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腮帮子上的肌肉鼓了鼓，终于泄了气似的肩膀一塌。

　　“得了！”

　　他狠狠一拍大腿，“我看李大哥是实在人，赔本就赔本，当交个朋友！一千三就一千三！”

　　“马老板，你们做买卖的，哪能真亏本出货？”

　　李洪峰哈哈一笑，点破了他的说辞：“就当少赚点，图个开门红嘛！”

　　“唉……亏大了我呀！”

　　马老板摇头晃脑，一副肉痛的模样，过了好一会儿，他问道：“不过刚才听您提了一句，是复洲镇？要运到那边？这运费……”

　　“这么个大铁疙瘩，送到镇上，没一百块运费真不行。”

　　“雇车、油钱、人工……”

　　显然这位马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冰柜价格低了，自然要从运费上找补回来。

　　“行。”

　　李洪峰这次答应得干脆，“一百运费，该加。”

　　“这么着，我今天先付二百定金。”

　　“7月10号，你把冰柜送到复洲镇二十五中，我验货没问题，当场付清尾款一千二。如何？”

　　“成！”

　　老马眼珠子转了转，盘算了片刻，一咬牙：“就按大哥说的办！”

　　两只手又一次握在一起。

　　李洪峰的手稳，老马的手潮，手心都是汗。

　　定金钱递过去，是两张簇新的百元钞。

　　老马接过，对着光眯眼看了看水印，仔细折好，塞进七分裤屁股后面的口袋里。

　　马老板又从棚子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收据本，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收据，注明收到定金两百元，约定10号送货，尾款1200元等字样，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马有财。

　　接过收据，仔细收好，李洪峰一家又叮嘱了两句，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嘈杂的姜洼旧货市场。

　　走出旧货市场时，日头已经偏西。

　　坐回车里，贺玲才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一千四……真够贵的。”

　　“贵是贵！”

　　李洪峰拧钥匙，发动机嗡嗡响起来，“可比新的省了快一半。有了它，夏天冰棍汽水就能卖上价。”

　　“嗯！是这个道理！”

　　李云景在一旁笑嘻嘻地安慰着，“老妈，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车子缓缓驶离那片喧嚣与破败。

　　李云景回头，从后窗望去。

　　姜洼市场在夕阳里渐渐模糊，成了一片模糊的剪影。

　　只有那蓝色帆布棚顶的一角，还在余晖里反着一点微弱的光。

　　李洪峰开着那辆大发面包车，载着满怀希望的妻儿，踏上了返回复洲镇的归途。

　　车窗敞开，夏日的暖风吹拂着脸庞，带着田野的气息，也吹拂着一家人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的九天时间，李云景的生活节奏变得规律而充实。

　　每天清晨，他依旧雷打不动地出门跑步、锻炼身体，不断增强这具年轻躯体的力量与耐力。

　　无论未来要做什么，一个好身体都是最重要的本钱。

　　中午吃完饭了，他就去找吕若曦，崔燕燕，马兴远，马果丰等人玩，踢足球，跳皮筋，打扑克，打弹珠，打篮球……

　　年轻人精力旺盛，天天闲不住，在这个暑假，告别了高中生涯，所有人都卸下了学业上的压力，彻底放飞自我。

　　而晚上吃完饭了，李云景都待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父亲从单位带回来的《参考消息》、《滨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等。

　　在这个信息传播相对闭塞的年代，报纸是普通人了解外界、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窗口，其信息量和深度，往往比每晚半小时的新闻联播更为丰富和贴近现实。

　　他看得很仔细，不仅看国内外大事，更关注经济板块、政策动向以及一些边边角角的社会新闻。

　　时代的脉搏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背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几天后的一份《滨城日报》上，一则不太起眼的短讯引起了李云景的极大兴趣。

　　“……国库券转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个人持有的1988、1989年度国库券，可在指定金融机构进行转让……”

　　“国库券！对了！就是这个！”

　　他几乎要喊出声来。

　　他清楚地记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国库券的流动性极差，持有者往往只能以远低于面值的价格私下转让。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发达、试点较早的城市，国库券的交易价格则更接近其实际价值，甚至因为较高的利率而存在溢价空间。

　　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性价差！

　　如果能从本地或周边地区以低价收购国库券，然后带到滨城这类试点早、价格高的城市出售，一转手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

　　胆子大一点，运作得当的话，利用这波信息差和政策时间差，短时间内赚取几万元甚至更多，绝非天方夜谭！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复县这种小地方，国库券还是发工资时硬塞的“爱国债”，塞在抽屉底层，和粮票、旧工作证压在一起。

　　去年隔壁王婶急着用钱，面值一百的券，六十块就咬牙卖了。

　　而滨城那个八十公里外的港口城市，试点早，市场活，同样的券，说不定能兑出九十五，甚至一百零五。

　　地理的差距，信息的鸿沟，时间的裂缝……

　　中间淌着的，是赤裸裸的利润。

　　胆子够大，跑上一趟，背回的可能不止是钱，是普通人上班十年也攒不下的数目。

　　他翻了个身，木板床嘎吱响。

　　黑暗中仿佛看见成捆的国库券，淡绿色的纸面，印着庄严的国徽，捆扎的纸绳勒进券里。

　　可这兴奋只燃了几分钟，就被现实的冰水浇透了。

　　本金！

　　家里刚掏出所有积蓄，还欠着马致富的人情，才撑起那个小卖部。

　　家里的那五千存款，似乎也干不了什么。

　　更致命的是父母绝不会点头。

　　在父亲李洪峰那代人的认知里，国企的“铁工资”是天，“计划”是地，中间踏实干活才是人该待的地方。

　　倒卖国库券？

　　那是“投机倒把”，是报纸上批判的“扰乱金融秩序”，是走在犯罪边缘的歪路。

　　母亲贺玲更不用提，听见“风险”两个字，夜里就得失眠。

　　不能说。

　　一个字都不能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