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回结尾，杨一清于嘉靖二十七年得彻底平反，赠太保，谥文襄，敕建碑亭，文集解禁，可谓哀荣备至。然逝者已矣，长眠竹林山下；生者何如？且看杨氏子孙如何在这荣辱交织的变故中，传承先人遗志，守持清白家风。
嘉靖二十八年春，镇江竹林山杨一清墓前，“敕建”碑亭已然竣工。亭为八角，覆青琉璃瓦，内立丈二青石巨碑，徐阶所撰碑文以金粉填就，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气象，与十年前那座仅刻九字的孤坟，已是天渊之别。
杨一清之弟杨一洙（已故）有一孙名杨绍芳（一说叫杨质庵），因伯祖杨一清无子，自幼过继为嗣，承继香火。此时杨绍芳已过知命之年。自嗣祖蒙冤，杨家便从金陵望族沦落为寻常门户，虽未遭抄家，然田产被罚没泰半，族人星散，门庭冷落。如今皇恩浩荡，不仅归还田产，更赐祭立碑，杨家顿时又成镇江首屈一指的仕宦之族。
这日，杨绍芳在石淙精舍“灌缨亭”召集族中子弟。与会者除其子杨敬斋、杨恪斋、杨盛斋，尚有杨一清其他侄孙等十余人。杨绍芳年近四十，嘉靖十九年举人，因嗣祖冤案牵连，屡试不第，今以恩荫得授南京国子监典籍，虽微末小官，却是杨家第三代中唯一有官身者。
杨绍芳环视众人，缓缓道：“今日召集诸位，非为庆贺家道复振，实有要事相商。嗣祖沉冤得雪，天恩如海。然恩愈重，责愈大。我杨氏一门，今后当如何立身处世，方能不负皇恩，不辱先人？”
众人默然。年轻一辈中，有面露喜色者——毕竟家产归还，门楣重光，正可重振家声；亦有惴惴不安者——宦海险恶，嗣祖如此功勋尚遭诬陷，后辈何敢轻涉？
杨绍芳之子杨敬斋起身道：“父亲，孩儿以为，当务之急，是整理刊行嗣祖遗著。《石淙诗稿》《关中奏议》虽准刊行，然礼部审查本多有删削。嗣祖生前有手稿存于精舍书阁，当以此为准，重加校勘，还其原貌。此乃保存先人心血，流传后世之大事。”
“正是。”杨绍芳点头，“然此非易事。嗣祖文稿浩瀚，涉及时政处甚多。严嵩虽在平反时出力，然其人心术难测。若刊行全本，恐再招忌恨。”
杨恪斋道：“兄长所言极是。何不请徐阁老（徐阶）作序？徐公乃当朝次辅，清流领袖，又与嗣祖有旧。若得其庇护，或可无忧。”
众人议论间，忽门房来报：“南京国子监祭酒王道王先生到访！”
众人皆惊。王道乃王守仁高足，一代大儒，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德高望重。杨绍芳忙率众出迎。
王道已年过六旬，须发皆白，精神矍铄。见杨绍芳等出迎，拱手笑道：“不速之客，叨扰了。”
杨绍芳深揖：“祭酒大人光临，蓬荜生辉，快请。”
入灌缨亭坐定，王道开门见山：“老夫此来，专为杨文襄公遗著。闻公家藏有手稿全本，可否一观？”
杨绍芳即命人取来。书童抬出三只樟木箱，启之，内皆线装手稿，纸张泛黄，字迹苍劲。王道随手取阅，见有《西征日录》《三边奏对纪要》《盐法刍言补遗》等，皆未刊行。更有一叠诗稿，题《石淙耆年诗草》，多晚年归乡后所作。
王道翻阅良久，叹道：“文襄公真经世之才！此中议论，切中时弊，纵今日观之，亦如对病开方。尤其这《盐法刍言补遗》，详论‘开中法’在淮、浙、闽三地施行细则，若当年得行，何至今日盐政糜烂至此！”
杨绍芳道：“祭酒大人，晚辈正欲整理刊行，然恐涉时忌……”
“时忌？”王道正色道，“文襄公既得平反，则其言皆为忠谏，何忌之有？且今严嵩专权，朝政日非，正需文襄公这般老成谋国之言，以醒世人。老夫不才，愿为全书作序，并荐于南京国子监刊行。纵有风波，老夫担之！”
这番话掷地有声。杨绍芳等感激涕零，拜谢不已。
王道又道：“尚有要事。老夫观文襄公手札，知其晚年曾编《家训》一册，专为训导子孙。此书何在？”
杨绍芳面露难色：“确有此稿，然……”他目视族人。
族弟杨绍庭会意，道：“回祭酒，嗣祖《家训》手稿，晚辈等珍藏。然其中多涉朝局秘辛、人事臧否，更有训诫子孙‘勿近阉宦’‘勿附权奸’等语，言辞峻切。若刊行，恐……”
“恐招祸？”王道抚须微笑，“文襄公《家训》，非为示人，乃为传家。尔等可先抄录副本，善加保存。待他日朝政清明，自可见天日。然其中修身齐家、为官治学之理，当口传心授于子孙，使文襄公精神不灭。”
杨绍芳等人拜受教诲。当夜，王道宿于石淙精舍，与杨绍芳等长谈至三更，详论杨一清生平功业，直至月落星沉方歇。
三日后，杨绍芳受族人之托，在精舍“存诚斋”为族中子弟开讲。这日来的，除杨家子弟，尚有镇江府学几位优秀生员，共二十余人。
斋中悬杨一清晚年画像，旁挂其手书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忠孝事希圣希贤。”气氛庄重。
杨绍芳立于像前，先率众向画像三揖，方道：“今日不以功名科举为讲，专述嗣祖生平，以明我杨氏立身之本。”
他取出一卷手稿，乃杨一清《自叙年谱》残本，缓缓开讲。
“嗣祖生于景泰五年，幼时家贫。曾祖（杨景）任化州同知，清廉自守，卒于任所，归葬无资。嗣祖时年十二，随祖母、母亲扶柩归乡，途中遇盗，财物尽失，唯抱父灵牌不释。至丹徒，家徒四壁，靠母亲纺绩、嗣祖采樵度日。然贫不改志，每夜就佛寺长明灯读书，寺僧怜之，许其夜宿僧房。成化四年，嗣祖十八岁，以《尚书》荐应天府乡试，中举人。主考阅其卷，批曰：‘文有奇气，非常器也。’”
座中年轻子弟，多生于安乐，闻此艰辛，无不肃然。
“成化八年，嗣祖二十二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其仕途之始。然诸生知否？嗣祖入翰林时，正值宪宗皇帝怠政，万安、刘吉等‘纸糊阁老’当国，宦官汪直掌西厂，缇骑四出，朝野恐怖。嗣祖一介新进，竟上《陈时政八事疏》，直言‘宦官不可干政’‘阁臣当负其责’。疏上，万安怒，欲黜之外放。幸吏部尚书尹旻惜才，力保，乃得留翰林。”
杨绍芳顿了顿，道：“此事嗣祖晚年常言：‘为官首在胆识。见义不为，虽居高位，与土木何异？然胆识需以学问为基，否则便是莽夫之勇。’”
接着讲杨一清督学陕西之事。“弘治年间，嗣祖任陕西提学副使，历时六载。其间创立正学书院，整顿各级官学，更革除‘行贿入学’之弊。有势家子以千金贿，求入西安府学，嗣祖严拒，并将银两充作书院膏火。时陕西学风大振，王阳明、吕柟、马理等俊杰，皆于此时崭露头角。嗣祖曾言：‘教育乃百年大计，为国储才，胜于筑城屯兵。’”
讲到正德年间事，杨绍芳声调转沉。“正德五年，嗣祖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时刘瑾擅权，诬陷大臣，朝堂人人自危。嗣祖察觉宁夏安化王朱寘鐇有异志，密疏请防，刘瑾压而不报。未几，寘鐇果反。嗣祖受命总督军务，与太监张永共赴宁夏。途中定计，表面安抚，暗调精兵，一举平叛。此战不仅平乱，更为除刘瑾设下契机——嗣祖与张永深谈，以‘功高震主’说之，劝其除瑾以自保。后张永返京，果借献俘之机，泣诉武宗前，刘瑾遂伏诛。”
座中一少年问：“伯父，张永亦是宦官，嗣祖与之合作，岂非违‘勿近阉宦’之训？”
杨绍芳赞道：“问得好。嗣祖曾解释此事：‘权宜之计，不可为常法。当是时，刘瑾祸国，非借内臣力不能除。然事成之后，当即刻疏远，不可结为党援。’后张永欲深交，嗣祖皆以礼相待，不涉私谊。此乃‘经权之道’，诸位当细思。”
随后讲到嘉靖初年大礼议。“世宗皇帝以藩王入继大统，欲追尊本生父母，引发朝议沸腾。杨廷和等旧臣力主以孝宗为考，嗣祖初亦附议。然见皇帝意坚，群臣争执不下，有损朝纲，遂上疏调和，主张‘继统不继嗣’，既全皇帝孝思，又不废礼制大节。此议两边不讨好，杨廷和斥其‘骑墙’，张璁骂其‘守旧’。然嗣祖坦言：‘吾所争者，非一家之礼，乃朝廷之体。若因礼争而致朝局分裂，则礼愈正，害愈大。’”
杨绍芳叹道：“此事可见嗣祖行事风格：不唯上，不阿众，但求实事。然也因此开罪两边，埋下祸根。”
最后讲到朱继宗案。“嘉靖八年，嗣祖任首辅甫半年，推行新政方见成效。张璁（孚敬）等恐其坐大，遂唆使张永义子朱继宗诬告嗣祖受宸濠贿金。此案荒唐至极——张永死于正德十六年，而所谓账簿竟用嘉靖元年纸墨！然世宗皇帝对嗣祖权重已有疑心，借此案敲打。三法司会审，虽查无实据，仍以‘嫌疑’革嗣祖职。”
讲至此，杨绍芳声音哽咽：“嗣祖离京时，门生故吏多避不见。唯汤沐、王宪等数人送行。嗣祖留诗曰：‘玉堂金马皆尘土，唯有西山青不改。’其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
一堂讲罢，已是午后。众子弟沉浸其中，久久无言。
看官，你道这家风传承，岂是听一堂故事、记几句格言便能成就的？那须得将先人的精神气骨，化入日常的言行取舍之中，在进退得失的关口，做出与祖德相符的选择，方算得真正的继承。杨绍芳深明此理，故其教诲子弟，从不空谈，专在实处着眼。
这一日讲学既毕，众人散去，唯绍芳之子绍文（时年十六）、绍武（时年十四）被留下。二子正当少年，聪颖好学，然生于家门复振之时，未免未谙世事艰辛。绍芳命二人随他至后园“灌缨亭”下，石淙溪畔。
绍芳不急于开口，先俯身掬起一捧溪水，问道：“此水何名？”
绍文答：“石淙水。”
“何以名‘石淙’？”
绍武机敏，接口道：“嗣祖文集有解，因水激石上，其声淙淙，故以名溪，且以为号。”
“不错。”绍芳点头，指溪中一块被水流冲刷得光滑圆润的巨石，“你二人看此石，在这溪中经受冲刷，怕有数百年了。水至柔，石至坚，何以柔能克坚，终令顽石失其棱角？”
二子思索。绍文道：“可是因水持久不息，积年累月之功？”
“正是。”绍芳神色肃然，“这便是你嗣祖所言‘韧’字真意。他一生所受诽谤、挫折，犹如这滔滔不绝的流水冲击。若是一般人，或粉身碎骨，或随波翻滚，早已失却本形。而你嗣祖，却如这溪底磐石之根，任他水流湍急，我自岿然不动，冲刷去的只是虚浮的泥土杂质，留下的反是更坚贞的核质。这‘韧’，不是顽固不化，而是‘守其本心，待时而动’。你等日后无论读书做人，若遇困境，当思此石此水。”
随后，绍芳从袖中取出两件寻常之物置于石桌。一件是一枚磨损严重的普通青田石印章，印文正是杨一清常用的“石淙居士”；另一件是一封书信的副本，纸张泛黄，字迹工整，是杨一清晚年写给某地方官、请其公正审理一桩民间田土纠纷的私函，末尾有“不敢以私谊干公法，唯念小民生计不易耳”之语。
“这两样东西，”绍芳道，“是你嗣祖遗物中最不值钱的，却是我最为宝重的。这方印，是他晚年归乡后所用，你们看，边角磨损至此，可知其暮年书写诗文、批阅家书之勤。贵为首辅，还乡后用的仍是这般朴拙石印，这便是‘清’与‘俭’。而这封信，你们细读。”
二子捧信细看。信中所述案件，与杨家毫无瓜葛，杨一清也再三声明“并非请托”，只是以故交身份，提醒那位官员查明实情，勿使小民含冤。绍武看罢，疑惑道：“父亲，嗣祖既非请托，为何要多此一举？岂不是易招非议，说他干涉地方？”
“问得好。”绍芳眼中露出赞许，“这便是你嗣祖的‘仁’与‘勇’。他明知可能招来‘结交地方、干涉政务’的批评，但他更知，那争讼的双方皆是升斗小民，一案之误，可能毁的是两个家庭。他以致仕元老之身，行此‘多事之举’，担着名声风险，图的什么？图的正是内心安宁，图的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仁者之心。他常言：‘为官者，权力在手时，施恩易；无权时，仍能不忘济世本心，仗义执言，方见真品格。’这便是他晚年所谓的‘闲来开眼看风波’——心从未真正远离尘世疾苦。”
绍芳又讲述了一桩亲历的往事。那是嘉靖十二年，杨一清刚获追复原职不久，有一苏南富商辗转找到杨家，表示愿捐巨资重修石淙精舍，并附送良田百亩，只求能在新修的族谱序言中，提及其先人与杨一清的“故旧之交”。这显然是想借杨家新得的清誉，为自己洗脱早年攀附严党的污名。当时杨家确实清贫，此资助诱惑极大。
“那时我还年轻，”绍芳回忆道，“颇有些心动。觉得提一笔虚名，换得家族实实在在的资助，似无不可。我便去信与南京的王道先生商议。王公回信只问了一句：‘若文襄公在世，当如何决断？’我悚然警醒。嗣祖一生，最恨的便是这种攀附与交易。他在《家训》手稿中有言：‘门户之衰，常始于苟取非分之名、非分之利。’我当即回绝那商人，并明言：‘先人清誉，非货殖可易。’此事过后，家中虽依旧清贫，但每一文钱都花得心安理得，夜间叩问先祖，无愧于心。”
绍文、绍武听得出神。绍芳道：“今日与你们讲这些细事，是要你们明白，嗣祖的‘清、慎、勤、直’等九字，并非高悬庙堂的匾额，而是落在一捧溪水、一方旧印、一封书信、一次拒绝之中。家风传承，传的不是爵位财富，甚至不全是学问文章，传的就是这股能在具体事上做出正确选择的‘心气’与‘眼光’。你们日后，或许读书有成，步入仕途；或许资质平平，耕读持家。无论何种境遇，但望你们在面临诱惑、困顿、不公之时，能想起今日这石淙溪边的谈话，能做出不让‘石淙’二字蒙羞的选择。如此，方不负你们身上流淌的杨氏血脉，方算真正接过嗣祖传下的那盏心灯。”
此时，夕阳西下，给溪水、石头和亭中三人镀上一层金辉。溪声淙淙，仿佛在应和着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绍文、绍武郑重向父亲、也向那方旧印行礼，眼中少了几分少年的懵懂，多了几分沉静的觉悟。他们或许尚未完全理解那些复杂政争的险恶，但已真切触摸到“石淙精神”那温暖而坚韧的质地——它不在遥远的史书里，就在这眼前的流水与旧物中，等待着被新一代的生命体认与践行。
杨绍芳道：“嗣祖一生，可概括为九字：清、慎、勤、直、智、忍、达、韧、恕。清在廉洁，慎在言行，勤在政事，直在敢言，智在应变，忍在受谤，达在通权，韧在不屈，恕在容人。此九字，当为我杨氏子孙永世圭臬。”
王道离镇后，杨绍芳等即着手整理杨一清遗稿。工程浩大，需聘抄手、校勘，更需决定：哪些可刊，哪些当隐。
这日，杨绍芳在书阁发现一只黑漆小匣，铜锁已锈。问及老仆，答：“此乃文襄公临终前交付，嘱‘非家道中兴、朝局清明勿开’。今可启矣。”
启匣，内有书信三封、手稿一册。书信乃杨一清致嗣孙绍芳绝笔，写于嘉靖九年九月。其一嘱后事从简；其二列应保存文稿目录；其三专论家训。
杨绍芳展第三信，杨一清字迹已颤，然意思清晰：
“吾历事四朝，荣辱备尝。今将就木，有数言遗尔等：一、杨家子孙，勿求显宦，但求明理。科举可应，然中后宁为州县亲民官，勿钻营台省。二、田产足供衣食即可，勿兼并，勿放重利。三、诗文可传，奏议涉时政者，暂勿刊行。待后世有明君贤相，自见其值。四、吾所编《家训》，乃一生心血。然其中直言阉宦、权奸之弊，今不可示人。可抄录副本，密藏之，每代择一贤良子孙口传。若天下有道，再行于世。五、吾蒙冤之事，勿怀仇恨。张璁辈亦可怜人，恃宠而骄，终无善果。但使我杨家子孙，永守清白，不坠门风，则吾目瞑矣。”
读罢，杨绍芳等皆泪下。再看那册《家训》手稿，封面无题，内分三卷：卷一言修身治学，卷二言为官理政，卷三言齐家处世。
杨绍芳细读，发现果然直言不讳。如卷二有云：
“宦官之祸，甚于外戚。其人居深宫，不谙外事，唯知媚主敛财。为官者当敬而远之，若有结交，虽得眼前利，必贻身后祸。正德间，多少大臣因附刘瑾得显，旋因瑾败而诛？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又云：“权臣结党，最为可畏。彼等初以‘新政’‘清流’为名，网罗羽翼；一旦得势，则排斥异己，顺我者昌。为官者当守中庸，不偏不倚。若不得已而择，宁近清流，勿附权党。然清流中亦有偏激之徒，需善辨之。”
更有一节，专论“蒙冤之时”：
“仕途险恶，忠而见谤，自古有之。若遭诬陷，首在自省：果无过失否？果无私心否？若无，则坦然对之。可辩则辩，不可辩则忍。勿效匹夫之怒，勿作妇人之泣。相信天理昭昭，纵生前不得雪，死后必有公论。昔岳武穆冤死风波亭，然千秋凛然；秦会之（桧）得善终，然万世唾骂。此即史笔如铁。”
这些言论，在嘉靖朝严嵩专权、阉宦复起的背景下，确属“悖逆”。杨绍芳踌躇：“祭酒大人虽允作序，然若见此等言语，恐亦难护周全。”
族弟杨绍庭沉思良久，道：“兄长，不若分两步走：先将诗稿、奏议中不涉禁忌者，整理刊行，由王祭酒作序，南京国子监出版。至于《家训》及敏感文稿，先抄副本，妥善密藏。待后世有缘，再谋刊行。”
“抄录需绝对可靠之人。”
“弟愿亲为。”杨绍庭毅然道，“每日焚香净手，于密室抄录。另可择一二心性沉稳、守口如瓶之子弟相助。”
于是，一场静默的传承工程开始了。白日，杨绍芳带人校勘诗文稿，准备刊行；夜晚，则闭门密室，抄录《家训》及敏感文稿。为防万一，抄本分藏三处：石淙精舍夹墙、竹林山墓室暗格、镇江城外某寺藏经阁。原本则存精舍秘库，非族长不得开启。
期间，发生一事，考验杨家定力。嘉靖二十九年，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巡视江南，过镇江，闻杨一清遗稿在整理，遣人来“借阅”。
杨绍芳知赵文华意在查探有无“犯禁”之言，若交出全稿，必遭篡改销毁；若不交，又恐得罪权奸。危急之际，杨绍庭献计：将已校勘好的诗稿及部分无关紧要的奏议，誊抄一份，加精美函套，作为“全稿”呈送。另附礼单，有端砚、湖笔、徽墨等文房珍品，价值不菲。
赵文华得“稿”，略翻，见皆是诗文及边务议论，无涉严嵩，又得厚礼，遂不再深究。一场危机，暂时化解。
然此事给杨家人深刻警示：权奸耳目无处不在，传承先人精神，需如履薄冰，更需智慧勇气。历经数月，杨绍芳抄毕《家训》，对其内容领会愈深。他择其精华，于家族内部小范围讲授，使核心子弟心领神会。
《家训》第一卷“修身篇”，开宗明义：
“读书非为科举，为明理也；明理非为炫智，为修身也。修身之要，在‘诚’‘敬’二字。诚者，不自欺，不欺人；敬者，畏天理，畏人言。人有此心，纵才具平平，亦是君子；无此心，纵才高八斗，终是小人。”
又论“贫富观”：“贫不足羞，可羞者贫而无志；富不足骄，可骄者富而能仁。吾少时家贫，采樵负米，然每夜读书，志气不堕。后官至一品，俸禄外不敢取一线。今留田产百亩，足供子孙耕读，若嫌不足，是自取贫困也。”
第二卷“为政篇”，乃全书精华。杨一清结合亲身经历，总结为官之道：
“为官有‘三不可’：不可贪，贪则受制于人；不可酷，酷则失民心；不可昏，昏则败事机。又有‘三当为’：当勤，事必躬亲，勿委胥吏；当明，察情析理，勿信谗言；当勇，见义必为，勿避险阻。”
对于“上下级相处”，见解独到：“待上宜敬不宜谄。敬者，守礼遵制；谄者，逢迎取容。逢迎可得宠一时，然终为明主所轻。待下宜严不宜苛。严者，令行禁止；苛者，吹毛求疵。苛刻则众叛亲离，何以成事？”
最精彩的是“危机应对”：“官场风波，在所难免。若遭同僚倾轧，首当自省：是否处事不公？是否言语不慎？若有，速改之；若无，则泰然处之。小人之计，往往在激汝发怒，汝若镇定，其计自破。若遇上司刁难，可据理力争，然言辞需婉；若理不在己，则暂忍之，待其过失显露，再谋转圜。切记：匹夫之怒，徒伤己身；智者之忍，以图将来。”
第三卷“齐家篇”，则显温情：
“家族和睦，非在一时，在长久。须立规明训，使子孙知所遵循。我家规有三：一曰孝悌，父母兄弟，当尽心侍奉；二曰勤俭，衣食起居，勿尚奢华；三曰助学，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需读书。”
又特别告诫：
“宦门子弟，易生骄惰。须常以先祖艰辛、家门荣辱训诫。吾每思少年采樵夜读，便觉今日饱暖，皆上天所赐，不敢稍存骄念。尔等生于安乐，更当惕厉。”
杨绍芳讲授这些时，常结合具体事例。如讲“待下宜严不宜苛”，便举杨一清任三边总制时一事：有守备虚报兵员冒饷，杨一清查实，严惩不贷；然另一把总因大风雪延误粮运，杨一清问明情由，不仅不责，反拨棉衣犒赏士卒。严与宽，皆存乎一心。
又如讲“危机应对”，详析朱继宗案中杨一清的应对：不自乱阵脚，不口出怨言，上疏自辩而留有余地，终使皇帝不忍加害，留得性命归乡。此乃“智者之忍”的典范。
这些讲授，使杨家年轻一代不仅知先祖事迹，更悟其精神。有少年问：“伯父，若依嗣祖之训，为官需清、慎、勤，又需智、忍、达，岂非太难？”
杨绍芳答：“正因难，方显可贵。嗣祖并非要人人做圣人，而是指明方向。我等凡夫，但能朝此努力，即使只做到五六分，便不愧杨家子孙，不愧读圣贤书。”
嘉靖三十年，就在《石淙诗稿》于南京国子监开雕之际，朝局又起波澜。
严嵩虽位极人臣，然其子严世蕃横行不法，引起朝野不满。次辅徐阶暗中结纳清流，积蓄力量，与严嵩明争暗斗。在此敏感时刻，杨一清遗著的刊行，意外成了政治风向标。
这年六月，南京国子监刊行的《石淙诗稿》首批印成，王道亲撰序言，盛赞杨一清“文韬武略，国之栋梁”，并言“其诗关乎世运，非寻常吟咏”。此语在有心人看来，隐有借古讽今之意。
严世蕃闻讯，对其父道：“杨一清当年被张璁所陷，张璁与父亲不睦。今徐阶一党刊其遗著，又得王道作序，恐是借尸还魂，为攻讦父亲张本。”严嵩老谋深算，沉吟道：“杨一清已死二十年，其子孙亦无显宦，不足为虑。然徐阶借此收揽清流人心，不可不防。”遂授意御史，上疏言“故臣遗著，当以醇正为要，若涉讥讽，宜加删削”。
疏上，世宗不置可否，批“礼部议奏”。时礼部尚书为严嵩党羽吴山，遂下令：已印《石淙诗稿》暂缓发行，待审查后再定。
消息传至镇江，杨家震动。杨绍芳忧惧：“若文稿被禁，岂非辜负嗣祖心血，更负王祭酒厚望？”杨绍庭却镇定：“兄长勿忧。审查之事，关键在世宗皇帝态度。皇上既为嗣祖平反，又岂会禁其诗文？此必严嵩试探。我等当以静制动。”
果然，王道在南京闻讯，立即上疏：“杨一清既蒙昭雪，则其著述皆属忠谏。若加删禁，是使天下忠臣寒心，有损陛下圣德。”徐阶亦在朝中周旋。
世宗本意，不过借此敲打严嵩、徐阶双方平衡。见火候已到，遂下旨：“杨一清著作，已准刊行，勿再生事。着礼部勿得干预。”
严嵩碰了软钉子，知皇帝不欲事态扩大，只得罢手。《石淙诗稿》得以顺利发行，一时洛阳纸贵，士人争购。杨一清的诗名、政声，借此更加广传。
然经此事，杨家更知政治险恶。杨绍芳对族人道：“今虽过关，然严嵩必记此隙。我家当愈发低调，谨守门户，勿涉朝争。”
他修订家规，增补一条：“凡我杨氏子孙，不得与当权者私下往来，不得议论朝政于公众场合，不得以先祖名望结交显宦。违者，族长可革其祭田份额。”
同时，加速《家训》的秘传工作。除原定藏本外，又抄录数份，由可靠族人分携，隐姓埋名，远赴湖广、四川等地，分散风险。杨家内部，则定期举行“家训讲会”，但绝不外传。
嘉靖三十一年秋，杨绍芳完成一项壮举：在原始《家训》基础上，结合杨一清其他文稿、书信中散见的训诫之语，编成《杨文襄公家训》定本。全书分四卷：第一卷“修身”，第二卷“治学”，第三卷“齐家”，第四卷“处世”。每卷前有杨绍芳所撰“述义”，阐发精要。
定本既成，杨绍芳于竹林山杨一清墓前，率族中核心子弟十余人，举行秘密祭告仪式。
是日天高云淡，松柏肃穆。杨绍芳焚香跪拜，朗声诵《告先祖文》：
“维嘉靖三十一年秋，嗣孙绍芳等，谨以清酌庶羞，告于显嗣祖太保文襄公之灵：公之遗训，绍芳等整理成编，凡四卷，三万八千言。皆公毕生心血，处世圭臬。今朝局未靖，奸佞在位，公训暂不能公诸于世。然绍芳等誓愿：必藏之名山，传之子孙，待河清海晏之日，使天下知我杨氏有传家至宝，知公有遗爱在人间。公其鉴之！”
祭毕，将定本抄录三份：一份藏石淙精舍秘库，一份藏墓室，一份由杨绍芳亲携，将觅地深藏。
当夜，杨绍芳独坐书斋，摩挲着定本封面，心潮起伏。他想起嗣祖一生坎坷，想起杨家这些年的沉浮，更想起《家训》中那些振聋发聩的语句：“为官者，当思‘三不负’：不负君恩，不负民望，不负所学。”“处世者，当守‘三不争’：不与君子争名，不与小人争利，不与天地争巧。”“治学者，当求‘三贯通’：贯通经史以明道，贯通古今以知变，贯通知行以成事。”
这些智慧，凝聚着一位四朝老臣的血泪经验，也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精神基因。纵使暂时不能面世，但其光芒，终将穿透时空，照亮后世。
窗外，月华如水，石淙溪声淙淙，如泣如诉，如歌如咏。杨绍芳仿佛看见，嗣祖杨一清正立于月光下，拈须微笑，目光中有欣慰，有期待，更有穿越沧桑的淡然。
毕竟不知《杨文襄公家训》在后世命运如何？杨一清的文学成就又将获得怎样的评价？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