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杨绍芳自那夜于书斋摩挲《家训》定本，心潮起伏，念念不忘伯祖杨一清生前著述。这日恰逢嘉靖七年冬月廿三，北风怒号，彤云密布。绍芳独坐丹徒老宅东厢书房，翻阅旧日文牍，忽见老仆杨忠气喘吁吁抱一乌木箱入内，箱上积尘寸许，铜锁锈迹斑驳。
“少爷，此箱在后楼梁间暗格发现，恐藏匿数十年矣！”杨忠抹汗道，“箱面有残破封条，字迹模糊，唯‘石淙珍秘’四字可辨。”
杨绍芳闻言，心头怦然。石淙乃伯祖晚年自号，此箱既标“珍秘”，必是紧要物事。急取小刀剔开锈锁，箱盖甫启，但见内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余册手稿，以青布包裹，藏有樟脑之气。最上一册封面题《石淙诗稿·凤池稿》，笔力遒劲，正是杨一清亲笔。
绍芳双手微颤，捧册细观。此册收录伯祖成化年间任中书舍人时所作，开篇《初入翰林院有感》云：“凤阙初瞻日，龙墀乍染衣。自惭樗栎质，敢近衮旒辉。”字里行间，尽显当年寒门学子骤登清要之惶然。再翻他册，《西巡稿》记弘治十年以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事；《督府稿》录正德初年总制三边军务情状；《吏部稿》载嘉靖年间执掌铨选之思。分门别类，竟得十九卷之数！
箱底另有一青缎包袱，解之乃数十通尺牍。绍芳逐一检视，见落款皆当世文坛巨擘：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何景明……其中李梦阳书信最多，竟有十八通。弘治十七年一函云：“石淙先生钧鉴：昨蒙赐观《贺兰山阙》诸作，雄浑苍凉，直追盛唐。边塞诗自岑参、高适后，沉寂久矣，今复见之于公，岂非文坛幸事？”字里行间，推崇备至。
正翻阅间，窗外忽飘鹅毛大雪，顷刻天地皆白。绍芳掩卷长叹：“伯祖一生，出将入相，文韬武略。此等心血之作，若永藏箱箧，岂不辜负天地造化？”然转念思及刊刻之难，复生踌躇。一需银钱，杨家虽诗礼传家，然非豪富，雕版印书所费不赀；二涉禁忌，诗中多有议论边务、感慨时政之语，恐招物议。
忽闻门外马蹄声急，管家来报：“表少爷胡缵宗自南京来，已至前厅！”
这胡缵宗乃杨一清外孙，嘉靖八年进士，时任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此人字孝思，号可泉，少负才名，尤工诗文。此番因公赴镇江查勘漕运，特转道丹徒探望舅家。
二人相见，叙过寒温，绍芳即引至书房，示以新得遗稿。缵宗一见木箱，抚掌道：“天怜苦心！昔年侍奉外祖时，尝闻有诗稿藏于老宅，苦寻不得。今竟现世，岂非文运使然？”遂展卷细读，见《督府稿》中《巡边十二咏》，读到“沙场白骨埋秋草，烽火红旗照暮云”之句，竟至潸然泪下。
待阅毕数卷，缵宗正色道：“舅祖之诗，非徒吟咏性情，实乃以诗存史。成化以来边关形势、朝局变迁、民生疾苦，皆在其中。昔杜甫诗称‘诗史’，今舅祖之作，堪与比肩。若不刊行，后世何以知嘉靖以前西北情状？”
绍芳遂将所虑银钱、禁忌二事和盘托出。缵宗沉吟良久，道：“银钱之事，可分步而谋。吾在南京多年，知金陵刻书之业甲于天下。‘文林阁’主人吴继贤，乃吾旧识，其家四代刻书，工精料实，价亦公道。可先刻诗稿，待流传既广，再谋《关中奏议》。”
“至于禁忌……”缵宗翻至《制府稿》中《感事》诗，指“阉竖擅权纲纪紊，书生扼腕庙堂危”二句道，“此虽直刺刘瑾乱政，然刘瑾伏诛久矣，今上即位以来，屡诏求直言。且舅祖乃四朝老臣，功在社稷，其遗著刊行，正当彰显圣朝优容耆旧之德。”
二人计议至三更，定下章程：胡缵宗返南京后，即访书坊，估工价；杨绍芳留丹徒校勘文稿，誊录清本。待诸事齐备，再择吉日开雕。
且说胡缵宗与杨绍芳计议已定，心中一块巨石落地，然另一重思虑又生。他深知，刊刻先贤遗稿，非仅匠事，更乃文脉传承之举，必先明其著述之精义、地位之崇隆，方不负先人，亦能昭告天下。是夜，缵宗宿于丹徒老宅客舍，窗外朔风稍歇，雪光映帘，了无睡意，遂于灯下重览诗稿样本，遥想伯祖当年文采风流。
忽忆起一桩旧闻。嘉靖四年，缵宗尚在京师国子监为监生时，曾随座师、翰林侍读学士廖道南拜谒致仕大学士费宏。费公与杨一清同朝为相，交谊甚笃。席间谈及文章，费宏慨然道：“本朝文章，自永乐、宣德以降，台阁体雍容平正，然渐失风骨。至弘治间，风气始变。其先声者，南有茶陵李公（东阳），北则石淙杨公也。石淙以边塞烽火入诗，以经世实务入文，开一代雄直之风。《四库总目》虽未成，然老夫可断，其《石淙稿》必为后世所重。”廖道南亦附和曰：“诚然。杨公奏议，如《关中奏议》，叙事明畅，说理透辟，直追陆宣公（陆贽）奏议之体，非寻常章疏可比。”此乃缵宗亲耳所闻，今思之，犹在耳畔。
又念及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乃当世大儒，其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于文章一道亦眼光独到。去岁缵宗曾携杨一清《督府稿》中数诗请教，湛公读《贺兰山阙》篇，沉吟良久，评曰：“此诗气象宏阔，沉郁顿挫，深得杜工部《诸将》《秋兴》之神髓。然‘黄河水寒战骨枯’一句，以景写情，以境衬心，悲天悯人之怀，似又过之。杨公非仅学杜，实以边臣之眼、疆吏之心，发杜诗未发之幽，此其不可及处。”此评可谓鞭辟入里。
至于伯祖文章在史家笔下之地位，缵宗亦曾留心查考。昔年翻阅《明孝宗实录》，见弘治十六年某条下，录有孝宗皇帝与内阁之语：“杨一清所奏边事及地方利弊，皆明白晓畅，可行可据。其文亦可观。”天子金口，虽片言只语，已足定评。而私史野乘，推崇更甚。如嘉靖初年王世贞之父王忬所著《读书笔记》中尝言：“近代能以勋业文章并显者，李东阳、杨一清而已。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一清建功边陲，其文亦自彪炳，可谓文武兼资，双峰并峙。”此论将伯祖与文坛盟主李东阳并列，推崇至高。
文名既盛，慕名求文者自然络绎。缵宗曾见伯祖一封书信底稿，乃正德年间回复苏州名士文徵明者。信中婉拒为其父撰写墓表之请，谦称：“老夫久历戎行，笔墨荒疏，恐不足为衡山（文徵明）先生增重。且尊公德行，自有吴中贤士林撰述，何用边鄙老卒赘言？”然据文徵明后来在《甫田集》中回忆，杨公虽未应允，却亲笔回信，措辞恳切，并附新诗一首相赠，文氏“宝若球璧”。此事足见伯祖虽位高权重，对江南文人群体亦尊重有加，故能赢得彼辈衷心敬仰。
更有一事，可证其文章影响力之深远。正德末年，泉州书商曾冒名刊印《石淙先生评点唐诗鼓吹》，畅销闽粤。后经人揭发乃伪托，然书商辩称：“非敢僭越，实因杨公诗名海内共仰，评点唐诗，人必信之。”此事虽为不法，却从侧面印证“杨一清”三字在当日读书人心目中之分量，已成文章品鉴之权威符号。
思虑至此，缵宗愈觉肩头责任千钧。伯祖遗文，非一家之私藏，实天下公器。今欲刊行，岂能仅止于文字无误、版式精良？更须将其人其文置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交的文治武功大背景下考量，通过序跋、评点、附录，勾勒其“出将入相，文德武功”的完整形象，方能使后世读者知人论世，领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之真谛。
窗外传来五更梆声，雪已停歇，东方微白。缵宗将思绪一一记下，决心返南京后，除联络书坊、筹措刻资外，更要广征序跋于名公巨卿，博采轶闻于故老门生，务求此集成为后世研究杨一清乃至明中期政治、文学、边务的必读之典。
再说胡缵宗别了杨绍芳，乘舟返归南京。一路溯江而上，但见烟波浩渺，山色空濛。缵宗独坐舟中，将伯祖诗稿样本再三展玩，愈觉字字珠玑，不忍释手。忽忆起南京文坛耆旧尝言：“弘正之间，文章巨公，北地李梦阳、关中康海、茶陵李东阳固领风骚，然以勋业文章并著者，首推丹徒杨石淙。”
这一日舟抵金陵，缵宗未及归宅，先往鸡鸣寺访旧友顾璘。璘字华玉，时任南京刑部尚书，乃当代文宗，与杨一清素有唱和。二人于寺中凭栏远眺，玄武烟波尽收眼底。缵宗遂出《石淙诗稿》数卷相示。
顾璘抚卷叹曰：“此物现世，真文林盛事！忆昔正德初年，仆官北京，尝于李空同（梦阳）宅中得见石淙公《贺兰山阙》手迹。其时公总制三边，戎马倥偬，而诗笔雄健若此。空同先生指‘黄河水寒战骨枯’一句谓予：‘此等气象，非身历沙场者不能道。石淙非独社稷干城，亦诗坛飞将也。’”
缵宗闻言，请教道：“世伯与先外祖交厚，不知其诗文究竟如何地位？”
顾璘命童子煮茶，徐徐道：“此事须从头说。成化末年，石淙公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其时诗作已显峥嵘。《初入翰林院》有‘自惭樗栎质，敢近衮旒辉’之句，谦冲中见风骨。后巡按陕西，作《陇山行》《萧关曲》诸篇，边塞风云尽入诗囊。李东阳公读之，谓门人曰：‘杨应宁（一清字）诗有唐音，其雄浑处近岑嘉州，沉郁处类杜工部。’此评流传，遂定公诗坛重望。”
正说间，寺僧引一人至，乃南京国子监博士陈沂。沂字鲁南，亦文坛健笔。见案头诗稿，惊问：“此非石淙先生遗墨耶？”遂取观之，至《督府稿·阅兵偶成》篇，朗声吟道：“‘旌旗昼卷沙场雪，钲鼓宵传塞草秋。自古安边在良将，岂徒甲胄逞戈矛？’——壮哉！此等胸襟，岂寻常文人可及？昔年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曾云：‘石淙诗如老将布阵，堂堂正正，而奇兵伏焉。’今观真迹，信然！”
顾璘颔首道：“鲁南所言极是。弘治十五年，石淙公以都御史巡抚陕西，重修华山栈道，竣工时作《重修华山道记》，文中有‘凿石通星汉，悬梯接斗辰’之语，韩城状元康对山（海）见之，叹曰：‘此司马子长游侠之气，班孟坚典诰之体，兼而有之！’其文名由是愈彰。”
陈沂忽拍案道：“晚生忆得一桩公案：正德五年，石淙公遭刘瑾诬陷下狱，狱中作《圜室咏怀》三十首。其时瑾党严密，诗稿密传而出，江南文士争相传抄。中有‘铁窗寒浸中宵月，犹照丹心向紫宸’之句，苏州唐寅见而泣下，谓‘此真忠臣肺腑语’，连夜绘《石淙圜室图》相配，画竟，诗画合璧，吴中纸贵。”
缵宗闻此轶事，血脉偾张，急问：“此图此诗，今尚在否？”
顾璘道：“唐画真迹未知所踪，然诗稿抄本，仆箧中恰存其一。”即命僮仆回府取来。少顷，一泛黄册页至，展开但见字迹潦草，显是仓促间抄录。然诗句铮铮，跃然纸上。其第三首云：“囹圄虽深志未摧，孤忠原不待春雷。他年若遂澄清愿，再整山河酒一杯。”页边有蝇头小楷注：“正德五年九月十六，徐祯卿手录于吴门。”
陈沂指注文道：“徐昌谷（祯卿字）乃‘吴中四才子’之一，素以清高自许，竟为石淙诗折服，可见公之文采风骨，实能倾倒天下名士。”
顾璘复道：“石淙公文章事业，相得益彰。嘉靖三年，公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出征前，于京师香山会饮，即席赋《出师述怀》，中有‘白首筹边余一剑，丹心报国剩双旌’之联。是日与会者，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等皆在座。何仲默（景明字）评此联曰：‘以郭汾阳之力，兼陆宣公之文，我朝一人而已。’”
言至此，顾璘忽命取笔墨，就寺中素壁题诗一首：“石淙勋业冠弘正，诗笔犹能抗盛唐。莫道边关惟剑戟，锦囊常贮月华章。”题毕谓缵宗曰：“贤侄刊刻遗稿，功德匪浅。昔《石淙诗稿》原有嘉靖初刻本，然流传未广。公之《关中奏议》十卷，当年由门人李梦阳、康海编次，李东阳作序，称其‘论事如指诸掌，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今若能合诗文奏议，汇为全编，则石淙公‘文韬武略’之象，可得完璧矣。”
缵宗离席拜谢：“世伯教诲，小侄谨记。今已访得诗稿全帙，奏议尚缺数卷。闻滇中沐府藏有抄本，当竭力求之。”
三人茶话至暮，钟鼓声起，方依依作别。归途上，缵宗思及日间所闻，心潮澎湃。方知伯祖杨一清非但功业彪炳，其诗文造诣亦早为一代宗匠推重。李东阳以台阁耆宿誉之，李梦阳以前七子魁首钦之，唐寅、徐祯卿以江南才子慕之，其文采风流，实与政事军功同辉史册。
忽又想起一桩要紧事：嘉靖皇帝素重文艺，常命翰林院进呈先朝名臣文集。若得将伯祖诗文奏议精校呈进，或可邀宸赏，赐序题签，则刊行之事，必得助力。然此念需从长计议，首要在精校文本，务求无误。
正思量间，舟已抵寓。是夜，缵宗挑灯重读诗稿，至《石淙精舍偶成》篇，见“归来整顿旧诗篇，铁马金戈入管弦”之句，不禁拍案：“此即伯祖自道也！以铁马金戈之事，入阳春白雪之词，文武交融，浑然天成。无怪乎《明史·艺文志》著录《石淙集》四十五卷，与李东阳《怀麓堂集》并列，赞其‘诗文宏肆，警迈逸群’。”
窗外交更梆响，缵宗犹自伏案，将顾璘、陈沂所述轶事一一录附稿旁。心想：“他日刊刻，当将这些评语缀于相应诗篇之后，使读者知人论世，愈见伯祖诗文之价值。”
忽又忆及陈沂所言唐寅绘图事，暗忖：“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等，皆与伯祖同时，或亦有相关题咏。此番回南，当广询故老，博采遗闻，务使刊本不独收诗文，更附以交游史料、历代评骘，成一部杨石淙全集，方不负先人心血。”
由是，缵宗刊书之志愈坚，而肩上之任亦愈重矣。
临别时，缵宗忽道：“校勘一事，至关紧要。吾闻康对山先生隐居武功，闭门著书。若能请其出山主持，则事半功倍。”
绍芳蹙眉道：“康海先生乃前朝状元，文坛泰斗，然自正德五年削籍为民，杜门谢客已二十载，恐难相强。”
缵宗笑道：“表兄有所不知。弘治年间，舅祖督学陕西时，康海尚为诸生，其文章深得舅祖赏识，尝称‘康生之文，秦中第一’。后康海遭刘瑾构陷下狱，满朝无人敢言，唯舅祖暗中周旋。此段恩义，康先生必未忘怀。”
却说康海自罢官后，归隐陕西武功县，筑“对山草堂”，日与门人讲论经史，著述不辍。嘉靖八年二月，庭前红梅初绽，海正与弟子张炼、马理讲《毛诗》，忽有童子来报：“有客自江南来，称南京吏部胡郎中遣使求见。”
康海年已六十有三，鬓发皆白，闻“胡郎中”三字，沉吟道：“可是胡缵宗？”即命请入。来者乃缵宗家仆胡安，奉上书信并《石淙诗稿》样本三卷。
海展缵宗手书，略云：“可泉谨拜对山先生座前：今于舅氏老宅得外祖石淙公诗稿十九卷，皆亲手誊录。忆昔先生尝评点其中，批语犹存。今欲付枣梨，公之于世，然校雠重任，非先生莫属。望念当年知遇之恩，出山主持……”
读至此处，康海老眼含泪，往事历历。忆弘治八年春，陕西提学副使杨一清至武功县学，见其《禹贡论》试卷，击节赞叹，亲点案首。后每至西安，必召问学业。又记正德五年系狱，亲友避之唯恐不及，独杨公遣人送衣食，托刑部旧属暗中照拂……
思之良久，康海对胡安道：“归告汝主，杨公于我有知遇之恩、救命之德。今其遗著将刊，海虽老惫，敢不效劳？然校书如扫落叶，非一人可成。李献吉乃杨公得意门生，诗稿多经其手。彼现任江西提学副使，可往邀之。”
即修书二封：一与胡缵宗，允主持校勘；一与李梦阳，邀共襄盛举。又命弟子张炼：“汝即刻赴西安，借阅府学所藏弘治、正德间陕西邸报、边关奏牍。杨公诗中多涉边事，需考其时地背景，方得真意。”
不半月，张炼自西安归，携回抄录文书尺许。康海白日校诗，夜间查证，每至更深。见《督府稿》中《闻延绥捷报有感》题下原注“正德二年秋”，即查当年邸报，果有“八月，鞑靼小王子犯延绥，总兵官吴江败之于木瓜山”之记载。乃批注云：“此诗当作于正德二年八月后。‘捷书夜到咸阳驿’之句，与史合。”
如是两月，校毕八卷。忽有驿马自南昌来，递上李梦阳回函并评点稿两册。梦阳信中言：“献吉再拜对山先生：蒙赐手书，捧读涕零。先师诗稿竟得全璧，此天不欲丧斯文也！所托评点，已勉力为之，然年迈目昏，恐多讹误。另闻南京有书商欲盗刻牟利，所据乃坊间残本，错谬百出。望速刊正本，以正视听。”
康海览信大惊，即命胡安星夜返南京报信，自与弟子加紧校勘。每日平明即起，子夜方休，眼昏则以凉水沃面，手颤则命弟子代笔。至四月初，十九卷校勘终告完成，批注计三千六百余条。
胡缵宗得康海警报时，已在南京筹办刊刻事宜。通过旧僚引荐，与“文林阁”主人吴继贤议定：刻资三百两，先付半数；版成后印五百部，杨家得三百，书坊得二百以售。
吴氏乃刻书世家，所用写工赵楷、刻工周珪，皆金陵名手。缵宗日日亲往监督，版式仿宋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双边。字用颜体，端庄浑厚。
四月十八日，首批版片刻就，正在刷印样张，忽有应天府差役四人闯入，高声喝道：“奉王通判钧旨，此间所刻《石淙诗稿》有谤讪朝廷语，着即停印，版片查封，主事者到衙候审！”
吴继贤面如土色，缵宗却从容揖道：“敢问差官，所谓谤讪，指诗中何句？”
为首差役冷笑道：“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非谤讪而何？”
缵宗闻言，反笑道：“差官差矣！此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句，天下读书人人人诵得。今刻唐人诗，何罪之有？”
差役语塞，另一人喝道：“休得狡辩！通判老爷指的不是这句，是……是‘阉竖擅权’那些！”
缵宗心下了然。应天府通判王纶，乃首辅张璁门生，性喜罗织。张璁因“大礼议”得宠，而杨一清当年对此持有异议，故王纶欲借此生事。遂正色道：“杨文襄公诗中所斥‘阉竖’，乃指正德朝权宦刘瑾。刘瑾伏诛，载在国史，今上即位初年，亦曾下诏痛斥其恶。此等诗句，正显忠贞，何来谤讪？”
差役词穷，悻悻道：“我等奉命行事，有话到公堂说！”即欲查封版片。
正值僵持，门外忽传：“南京守备太监鲍公公到！”
但见八人抬绿呢大轿直入院中，鲍忠着蟒袍玉带，缓步下轿。此人司礼监出身，昔年在宫中与杨一清相识。日前缵宗曾往拜会，呈诗稿求序。
鲍忠环视众人，慢声道：“咱家闻此处刻杨先生诗稿，特来瞧瞧。怎么，王通判不让刻？”
差役见鲍忠，慌忙跪倒：“小的不敢！只是……”
“只是什么？”鲍忠冷笑，“杨先生乃四朝老臣，功在社稷。其诗稿刊行，是彰圣朝文治。咱家已奏明皇上，御笔亲题‘耆旧遗音’四字作序。尔等敢阻，莫非觉得皇上圣裁有误？”
此言一出，满院皆惊。差役叩头如捣蒜，仓皇退去。原来鲍忠虽未真得御笔，然以其身份，王纶绝不敢再犯。
风波既平，缵宗与吴继贤加紧赶工。鲍忠果作序一篇，中有“先生之诗，得杜骨苏神，忠爱之忧溢于楮墨”等语。缵宗又请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作序。湛氏当代大儒，阅稿后叹：“此真诗史也！”序中赞杨一清“文经武纬，兼而有之”。
五月端阳，缵宗于秦淮河畔邀月阁设“《石淙诗稿》品鉴会”，邀南京名士四十余人。席间展样书传观，众人交口称赞。太常寺少卿黄佐即席赋诗：“石淙遗稿出尘封，字字风雷涤荡胸。莫道边关惟战伐，诗心原与塞云重。”此诗次日传遍金陵，书未刊而名先扬。
嘉靖八年八月，《石淙诗稿》十九卷终告刊成。蓝布函套，楮纸精印，墨色莹润。首印五百部，三日售罄。江南各藏书楼竞相求购，文林阁只得续刻千部。
杨绍芳在丹徒得首批样书，焚香告祭祖先。展卷细读，见卷首依次为御赐“耆旧遗音”（实鲍忠托名）、鲍忠序、湛若水序、康海序、李梦阳序。正文间有双行小字评点，皆康、李手笔。《督府稿·贺兰山阙》诗后，康海批：“此诗雄阔悲凉，得盛唐边塞气象。‘贺兰山阙烽烟直，河水清寒战骨枯’二句，写尽百年边患。”李梦阳批：“吾师此作，气格在岑嘉州之上。”
更可贵者，书末附《石淙交游尺牍》一卷，收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书信二十八通。李梦阳弘治十八年函中论诗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此不易之论。然学者多得其形，未得其神。今观先生之作，形神兼备，可为法式。”此语日后成“前七子”文学主张之圭臬。
诗稿流传，震动文坛。嘉靖九年，朱廷珍著《筱园诗话》，谓：“明诗至弘正间一变，李东阳主盟于前，杨一清、李梦阳继起于后。石淙诗雄浑苍凉，得杜陵骨力；茶陵诗典雅工丽，具台阁气象。二公实开明代中兴诗运。”
嘉靖十二年，杨慎编《明诗钞》，录杨一清诗四十八首，评曰：“石淙以经济之才，发为歌咏，自具一种沉雄悲慨之气。边塞诸作，可补史阙。”同年，朝鲜使臣朴趾源于南京购得《石淙诗稿》，携归汉城，呈于国王。李朝文臣读“黄河远上白云间”等句，叹服不已，竟有“中朝诗脉，此为正宗”之论。
然杨绍芳之心，不在虚誉。诗稿刊行后，即思续刊《关中奏议》。此书乃伯祖经世之学精华，然寻访多年，仅得残本六卷。正惆怅间，忽有云南来人。
来者乃黔国公沐绍勋之侄沐朝辅。沐氏世镇云南，与杨氏同出滇中，素有通家之好。杨一清祖籍云南安宁，虽幼离故土，然终生以“三南居士”自况（生于云南、长于湖南、老于江南）。
沐朝辅奉叔父之命，特来致贺诗稿刊行，献普洱茶二十饼、大理文石砚四方。言谈间道：“家叔闻文襄公诗稿流布，欢喜不胜。滇中士子久慕公名，欲翻刻一部，以广流传，望赐允准。”
绍芳欣然应允。朝辅又道：“小侄此行，另携一物，或于刊印文襄公他著有助。”遂取出一紫檀木匣，内藏手抄本三册，题《关中奏议补遗》。
绍芳展卷，见所录皆杨一清巡抚陕西时奏疏，多涉茶马、屯田、边墙事。其中《议复河套疏》《更定茶马例疏》《修边墙以固疆圉疏》等篇，皆现存刊本所无。逐字读之，但见论理透辟，数据详实，如《茶马疏》中列成化以来各年茶引数目、易马数量、马价涨跌，了如指掌。
“此稿从何得来？”绍芳惊问。
朝辅道：“昔年文襄公在陕，幕僚抄录奏稿副本，寄归云南存案。黔国公府藏书楼中，存有数箧。家叔命人检寻，得此三册，特命誊抄奉上。”
绍芳感激涕零。沐朝辅居旬日，详议滇中翻刻事宜。临行前夕，夜饮于书房，朝辅忽压低声音道：“有桩奇事，不知当言否。”
“但说无妨。”
“小侄在南京时，偶闻魏国公徐鹏举府中，藏有文襄公晚年手稿一帙，题《西北边务纪要》。据说所记皆公晚年反思边政、筹划长远之策。然徐府秘不示人，谓其中多有‘违碍’之语……”
绍芳心头剧震。《西北边务纪要》之名，他从未听闻。然伯祖晚年致仕后，确常对子弟言：“吾于边事，尚有未竟之思。”若此稿真存于世，必是毕生心血结晶。
送走沐朝辅，绍芳独坐灯下，心绪如潮。诗稿刊成，不过传伯祖文章；奏议若得全璧，可传经世之学；然此《纪要》所载，或是安边定国之秘策。徐鹏举乃开国功臣徐达之后，世袭魏国公，府第在南京大功坊，藏书楼“瞻园”号称收藏甲于南都。然徐家与杨家素无深交，如何得见秘藏？
正思量间，老仆杨忠慌张入报：“少爷，门外有陕西军汉求见，浑身是血，称有十万火急军情！”
且说那军汉被扶入书房，面色蜡黄，左臂带伤，血污满襟。从怀中取出油布包裹，颤声道：“小人张勇，父张雄曾为杨老制台亲兵。今鞑靼俺答部大举犯边，延绥、宁夏俱急。军中旧人忆老制台当年有《边务纪要》遗稿，或存破敌之策。特冒死南下寻访……”
言未毕，竟昏厥过去。绍芳急命救治，解油布视之，乃陕西三边总制刘天和手书。略云：“天和顿首杨先生文几：顷者俺答纠众十万，分犯花马池、定边营。边军苦战经月，粮械俱乏。闻先师文襄公有《西北边务纪要》遗稿，详述御虏长策。若得览观，或可解倒悬。望先生念苍生之危，助寻此稿。临书惶悚，不知所云。”
绍芳阅毕，手颤不已。俺答犯边之事，他已有耳闻。去岁至今，北虏屡侵，尤以今秋为甚。然未料局势危殆至此。伯祖遗稿竟关边关存亡，此实出意料。
时张勇已醒，绍芳细问方知：原来杨一清当年总督三边，麾下有亲兵二百，多陕西子弟。其中张雄、李彪等十八人，最得信任。一清去职时，曾言：“吾有《边务纪要》一稿，乃毕生心血。异日边关有急，或可用之。”后此稿辗转流落，传闻落入南京某勋贵之手。今边关告急，旧部子弟遂想起这段往事。
正说话间，胡缵宗遣急足送信至。信中言：“近日得悉，魏国公府确藏《西北边务纪要》。然徐鹏举以此稿涉‘筑墙弃地’之议，恐干时忌，坚不肯示。弟多方疏通，仅得览目录，知有‘茶马五策’、‘边墙三要’、‘河套经纬’等篇。今闻俺答猖獗，此稿或成破敌关键。望兄速谋良策。”
绍芳持信沉吟。徐家不肯示稿，一因顾忌朝议——当年杨一清曾议复河套、筑边墙，遭兵部驳斥；二因私心——此等秘策，武臣之家得之，可作传家之宝。然今边关烽火连天，岂容私匿？忽心生一计：沐朝辅尚在返滇途中，当可追回。黔国公镇守云南，虽不与北边事，然沐氏世代勋戚，与徐家颇有往来。若得沐绍勋修书说项，或有一线希望。
即修书两封：一与沐朝辅，请其转请黔国公致书徐鹏举；一与胡缵宗，嘱其继续周旋。命家丁快马分送。
当夜，绍芳宿于书房，辗转难眠。三更时分，披衣而起，重翻新刊《石淙诗稿》。至《督府稿》末篇《丙子冬告归石淙有感》，诗云：“六十年来事已非，贺兰山月几圆亏。边尘未靖身先老，留得兵韬付与谁？”康海批注：“丙子乃正德十一年。此诗作于致仕前夕，读之凄怆。‘留得兵韬’句，似暗指有未传之策。”
绍芳掩卷望北，但见寒星满天，朔风撼窗。伯祖当年“留得兵韬”，莫非正应今日之需？那《西北边务纪要》中，究竟藏何妙策？徐府深宅，重门叠户，又如何得见真容？
忽闻远处谯楼鼓响，已交四更。烛火摇曳间，绍芳似见伯祖影像浮现，银髯飘洒，目光如电，手指西北方向，唇齿微动，似有所言。急欲问时，影像倏散，唯余案头诗稿在风中哗哗作响。
欲知杨绍芳如何取得《西北边务纪要》，此稿又载何等安边妙策，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