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天启年间辽东战事吃紧，黔国公沐启元突然上疏，献《御虏秘策》三卷，言乃先祖所传杨一清遗著。崇祯帝观之，拍案叫绝。然此疏竟成沐启元绝笔——崇祯元年六月己亥（1628年7月10日），其母宋氏恐儿子狂悖惹祸，竟下毒将沐启元鸩杀，年仅十岁的沐天波袭爵。
却说沐启元被毒杀当晚，昆明黔国公府内灯火通明。宋氏一身素缟，跪于祠堂沐英画像前，老泪纵横：“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启元狂悖不法，调兵围衙、炮指巡按，已犯灭族大罪。妾身不得已行此狠手，以全沐氏百年忠烈……”言未毕，泣不成声。
此时管家沐安捧一铁匣入内，低声道：“太夫人，国公爷……故去前，嘱老奴将此匣交于太夫人。言匣中之物，关乎杨文襄公遗志传承。”
宋氏启匣，内有三物：一为杨一清嘉靖四年致沐绍勋亲笔信，中有“辽东将乱，滇中可作根基”之语；二为《御虏秘策》后七卷目录，赫然列有“水师制”“海防策”“滇铜铸炮法”等篇目；三为血书一封，乃沐启元绝笔：“儿自知罪孽深重，然献秘策于朝，实欲赎万一。杨公遗著全本十卷，儿仅录三卷呈献。余七卷藏于府中秘阁第三夹墙，待天下清明时可出。儿死不足惜，唯杨公心血不可绝。”
读罢血书，宋氏瘫坐于地。原以为儿子纯是纨绔，不想暗藏如此苦心。然此时悔之晚矣——沐启元调兵围衙、炮指巡按之事，已震动朝野。御史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向京师，指其“跋扈不臣，有异志”。
三日后，云南巡抚余瑊亲至沐府。宋氏命沐天波跪呈沐英“黔宁王遗记”金牌，泣道：“沐氏世代忠良，今出此不肖子，老身已行家法。望朝廷念沐氏镇滇二百载之功，恕我满门。”余瑊见金牌上“凡我子孙，务要忠心报国”之训，亦为之动容。
然风波未平。崇祯二年春，京师忽来密旨，命查抄沐府“通虏文书”——原来沐启元所献《御虏秘策》中，有“联漠北蒙古以制建州”之策，被朝中阉党余孽诬为“私通外藩”。锦衣卫缇骑已出京南下。
正当危急，一人星夜抵滇。来者乃杨一清学术思想的再传一脉、南京国子监司业赵时春（字景仁）。此人嘉靖八年曾赴丹徒求《边务纪要》，后官至翰林编修，因劾严嵩罢归，今已古稀之年。
赵时春见宋氏，直言：“太夫人勿忧。沐府世镇云南，功在社稷，此乃朝野共识。今公爷年幼，风波虽急，然朝廷公议、地方舆论皆在沐府。晚生已致书多位朝中敬重沐氏功勋、亦知杨公遗策价值之大臣，如大学士钱龙锡等，望其主持公道。更有一线转机——辽东督师袁崇焕，素来研习杨文襄公边防遗策，用之有验。若其能闻知此事，或愿从边务实务角度，上言沐府所藏遗策于国有大用，或可扭转圣听。”
话说袁崇焕此时正督师辽东，与后金皇太极对峙于宁锦防线。接赵时春急信，展读大惊。信中有言：“沐府所藏杨公遗策，实含制虏妙法。若毁于党争，乃国之大损。公既用杨公‘车营制’‘火器配’大破奴酋，当知遗策之贵。”
且说袁崇焕览信权衡边务利害，不由想起杨一清著述得以传世，实赖后世仰慕其学说之文人武将呕心沥血、前赴后继之功。此段隔代传承，可追溯至嘉靖、万历年间，其间艰辛曲折，足可叹咏。
先说文学传承。杨一清诗文最初刊行，首功当推后辈文坛领袖李梦阳。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弘治六年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其人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前七子”领袖，然终身敬慕杨一清。正德五年，刘瑾伏诛后，李梦阳自狱中得释，即奔赴镇江石淙精舍。时杨一清亦刚复官，一老一壮，相见恨晚。梦阳见案头诗稿堆积如山，慨然道：“先生诗作，雄浑苍劲，足为后世法。晚辈愿任编校之劳，刊刻行世。”
自此，李梦阳着手编纂《石淙诗稿》。其校书之严，令人惊叹。每遇疑字，必查证原本；每考时地，必核诸史乘。尝为《贺兰山阙》诗作注，特遣门人赴陕西，查阅当年边关塘报，确认“正德二年秋，鞑靼犯花马池”之史实。至正德八年，《石淙诗稿》十五卷编成，梦阳亲撰序言，中有警句：“先生之诗，以杜陵之骨，运岑参之气，纳边塞风烟于尺素，寄民生忧乐于毫端。非身历戎行、心系社稷者不能为。”此序一出，天下文士始知杨一清不独为能臣，亦为诗家巨擘。
然刊刻需资，李梦阳清贫，无力独任。幸得杨一清同年挚友、大学士李东阳鼎助。东阳号西涯，时任首辅，虽与一清政见偶异，然敬其文才。闻梦阳言，即捐俸银二百两，并致书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杨应宁诗稿，乃我朝大手笔。可于南监刻印，广颁学宫。”正德九年春，《石淙诗稿》初刻本问世，蓝印朱批，古雅精美。江南藏书家争相购藏，竟有“石淙诗纸贵金陵”之说。
诗文既传，奏疏继之。嘉靖二年，杨一清故交、吏部尚书乔宇主持编刊《关中奏议》。乔宇字希大，白岩其号，正德年间曾任陕西巡抚，亲见杨公治绩。编书时，与同朝重臣刑部尚书胡世宁、礼部尚书汪俊日夜商讨。三人皆当朝重臣，然每旬必聚于乔府“白岩书屋”，校勘文稿常至深夜。胡世宁眼疾，犹持放大镜辨读手稿；汪俊患咳，掩口校对不辍。最可贵者，三人坚持“存真求实”，凡杨一清奏疏中批评朝廷过失、指陈边政弊端之语，一字不删。乔宇谓：“杨公所以为杨公者，正在此直言敢谏。若加删削，何异阉割？”
《关中奏议》十卷，嘉靖四年刻成。卷首有乔宇、胡世宁、汪俊联名序，末附参校及资助者名单，自李梦阳、康海以下，列名者达四十七人，皆当时俊彦。此书不仅收录奏疏，更于每篇之后附录相关部院覆议、皇帝批答及施行结果。如《茶马五策疏》后，附弘治十七年至正德五年茶马交易详细数据；《边墙三要疏》后，列延绥、宁夏、甘肃三镇筑墙里数、费用、工期。此种编法，开明代政书新体例，后之编《皇明经世文编》者多效之。
杨一清另一位文学知交康海，传承之功别有特色。海字德涵，号对山，弘治十五年状元，戏曲大家。嘉靖七年杨一清逝世，康海已罢官隐居武功二十余载，闻讯白衣设祭，恸哭三日。遂发愿辑《杨文襄公遗事》，广搜轶闻。其法独特：派门生分赴陕西、云南、镇江，访故老、抄碑刻、录方志。在西安访得九十三岁老吏，口述弘治年间杨公修渠细节；在安宁寻获杨氏族人，提供杨一清幼年诗稿残页。积五年之功，成《遗事》八卷，保存大量第一手史料。如记杨一清巡抚陕西时，某县令献“祥瑞白鹿”，公斥曰：“禾生双穗乃祥瑞，民无菜色乃祥瑞。此物何益？”即命放归山林。此类实录，非亲历者不能道。
至嘉靖中叶，杨一清著述已刊行者有《石淙诗稿》十九卷、《关中奏议》十卷、《吏部题稿》五卷。然其晚年心血《西北边务纪要》《制府杂录》等，因涉军政机密，仍未敢付梓。此时传承重任，落在后世学者肩上。
嘉靖三十八年，杨一清外孙胡缵宗之子胡忻，官至太常寺少卿。胡忻感念外祖遗泽，联合杨氏后人杨盛斋（绍芳幼子），发起重刻《杨文襄公全集》。此举得徐阶、高拱等阁臣支持。徐阶特谕南京礼部：“杨一清著作，关系边务甚巨。着精选版本，悉心校雠。”此次重刻，规模空前：汇集诗稿、奏议、书札、杂著，凡四十五卷，附图三十幅，含《三边关隘图》《陕甘水利图》等珍贵舆图。刻印之精，用纸之良，称嘉靖朝第一。书成，颁赐九边督抚、各省藩臬，杨一清经世之学，由此广布天下。
尤值一提者，万历年间，杨一清思想东传朝鲜。万历二十五年，朝鲜使臣李廷龟于北京购得《杨文襄公全集》，携归汉城。时值壬辰倭乱后，朝鲜亟需整军经武。领议政柳成龙读《关中奏议》，大受启发，奏请国王：“杨一清‘筑墙固防’‘寓兵于农’之策，正合我国御倭之需。”遂命译官择要翻译，成《杨石淙边防辑要》二卷，分发边将。朝鲜大儒李珥（栗谷）读杨一清诗文，赞曰：“此公文章经济，兼有韩（琦）、范（仲淹）之长。”朝鲜肃宗朝，更将杨一清配享武庙，与诸葛亮、李靖等同列，此乃域外殊荣。
然著述传承，非止刊刻一端。天启、崇祯间，孙承宗、袁崇焕等辽东督师，实为杨一清军事思想之隔代私淑与实践者。孙承宗创关宁锦防线，其“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之法，全本杨一清《边墙三要》。袁崇焕宁远用炮，亦与《御虏秘策》中“火器当集中使用，以城为炮架”之论暗合。此可谓“不著文字的传承”。
更有一脉学理传承，至关紧要。万历末年，东林巨子高攀龙读杨一清奏疏，悟出“实学救国”之理，谓门人：“杨石淙不空谈性命，专务边防民生，此真儒学正脉。”其弟子陈龙正辑《杨文襄公经济语录》，与《朱子语类》并置书院讲堂。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中“学校”“兵制”“田赋”诸篇，多处引用杨一清言论。至清初颜元、李塨倡“实学”，亦奉杨一清为先驱。此学脉潜流，虽不显赫，然影响深远。
回看袁崇焕手中赵时春来书，其中“杨公心血不可绝”七字，实凝聚三百年传承之重。自李梦阳正德编诗，至胡忻嘉靖刻集，再至柳成龙朝鲜译书，复至高攀龙、黄宗羲理学承绪，杨一清之精神事业，早已超越一人一家，化为民族文化血脉之一支。此正所谓：著述传世易，精神入髓难。后世志士，代代相承，使刚正之气不泯，务实之风长存。今袁崇焕御虏辽东，沐启元献书云南，赵时春千里驰书，皆是此脉波澜。
原来天启六年宁远大捷、七年宁锦大捷，袁崇焕所用“凭坚城、用大炮”之策，竟与沐启元所献《御虏秘策》中“守城六要”“火器三法”暗合。袁崇焕昔年读杨一清《关中奏议》，已觉其边防之论精深；今见秘策，方知杨公早有成法。
更巧者，袁崇焕师承孙承宗，而孙承宗之边防思想，确曾深受杨一清著述影响。杨一清有门人冯从吾，字仲好，陕西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创关中书院，辑《杨文襄公语录》十二卷。孙承宗天启二年督师辽东前，广览边政典籍，对此书深研有得。其筑关宁锦防线，其“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之策，正出自杨一清《边墙三要》中“烽台相望、铳炮相援”之论。
袁崇焕当即上疏崇祯帝：“沐氏世镇云南，功在社稷。沐启元虽狂悖，然所献御虏策实系杨一清遗著，于辽东战事大有裨益。今若因查抄而失全本，殊为可惜。乞陛下念沐英、沐晟历代忠勤，宽宥其家，令献遗书全帙，戴罪图功。”
此疏一上，朝中哗然。首辅周延儒素不喜袁崇焕，趁机进言：“袁崇焕远在辽东，何由知沐府之事？恐有勾结。”幸有礼部尚书徐光启力辩：“杨一清遗著，老臣亦曾见残本。其论火器、边墙、屯田诸法，皆切实可用。若得全本，实国家之福。”
崇祯帝年轻气盛，然知辽东战事紧要。思忖再三，批曰：“沐天波年幼，着云南巡抚监管府事。沐府所藏杨一清遗书，悉数抄送兵部。余不论。”
圣旨到滇，宋氏悲喜交加。喜者沐府得保，悲者杨公遗著终难藏私。赵时春劝道：“太夫人，杨公著述，本为济世。今献于朝廷，若能用之御虏，正合杨公本心。”遂亲督抄录，将秘阁夹墙中《御虏秘策》后七卷取出，合前三卷，成完璧十卷。然暗中留一手：将杨一清预言“奴儿兴辽”“闯贼乱秦”等最秘之语另录副本，藏于沐英墓室。
这套遗策送至辽东，袁崇焕连夜研读。至“海防策”一卷，见杨一清论：“辽东三面濒边，一面阻海。虏若陆路难攻，必图海道。宜于登莱、东江设水师，与陆师成犄角。”拍案道：“杨公真神人也！今毛文龙据皮岛，正合此策！”
然历史吊诡处正在于此。袁崇焕虽得杨一清遗策，却因朝廷掣肘、党争牵绊，终未能尽展其才。崇祯二年，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塞，兵临北京，袁崇焕星夜驰援，反遭下狱。次年，被磔于市。临刑前，袁崇焕仰天长叹：“吾读杨公遗书，恨不能尽用其策，致有今日！”闻者无不唏嘘。
袁崇焕之死，实乃杨一清经世之学在明末的一大挫折。然火种未灭，传承仍在。
话说杨一清另一支传承，在陕西关中书院。冯从吾万历二十年辞官归陕，于西安府创办关中书院，讲堂高悬杨一清手书“经世致用”匾额。书院学规首条即：“为学不在空谈性理，而在明体达用。当如杨文襄公，通经史而知边务，研文章而晓兵机。”
天启六年，阉党魏忠贤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亦在列。冯从吾时年七十三，白衣坐于书院门前，谓拆院官兵：“此院奉祀先贤杨文襄公精神。尔等欲毁，先杀老夫。”官兵慑其清望，不敢妄动。然书院终被查封，冯从吾悲愤成疾，次年卒。临终嘱弟子：“杨公遗稿，藏于讲堂地窖。异日清明，当重刊于世。”
冯从吾死后，弟子李颙（字中孚）继其志。李颙乃关中大儒，康熙年间屡征不起，隐居富平，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其中特辑《杨文襄公治边语录》。时值三藩之乱，吴三桂叛军攻陕，李颙携杨一清遗稿避入华山。清陕西总督哈占闻其名，亲至华山求教守陕之策。李颙示以杨一清《关中奏议》中“守陕三要”：“一曰储粮潼关，二曰联兵甘凉，三曰抚民安堵。”哈占用之，果稳陕境。
康熙西巡时，闻李颙贤名，欲召见。李颙以病辞，却献《杨文襄公集》抄本。康熙读后叹道：“明有杨一清，犹唐有郭子仪。若用之得宜，国事或未至此。”遂命陕西巡抚刊印《杨一清集》，此为清初首次系统整理杨氏著述。
更有一支传承，在杨一清桑梓之地云南。嘉靖年间杨一清归葬丹徒后，滇中敬仰他的学者便建“石淙书院”于安宁衣冠冢侧。万历末年，书院山长木增（丽江土司）辑《杨文襄公滇中轶事》四卷，收录杨一清幼年故事、晚年乡思。其中载一趣事：杨一清七岁时，随父杨景游昆明西山，指滇池谓：“此水通长江，长江通大海。他日若为将，当练水师于此。”后其《御虏秘策》中果有“滇池练水军”之议，可谓少怀大志。
明亡后，石淙书院毁于战火。然有书院弟子张一甲，携杨一清部分手稿避入哀牢山，于彝族土司处设塾授课，杨一清“务实为本”之学，遂传于边地夷族。乾隆年间，云南巡抚张允随修《滇系》，收录杨一清诗文最全，即得益于张一甲后人献稿。
杨一清著述传承，除书院讲学外，尚有藏书楼一脉。其侄孙杨绍芳临终前，将未刊稿托付金山寺性空法师。性空圆寂后，稿本转藏于焦山定慧寺。万历年间，学者焦竑编《国朝献征录》，至焦山访书，得见杨一清《西征目录》手稿，收入书中，并赞：“杨公奏议，字字皆从实战中来，非文人空谈可比。”
然藏书之路多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北京，天下大乱。镇江士绅恐兵灾毁书，将焦山所藏杨一清稿本分装十箱，运往徽州歙县藏书家汪氏处。汪氏“汲古阁”名满江南，然未及整理，清兵已南下。汪氏子孙携书避入黄山，十箱遗稿，途中遗失三箱，余七箱藏于云谷寺密室。
顺治年间，黄宗羲游徽州，闻杨一清遗稿在黄山，特往寻访。云谷寺僧出示残稿，黄宗羲灯下披阅，见《吏部稿》中有“选官当重实绩，不专科举”之论，拍案叫绝：“此论切中明季之弊！”遂抄录数十则，收入《明夷待访录》。后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特立“石淙学案”，称杨一清“实开明清实学先声”。
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南巡，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接驾。曹寅雅好藏书，从黄山购得杨一清稿本两箱，藏于江宁织造府“棣亭书屋”。曹寅亲编《棣亭书目》，其中“杨文襄公未刊稿”列目三十八种。可惜雍正五年曹家被抄，藏书散佚，杨氏稿本再度流落。
乾隆开四库馆，征天下遗书。浙江巡抚献上《杨一清奏议》抄本，然非全帙。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残本中辑出杨一清佚文十七篇，编入《四库全书》。纪昀撰提要，评杨一清“通达治体，晓畅边事”，然亦指其“与张璁相轧，有失大臣体”。此评虽存偏见，然杨一清著述终入官修典籍，得传后世。
杨一清思想传承，尚有特殊一脉：边将私淑。嘉靖以后，九边将领多秘藏《关中奏议》，视为兵家宝典。
隆庆年间，宣大总督王崇古，于朔州大修边墙，其法全依杨一清“筑墙三要”。王崇古尝谓僚属：“昔杨石淙筑墙陕西，省戍兵十万。今吾等效之，岂可不成？”后与俺答议和，开互市，亦本杨一清“茶马五策”中“通有无以安番部”之思。
万历末年，辽东总兵李成梁，虽跋扈贪墨，然守辽三十载，其“建堡戍、联蒙古”之策，实暗合杨一清遗意。李成梁府中藏有《御虏秘策》抄本，然只视为秘术，未解其深意。至其子李如松平宁夏哱拜之乱，用“车营火器”大破叛军，方叹：“此杨公百年前已言之！”
天启、崇祯间，孙承宗、袁崇焕、及后来的洪承畴等，皆可视为杨一清军事思想之隔代传人。孙承宗筑关宁锦防线，袁崇焕用红夷大炮，洪承畴早期剿流民军及在辽东的部署，其战术思想，均可溯源至杨一清著述。然时移世易，明季政局腐败、财政枯竭，纵有良法，亦难施行。
最可叹者，杨一清预言“辽东奴儿姓者兴”，至努尔哈赤崛起方验。而其“边事之坏在朝纲”之论，更是一语成谶——崇祯朝非无良将，然皇帝多疑、党争不休、粮饷不济，终致辽东溃败、流寇四起。
清兵入关后，杨一清遗著传承进入最诡谲阶段。顺治三年，沐天波携永历帝奔缅，行前密令毁去沐府藏书楼。然有老仆沐恩，冒死救出五箱，辗转藏于滇西无量山石洞。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清，云南战火再起，石洞所在村寨被焚，沐恩孙儿携稿本逃往大理，稿本又失两箱。
乾隆三十年，大理文人师范（字端人）于市集购得旧籍数册，内夹杨一清《石淙诗稿》校勘手记。师范大惊，按迹寻访，终在点苍山一白族老翁处，得见残存三箱。箱中除杨一清稿本外，尚有沐氏历代与杨氏后人及学者往来书信。师范整理成《沐府藏杨文襄公遗稿目录》，然无力刊行。
嘉庆年间，云南巡抚伯麟修《云南通志》，访知师范藏稿，欲征入官署。师范恐稿本有失，谎称已毁于火。暗中将稿本分藏三处：一存大理崇圣寺，一存丽江木府，一存自家祠堂夹壁。此乃杨一清遗稿第三次分散。
道光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有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在云南搜罗古籍，于丽江购得木府所藏杨一清稿本一箱，运往上海。幸有学者王韬识货，高价购回，转赠杭州丁丙“八千卷楼”。丁丙编《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此批稿本，杨一清遗著方为近代藏书界所知。
然故事至此未终。咸丰同治间，云南回变，大理崇圣寺毁于战火，所藏稿本不知所踪。师范家祠堂亦遭兵燹，夹壁稿本大部被焚，仅抢出《杨一清边务杂抄》一册。至此，杨一清遗稿历经明末清初、吴三桂乱、回民起义，十不存一。
且说杨一清遗稿虽历经劫难，十不存一，然其精神气节，早化作百姓心中丰碑，非兵火可毁，非岁月可磨。自嘉靖末年谥号“文襄”始，大江南北渐兴起祭祀杨公之风，祠宇遍布，香火不绝，其间故事，且听细细道来。
先说陕西西安府。万历三十八年，关中大地震，城墙崩颓，唯南门内“杨文襄公祠”屹立不倒。祠乃嘉靖二十八年三边将士捐建，正殿悬杨一清巡抚陕西时所题“为国养民”匾额，笔力千钧。是日地震，附近民房尽毁，独祠前古柏苍翠如故。百姓惊以为神，纷纷涌入祠中避灾。有老塾师指柏树泣告众人：“诸君知此柏来历否？此乃弘治十五年杨公手植！”
原来弘治十五年春，杨一清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时值大旱，赤地千里。一清甫至任，即轻车简从巡视州县。至华州，见河渠淤塞，禾苗枯焦，召父老问曰：“此地昔有龙首、通济二渠，何以废弛？”父老垂泪：“自天顺年间渠坏，官府屡议修复，皆以工巨费繁而止。”一清即命取舆图，率吏民沿故道勘察十日，定《修渠方略》，奏请朝廷。然工部驳以“陕省连年灾荒，不宜大兴工役”。
一清愤然上《再请修渠疏》，中有警句：“今不费十万金修渠，来年必费百万金赈灾。且以工代赈，饥民得食，水利得兴，一举两得。”此疏直达御前，孝宗皇帝览奏动容，召内阁刘健、李东阳议。刘健奏：“杨一清所陈，老成谋国之言。昔宋代范仲淹治浙，亦以工代赈。”孝宗遂特旨允准，拨内帑五万两，命一清总其事。
是年冬，十万饥民聚于渠上。一清布衣草履，日巡工地，夜宿营帐。有胥吏献狐裘，斥曰：“百姓衣不蔽体，吾何忍衣裘？”更将巡抚仪仗悉数变卖，购棉衣分发民夫。弘治十六年三月，龙首、通济二渠成，灌田四万顷。放水之日，渭河两岸百姓焚香跪拜，呼“杨青天”。一清立渠畔，诫属吏：“此渠非杨某之功，乃圣天子仁德、百姓血汗所成。尔等当善维护，传之后世。”遂手植柏树于渠首，曰：“柏寿千年，愿此渠利民亦千年。”
如今二百余年过去，渠仍潺潺，柏犹青青。地震后，西安士民重修杨公祠，增建“报功堂”，绘《修渠图》《巡边图》《除奸图》三壁巨画。每岁三月十八放水日，关中百姓抬杨公塑像巡游渠上，仪仗绵延十里，此俗直传至民国不衰。清代学者顾炎武游陕见此，叹曰：“杨公一渠，活民百万。百姓之祭，胜于庙堂之谥也！”
再说云南安宁州石淙渡。此处杨一清衣冠冢祠，自嘉靖年间建成后，屡毁屡建，然香火从未断绝。康熙四十二年，滇中大疫，百姓至祠前祈禳。忽有牧童夜梦杨公授药方，醒而记之，以草药熬汤救人无数。此事传开，四乡八寨竟相来朝，将祠前石阶踏出凹痕。时云贵总督贝和诺闻之，疑为妖言惑众，亲往查勘。
贝和诺至祠，见百姓扶老携幼，焚香叩拜，秩序井然。问一白须老翁：“杨一清逝已二百年，尔等何以虔诚若此？”老翁答：“总督大人容禀。小民先祖乃正德年间陕西戍卒，曾亲历杨公除刘瑾、安化王之变。今虽隔数代，然家传杨公三事，不敢忘也。”遂娓娓道来——
“正德二年，武宗皇帝宠信太监刘瑾，设‘内行厂’滥施刑罚。杨公时任三边总制，上《请罢内厂疏》，直言：‘刘瑾弄权，毒遍天下。陛下若不早除，恐变生肘腋。’疏入，刘瑾大怒，矫旨将杨公下诏狱。狱中，瑾党酷刑拷打，逼认‘勾结藩王’。杨公血流被体，昂然曰：‘吾头可断，罪不可诬！’适逢安化王朱寘鐇反，朝廷无人可用，方释公出狱平乱。此其一也。”
“正德五年，公与太监张永定计除瑾。八月十五，张永趁献俘之机，奏刘瑾十七大罪。武宗初不信，笑曰：‘瑾岂反耶？’永哭谏：‘瑾私藏盔甲弓弩，图谋不轨。’帝尚犹豫。时杨公伏宫门外，闻讯急草《刘瑾反状明细》，列其私制玉玺、龙袍等实证，由永密呈。帝见物证，方悚然下旨捕瑾。此其二也。”
“最见杨公刚直者，在正德十四年。武宗欲南巡游幸，举朝无人敢谏。时公已致仕居镇江，闻之疾书《谏南巡疏》，遣仆驰送京师。疏中有‘陛下若执意南行，臣当撞死午门，以血谏君’之语。武宗见疏掷地，怒骂：‘老物败兴！’然南巡后宁王果反，应公预言。公又上《请回銮疏》，武宗方从江西返驾。返京途经镇江，竟不入城，谓左右：‘杨一清老儿，总扫朕兴！’此其三也。”
老翁言毕，从怀中取出黄绫包裹，内藏手抄《谏南巡疏》全文，字迹古朴。贝和诺展读，见“陛下纵游无度，朝政日非。内则百姓涂炭，外则虏骑窥边”等句，凛然生敬。叹曰：“如此忠臣，理当受祀。”即拨官银重修祠宇，亲题“四朝柱石”匾额。自此石淙祠成官祭之所，每岁春秋，知府必率属致祭。
更有一处祭祀，发于江南镇江。杨一清晚年所居石淙精舍，嘉靖年间即改建为“杨文襄公书院”。万历六年，张居正改革，毁天下书院，此处险遭拆除。镇江士民联名请愿，言：“此非书院，乃杨公旧居，应作古迹保存。”府衙无奈，改称“石淙先生故居”，得以保全。
天启年间，魏忠贤颁《东林党人榜》，杨一清竟被列为“前朝奸党”。阉党至镇江毁祠，百姓聚众护之。有老秀才攀上屋脊，抱“经世致用”匾额大呼：“此杨公手泽，欲毁匾，先杀老朽！”差役竟不敢动。夜间，士民密将杨公牌位移至焦山定慧寺，与东汉焦光、宋陆游等配享，称“焦山四贤祠”。
清军南下时，镇江总兵刘良佐欲焚城。定慧寺僧弘储（明遗民，号退翁）跪求：“焦山有四贤祠，杨一清、陆游皆忠义之士，望将军保全。”刘良佐素敬陆游，遂令保护焦山。杨公遗泽，竟在乱世护一方平安。
至乾隆下江南，驻跸镇江。闻杨一清故事，特至焦山观祠。见祠中杨公塑像清癯刚毅，问住持：“此像何以异于常祠？”住持奏：“据传此像塑于嘉靖末年，乃按杨公门生回忆：公晚年虽瘦，然双目如电，望之生威。且左手持卷，右手按剑，显文武兼备之象。”乾隆颔首，赐“忠勤夙著”匾。然暗嘱江苏巡抚：“杨一清终是明臣，祭祀不宜过隆。”故有清一代，杨公祭祀多在民间，官祭甚简。
然民间祭祀，反显真情。陕西凤翔有“杨公渠庙”，每年开渠闭闸，必演秦腔《杨公修渠》；云南安宁有“石淙会”，彝、白、汉各族共祭；镇江有“文襄诞”，读书人聚于焦山论文。民国二十五年，陕西大旱，西安百姓抬杨公像祈雨，竟巧合甘霖，此事实载当年《西京日报》。虽涉迷信，然见民心。
尤可贵者，杨公精神化入百姓日常。关中农谚：“修渠要学杨巡抚，实实在在夯基础”；滇中民谣：“做人当如杨石淙，刚直不阿对奸佞”；镇江童谣：“焦山松，石淙柏，风霜越打越挺直”。百姓虽不识文墨，然口耳相传间，杨公刚正务实之风，已渗入民魂。
抗战时期，滇西百姓于杨公祠前誓师抗敌，曰：“昔杨公御虏三边，今吾辈拒寇滇西，精神一也！”1942年日军轰炸安宁，石淙祠中殿被毁，然正殿“刚正堂”竟完好，百姓谓“杨公显灵”。后集资重修，梁上留弹痕三处，刻字铭记：“倭寇炸毁，中华重建。”
此等民间祭祀，史料虽零散，然真实可考。《陕西通志·祠祀》载全省杨一清祠十一处；《云南通志·古迹》记石淙祠“每岁春秋，士民祭祀不绝”；《镇江府志》录焦山四贤祠“香火鼎盛，尤以文士为多”。至于方志未载之民间小祠、家祭牌位，更不知凡几。
光绪年间，敦煌藏经洞现世，震动学界。有学者忽发奇想：杨一清遗稿会否有抄本传入敦煌？然查敦煌遗书目录，并无杨氏著作。倒是190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云南收购到一批纳西东巴文文献，内夹汉文残页，上有“石淙”“茶马”等字，疑为杨一清著作少数民族译本。此说虽无确证，却为杨氏学说的传播添一神秘线索。
悠悠三百年，杨一清思想传承，可谓曲折离奇。有沐府三代护稿之忠，有袁崇焕辽海用策之智，有冯从吾关中讲学之坚，有黄宗羲黄山访书之诚，更有无数无名之士，于战乱中舍命护稿，于困顿中默默抄传。
然至清末，杨一清之名已渐湮没。维新变法时，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追溯实学传统，提及杨一清，谓其“奏议切实，有裨时政”。梁启超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列杨一清为“明清实学先驱”。然二人皆未见杨氏全稿，所论不过一斑。
民国年间，云南学者方树梅纂《滇南碑传集》，广搜文献，访得杨一清佚文十余篇。1937年抗战爆发，方树梅携稿本避入滇西，途中遭日机轰炸，稿本尽毁。老人仰天长哭：“天丧斯文乎！”
然天不绝人。1950年，南京博物院整理馆藏，于“黔宁王遗记”金牌同一墓中，发现沐启元随葬品中有铁函。启之，内藏《杨文襄公预言录》抄本一册，首页即书：“奴儿兴辽二百载，终有红羊劫至。然后华夏重光，吾书或可再见。”“红羊劫”指洪秀全太平天国，然“华夏重光”何指？此册预言至民国而止，后事皆阙。
1974年，江宁殷巷农民取沙发现沐启元墓，考古队发掘，金牌重现。然铁函中抄本已朽，触手成灰。唯金牌背面“忠心报国”四字，历三百余年依然金光灿然。或曰此乃杨一清精神不灭之象征。
今人修《全明诗》《全明文》，辑杨一清诗文数百篇，然较其原撰《石淙类稿》一百四十九卷，不过十一。杨一清《边务纪要》全本、《御虏秘策》十卷，仍下落不明。传闻滇西深山、徽州古宅、辽东旧堡，或尚有残稿秘藏。然真耶假耶，谁人能辨？
欲知后世如何评说杨一清千秋功过，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