告发，南京守备太监不敢自专，奏报至京。张璁闻之，不以为耻，反轻描淡写对世宗言：“此乃乡愚无知，误伐杂木。况臣宅亦为陛下守土之臣居所，用木虽逾制，其心亦可谅。”竟将滔天罪行，化为细末小事。世宗当时隐忍未发，然此事与其他恶行一并积存，成为日后厌弃他的重要缘由。
真正令世宗对张璁心生彻底厌弃，乃至追思杨一清之忠诚与能力的，乃是接连的边患与财政窘迫。嘉靖十一年，蒙古俺答部寇宣府，烽火照京师。世宗急召阁臣问策，张璁却只会空谈“整饬武备”“悬赏擒酋”等套话，于调兵、筹饷、督帅等实务，毫无章法，反指责边将无能。反是兵部尚书王宪（乃杨一清旧部）提出具体方略，稳住了局面。事后，世宗检阅旧疏，偶然翻到杨一清嘉靖七年所上《预筹边饷疏》，其中条分缕析，对于虏患何时、何处可能入犯，官军当如何预作部署，钱粮当如何辗转输送，皆言之凿凿，如同预见。世宗执疏，对黄锦叹道：“若杨一清在，必能未雨绸缪，朕何至于此夜不能寐！张孚敬辈，但知争权固位，逢迎修玄，何曾将边关将士、国家府库真正放在心上！”
及至嘉靖十二年，张璁终因专横过甚，其党羽内部亦因分赃不均而互相攻讦，加之世宗对其积怨已深，遂一举将其罢黜。然去一张璁，又有夏言、严嵩辈继起，党争之酷烈，搜刮之凶狠，手段之精妙，较张璁更有过之。夏言虽清介，然刚愎专断，排斥异己；严嵩则纯粹以逢迎固宠，货贿公行，其子世蕃更是有“小丞相”之称，将朝政当作生意经营。世宗愈是操弄权术，平衡阁臣，朝局便愈是混乱不堪，政令不出紫禁城。每年春秋两季，各地告灾请赈、边镇请饷催粮的奏疏，堆积如山，而阁部大臣忙于倾轧，相互推诿，政务几近瘫痪，大明江山在这内耗中日益空虚。
每逢焦头烂额之际，世宗便会不自觉地想起嘉靖初年，杨一清主持内阁的那段短暂光阴。那时虽也有争执，但政务井井有条，边饷总能设法筹得，灾荒亦能及时赈济，更无这般骇人听闻的贪腐公行、言路窒息。他尤其记得，杨一清每每于御前奏对，总是直言利弊，虽有顶撞，但其心中无私，所谋皆为国事，事后想来，反觉踏实。岂似张璁、严嵩辈，奏对时揣摩逢迎，所言非为邀宠，即为攻讦政敌，将堂堂庙堂，变为谋私之窟穴？
一日，世宗在精舍翻阅旧档，无意中看到杨一清当年为“朱继宗案”所上的自辩疏稿副本。其中有一段话，硃笔曾严厉批驳，如今再看，却觉字字辛酸，如睹其心：“…臣老矣，于金银何所图？所图者，陛下之清明，朝局之安稳，边陲之宁谧耳。今遭此污蔑，非惜此身，惜其事不成，其志未竟也。恐自此以后，正人退而小人进，任事者危，谋国者怯，实非社稷之福。”当年觉得这是狡辩之词，如今历经张璁、严嵩两代权奸欺瞒，朝政败坏，边事糜烂，方觉此言竟如谶语，一一应验。再看杨一清死后，家无余财，归葬萧然，而张璁、严嵩辈，哪一个不是富可敌国，其败落后抄没之家产，足以充数年之国用？忠奸之辨，清浊之分，有时不在当下喧嚣，而在身后对照，如此分明！
这股日益深切的追悔、怀念与对比之痛，在“庚戌之变”的奇耻大辱中达到了顶点。当俺答的铁骑在京城外焚掠，勤王兵马却因体制瘫痪、调度失灵而迟迟无法集结时，世宗在四面楚歌中，或许才彻底明白：当年杨一清那些关于整顿京营、巩固九边、储备将才、疏通言路的逆耳忠言，是何等的先见之明与老成谋国；而自己听信张璁谗言，自毁长城，又是何等短视与昏聩！一个忠直能臣的冤屈离去，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王朝走向无可挽回衰败的转折点。正是这切肤之痛与深刻反思，最终推动世宗在嘉靖二十七年，做出了为杨一清彻底、隆重平反的决定。此非独出于愧疚，亦是为国运做一番迟来的补救，对正气做一次绝望的招魂。
嘉靖二十七年，发生两件大事，促成了杨一清的彻底平反。
第一件是“庚戌之变”。是年八月，蒙古俺答汗率大军自古北口入寇，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明军溃败，京郊被掠一空。俺答围城三日，扬言“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去”。世宗被迫允诺开马市，俺答方退。
此乃奇耻大辱。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北京城再次被围。世宗震怒，却无处发泄——严嵩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丁被处死，成了替罪羊。
第二件是杨一清生前所荐将领王效、梁震等相继去世。王效临终前上遗疏，详陈当年杨一清整顿边军事迹，并言：“臣等皆杨公旧部，受公教诲，誓死报国。今边事败坏至此，若杨公在，必不至此。恳请陛下念公旧劳，彻底昭雪，以慰忠魂，以励将士。”
这封遗疏经通政司时，被给事中吴时来看到。吴时来早对严嵩专权不满，遂联合御史张翀、董传策等，上疏力请“为杨一清彻底平反，并追究当年构陷者”。
严嵩见势，知皇帝心意已变，且自己因“庚戌之变”备受指责，急需转移视线。遂主动上疏：“杨一清功在社稷，而身后恤典未隆。请加赠太保，赐祭葬，还其田产，赦其文集。”
这一次，世宗不再犹豫。嘉靖二十七年十月，正式下诏：
“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器识恢宏，才猷练达。早登禁近，蔚为社稷之臣；累镇边陲，懋著安攘之略。定策承祧，功在宗社；赞襄机务，望重台衡。虽偶遭诬枉，而公论久明；虽已荷褒崇，而恤典未称。朕追念勋劳，深轸悼惜。兹特加赠太保，谥‘文襄’，赐祭九坛，命有司造坟安葬。原籍田产，悉数归还。所著文集，准予刊行。仍敕礼部移文南京，于其墓前立‘敕建’碑亭，以表忠贞。呜呼！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功，朝廷之彝典。英灵不昧，尚克歆承。钦此。”
这份诏书，可谓彻底平反。赠太保（正一品）是最高荣衔；“偶遭诬枉，公论久明”明确认定是冤案；归还田产、解禁文集是实质性补偿；立“敕建”碑亭更是殊荣。
诏书到镇江那日，全城轰动。
看官听说，这朝廷的一纸诏书，于庙堂之上不过朱批数行，然传到江湖之远，却如春雷惊蛰，能唤醒多少沉寂的人心，了却多少未平的块垒！且说那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为杨一清彻底平反的诏书自京师发出，经驿传快马，过山东，渡淮河，不一日便到了应天府。南京守备太监、魏国公徐鹏举等不敢怠慢，即日遣使，以全套仪仗，恭送诏书过江，往镇江府而来。
这一日，正是冬月初八，天色微阴，江风清寒。但见瓜洲渡口，一艘插着黄旗的官船破浪而来，船头立着钦差使者，怀中高捧杏黄绫诏匣，在两名锦衣卫缇骑护卫下，神情肃穆。镇江知府刘储秀早已得报，率合府官员、乡绅耆老，并丹徒知县等百余人，在码头边香案高设，恭迎王命。岸边百姓闻得风声，已是人山人海，踮脚争看，议论之声嗡然如潮。
“听说是为杨相国平反的圣旨到了！”
“苍天有眼！杨相国沉冤十几年，今日总算见青天了！”
“何止平反，听说要加封太保，赐立碑亭呢！”
那钦差登岸，南面而立，朗声道：“有圣旨——镇江知府刘储秀并杨一清族人接旨！”刘知府忙率众跪满江岸，黑压压一片，连江涛声似也屏息。钦差展诏，一字一句，清晰念出“加赠太保，谥‘文襄’，赐祭九坛……原籍田产，悉数归还……”等语。每念一句，百姓中便有一阵压抑的唏嘘感叹。待念到“虽偶遭诬枉，而公论久明”时，人群中已有白发老者以袖拭目，低声呜咽。
待诏书宣毕，刘知府三呼万岁，恭敬接过，供于香案。钦差又取出一礼部咨文，道：“圣上另有恩旨，着地方官即日营造碑亭，刊刻旌表，以彰忠节。所有费用，由府库支给。”刘储秀再拜领命。此时，人群再难抑制，不知是谁先喊出一句：“皇上圣明！杨相国千古！”顿时应者云集，声震大江。那场面，哪里是接一道诏书，分明是人心公道的一次酣畅宣泄！
消息如长了翅膀，不到半日，已传遍镇江府城内外。城中最先沸腾的，是那些读书人聚集的学宫、书院。焦山脚下的焦山书院，本是杨一清昔日讲学之地，山长乃其再传弟子。闻此讯，白发苍苍的老山长竟不顾体统，奔向书院中的“文襄祠”（杨一清死后门生私设），对着杨一清画像老泪纵横，叩首不止，连呼：“先生！先生！您可以瞑目了！”随即，他命所有生员停课一日，斋戒沐浴，准备祭品，明日齐往竹林山祭奠。
府学之中，那些年轻学子们，虽未亲历杨一清的时代，但平日课读史策、乡贤事迹，早对这位同乡名相敬仰不已。如今闻此旷世恩典，个个激动难抑。几位廪生当即凑钱，买来白布、竹竿，亲手书写巨幅挽联。其中一副写道：“四朝元老，北斗泰山瞻气象；廿载沉冤，西风浊浪辨忠奸。”字字力透纸背。更有人翻出珍藏的《石淙诗稿》刻本，在学宫明伦堂前高声吟诵其中忧国忧民之句，闻者无不动容。
街市坊间，寻常百姓的感念则更为具体而温热。西门外的老皮匠逢人便说：“嘉靖六年，我江东大水，要不是杨相国在朝里力主减免咱这的漕粮，又调来粮食平粜，不知要饿死多少人！这恩德，我记了一辈子！”一位在码头扛活的老军汉，抹着眼泪道：“俺爹是榆林卫的老兵，跟过杨总督。他说杨总督督师时，从不克扣军饷，冬天还亲自给戍卒送棉衣……这样的好官，被冤枉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还他清白了！”茶肆酒馆之中，说书人当即撤下原本的节目，一拍醒木，开讲新段《杨太保雪冤记》，从除刘瑾讲到抗鞑靼，从定策迎立讲到蒙冤罢归，座中客时而喝彩，时而叹息，时而拍案大骂奸党，端的是群情激昂。
最为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城北的陋巷。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乞妇，在孙儿的搀扶下，摸到知府衙门前，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三文铜钱，说要捐给为杨相国立碑。衙役不忍，婉言谢绝。老妇泣道：“差爷不知，嘉靖八年，老身的儿子被诬通倭，锁拿入狱，是杨相国路过镇江，查得实情，一句‘不可滥杀无辜’，救了我儿性命。这恩情，老身死了也记得。这三文钱，是我昨夜替人缝补衣衫所得，干干净净，求差爷成全老身这点心意吧！”闻者无不鼻酸。刘知府得知后，叹道：“此乃民心也。”特命将老妇的三文钱用红布包好，日后置于碑亭基石之下，以志百姓不忘。
翌日清晨，冬日难得的暖阳破云而出。从府城到竹林山的官道上，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壮观景象。知府刘储秀率全体属官，身着公服，仪仗前导，抬着整猪整羊、时鲜果品等盛大祭礼，迤逦而行。其后，是焦山书院、府学、县学的师生队伍，青衫济济，神情庄重。再后面，则是自动跟随的士绅、商贾、百姓，人流绵延数里，如一条悲欣交集的河，缓缓流向竹林山。
杨一清的侄孙杨绍芳，早已得讯，率族中子弟在墓前跪迎。当刘知府将那道黄绫诏书副本焚于墓前，青烟袅袅直上云霄时，杨绍芳伏地痛哭，声嘶力竭：“伯祖大人！朝廷为您昭雪了！您老人家……可以安心了！”这一哭，引得在场许多人潜然泪下。刘知府亲自宣读祭文，文中有言：“公之忠，皎如白日；公之冤，郁如层冰。今冰消雪霁，天日重光，非独杨氏之幸，实乃江山之幸，忠义之幸也！”读罢，将祭文投入火中。
随后，便是庄严肃穆的祭奠之礼。百官拜，学子拜，乡绅拜。礼成之后，人们并不急于散去。许多百姓自发上前，在坟茔周围添上一抔新土；学子们将亲手誊写的悼诗、挽联，恭敬地悬挂于松柏之间；更有那当年受过恩惠的老兵、难民，在坟前长跪磕头，默默诉说往事与感激。山风过处，松涛阵阵，纸灰飞舞，仿佛一代贤相不屈的魂灵，正在接受这迟来太久的、来自君王与黎庶的双重告慰。
一连数日，竹林山下香火不绝。消息继续向四方扩散。扬州、常州、应天等地的文士故旧，纷纷遣人送来祭幛、诗文。连远在绍兴的大学者王畿（王守仁弟子），也特地寄来一篇《祭杨文襄公文》，文中慨叹：“权奸可以蔽主于一时，而公论终昭于后世；诼谣可以污名于当世，而忠节自耀于千秋。文襄公之事，岂非明验哉！”
这一切，都被新任丹徒知县详细记录，呈报上官，最终作为“舆情”的一部分，汇入帝国的档案。它不仅仅是一场对个人的追悼与平反，更是一次对“忠奸”、“公道”等永恒价值的集体确认。在朝廷的纲纪与民间的口碑共同作用下，杨一清的历史地位，从此奠定，再无动摇。
知府率文武官员至竹林山杨一清墓前，宣读诏书。杨绍芳率族人跪听，泣不成声。围观百姓数千人，多有落泪者。
随后，官府在墓前建碑亭，亭中竖巨碑，正面刻“敕建明太保赠文襄杨公一清神道碑”，背面刻大学士徐阶（严嵩倒台后任首辅）所撰碑文，详述杨一清生平功绩。墓碑也得以重修，仍用原字，但加刻“太保”、“文襄”衔谥。
杨一清生前编纂、死后被删削的《石淙诗稿》《关中奏议》等，经礼部审查后，准予完整刊行。南京国子监祭酒王道（王守仁弟子）亲自主持刊刻，并作序曰：“公之文章，皆经济之实学；公之诗篇，具忠爱之至情。今得全帙行世，非独公之幸，实天下士林之幸也。”
至此，这场延续近二十年的昭雪之路，终告完成。从嘉靖十二年追复原职，到二十六年赠谥，再到二十七年彻底平反，每一步都伴随着朝局变迁、人事更迭，折射出嘉靖朝政的复杂与帝王心术的微妙。
杨一清平反后，其历史地位迅速回升。嘉靖二十八年，世宗命将杨一清配享武宗庙庭（因有定策迎立嘉靖之功，配享前朝庙庭）；三十年，又命将其生平事迹载入《皇明功臣录》。
朝廷的肯定，带动了士林评价的转变。此前因政治忌讳，对杨一清的评价多含糊其辞；此后，则公开赞扬。徐阶在碑文中称：“公一生，文足以经纬天地，武足以戡定祸乱。出将入相，四朝倚重。虽遭谗诬，终得昭雪。此可见天理之不绝，公道之在人心。”
而最生动的评价，来自民间。镇江百姓将杨一清墓称为“太保坟”，四时祭扫者不绝。更有文人题诗刻石，其中王世贞挽诗曰：
“文武全才历四朝，忠勤元不愧三朝。
人从北斗瞻卿月，我忆西涯坐夜潮。
身后有书忧国计，冢前无树泣鷞鸠。
他时若定中兴策，直笔应须念旧劳。”
云南遥岑楼，杨慎已去世数年（杨慎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其手书“相业四朝称第一；人文六诏羡无双”的对联，仍高悬楼中。滇中学子每至楼前，必仰观此联，听先生弟子讲述杨一清故事，对这位从未踏足云南的贤相，心生无限景仰。
朝中清流，则从杨一清的遭遇中汲取教训。隆庆年间，徐阶、高拱等整顿朝政时，常引杨一清为例：“杨石淙公若得尽展其才，嘉靖朝何至中衰？后人当以此为鉴，勿使忠良抱屈，奸佞得志。”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严嵩虽在杨一清平反中出了力，但私下对其子严世蕃说：“杨一清不过运气好，死得早。若活到今日，未必不是第二个夏言。”这话道出部分实情：政治斗争残酷，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杨一清若活到严嵩专权时代，命运如何，实未可知。
但对杨一清本人而言，这一切已不重要。他长眠于竹林山下，听松涛阵阵，看江水东流。生前荣辱，身后褒贬，都化为历史烟云。唯有一生秉持的“清、慎、勤”三字，以及那些实实在在的政绩、文集，穿越时空，留给后人评说。
毕竟不知杨一清清白得还、荣耀加身后，其子孙后代如何传承家风？其毕生心血编纂的《杨文襄公家训》又包含何等真知灼见？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