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洲书院的藏书阁刚打好地基，江万里便在州衙书房里铺开了一张地图——图上用红笔圈出了两个地名：临安、建阳。
“书院可以无华丽之屋，不可无典籍之藏。”江万里对幕僚道，“临安是京城，国子监、秘书省藏书最富；建阳是‘书坊之乡’，刻书最多。需派人去这两地，为书院购书。”
幕僚们面有难色：“大人，去临安往返千里，建阳也有八百里，路途遥远，且书价昂贵……”“钱不够，用我私俸。”
江万里打断他，语气坚定，“我已写信给临安的好友刘辰翁，他现任国子监博士，或能帮我们求些国子监刻本。”
刘辰翁是江万里在太学的同窗，诗文书画皆精，尤其痴迷典籍。江万里在信中写道：“吉州新创白鹭洲书院，生徒待哺，典籍匮乏。兄若念同窗之谊，望助弟一臂之力，或赠或购，皆感肺腑。”信末附了一张“求书单”，列着《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等儒家经典，共五十余种。
十月初，江万里派州衙吏员周仁（曾在建阳书坊当过学徒）带二十名民夫、十匹骡马，分两队出发：一队去临安，找刘辰翁；一队去建阳，购坊刻本。临行前，江万里叮嘱周仁：“买书要‘精’不要‘多’，优先选‘善本’（校勘精良、刻工好的版本），若遇残本，只要内容重要，也可买下，回来修补。”
周仁带着队伍出发了。去临安的路要过鄱阳湖，十月湖水正涨，船行颠簸，民夫们吐得昏天黑地；去建阳的路要翻武夷山，山高路险，骡马时常打滑。江万里每日派人去驿站打探消息，夜里常对着地图枯坐——他知道，典籍是书院的“灵魂”，没有典籍，生徒们只读“口耳相传”的经义，与蒙童何异？
十一月中旬，去临安的队伍终于回来了。周仁风尘仆仆地走进州衙，手里捧着一个沉甸甸的木箱：“大人，刘博士……刘博士寄来了三百余卷书！”江万里又惊又喜，连忙打开木箱——里面整齐码着一摞摞典籍，用蓝布包裹，每卷都系着红绳。
最上面是一封信，是刘辰翁的笔迹：“万里兄鉴：见信如面。兄筑巢引凤，弟岂能旁观？现将国子监所藏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昌黎先生文集》等三百余卷，悉数赠弟。书虽不多，聊为‘填巢’之助。
他日鹭洲文风振，勿忘寄生徒佳作与我一观……”江万里读着信，眼眶发热。他知道，国子监刻本是“官刻”，校勘最精，纸质最好，刘辰翁能一次赠三百余卷，定是费了不少心力——或许是用自己的俸禄从书坊购得，或许是求了国子监的同僚。
他翻开一卷《资治通鉴》，见是北宋哲宗年间国子监刻本，纸是“澄心堂纸”，墨是“徽墨”，字迹清晰，连“某页某行有脱字”的校勘记都用朱笔写在天头，不禁叹道：“好书！好书！有此一书，生徒读史便知‘治乱兴衰’之理。”周仁又道：“刘博士还说，他已写信给建阳的‘麻沙书坊’，让他们给咱书院打折，书价算七折。”江万里大笑：“辰翁这是把‘买书钱’都替我省了！”
十二月初，去建阳的队伍也回来了。这次带回的书更多——五大车，足足五百余卷，大多是建阳坊刻本。建阳是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另为临安、成都），尤以“麻沙书坊”最有名，刻书快、种类多、价格低，是民间学子购书的首选。周仁按江万里的嘱托，在麻沙书坊挑选了“经、史、子、集”四类书：经部有《周易本义》《诗经集传》等，史部有《史记》《汉书》等，子部有《论语集解》《孟子正义》等，集部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的文集。
“大人，这是麻沙书坊的‘活字本’《欧阳文忠公集》，”周仁捧出一部书，“字大如钱，纸薄如蝉翼，最适合生徒诵读。”（注：原文“活宇本”为“活字本”笔误，宋代已有泥活字、木活字技术，麻沙书坊常用活字印刷普及类典籍，故修正）江万里翻开一看，见字体是颜体，疏朗大气，虽不如国子监刻本精美，却也清晰易读，笑道：“坊刻本虽‘俗’，却有‘普及之功’，生徒初学，正需此类书。”
他又发现一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是南宋刻本，书末有“麻沙刘智叔刻于庆元三年”的牌记，连忙翻开——里面有“某句一作某”的校勘，还有“杜诗此处用典出自《史记》某篇”的注释，比后世刻本还详细。“这部杜诗，是稀见之本，当珍藏！”
购书共花了银八百两，其中刘辰翁赠的三百卷官刻本价值千金，建阳坊刻本五百卷花了三百两（因刘辰翁打招呼，打了七折）。
江万里看着满屋子的典籍，对幕僚道：“昔日孔子‘韦编三绝’，才有《六经》传世；今日我们聚书千卷，是为让生徒‘坐拥书城’，传圣贤之道。”####四、亲理藏书，题字明训藏书阁还在建设，江万里便在州衙后院腾出三间屋子，暂作“临时藏书处”。
他让人做了二十个书架，分“经、史、子、集”四排摆放，又请了两位“识字、细心”的生员（虽书院未开学，已有士民送子弟来候学）帮忙整理。“整理典籍，需‘分类、编号、题签、注记’。”
江万里亲自示范，“先按经史子集分类，每类再分细目——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史部分‘纪传、编年、杂史’……”他拿起一卷《四书章句集注》，用毛笔在扉页写下“鹭洲藏本，共读共守”八个字，字体方正，透着一股郑重。“每部书都要题这八个字，让生徒知道，书是书院公产，要‘共同阅读，共同守护’。”
生员们跟着学，在每部书的扉页题字、编号、贴书签。江万里见一个生员在《资治通鉴》的书签上只写了“通鉴”二字，便教他：“书签要写全名，‘宋国子监刻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将来找书才方便。”整理持续了半个月，终于将八百余卷书全部上架。
江万里站在书架前，见经部的书放在东侧（取“东方属木，生生不息”之意），史部在西侧（“西方属金，刚正不阿”），子部在北侧（“北方属水，智慧之源”），集部在南侧（“南方属火，文采焕发”），不禁笑道：“典籍有‘位’，生徒读书才有‘序’。”
典籍整理完毕，江万里又设了“典书吏”一职，专管藏书——选了个叫张谨的生员，此人“性沉静，爱书如命”，每日负责“晒书、除尘、登记借阅”。
“晒书要在晴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不可暴晒，”江万里叮嘱张谨，“每部书半年晒一次，防虫蛀、防潮；借阅需登记‘某年月日，某生借某书，限十日归还’，逾期不还，罚抄书一卷。”
他还亲自订了《鹭洲书院阅书规》，共十条，核心是：-**敬书**：“看书前需洗手，不可污损，不可折角，不可在书上写字。”-**护书**：“借期十日，逾期一日罚抄经一页，三日以上罚抄经一卷。”-**共读**：“好书需共享，不可私藏，若发现私藏典籍，逐出书院。”
《阅书规》写在木板上，挂在临时藏书处门口。张谨每日坐在书架前，登记借阅：“文天祥借《资治通鉴》一卷，限十日还。”——这个文天祥，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文信国公，此时刚满十七岁，听闻书院有藏书，特意从庐陵县赶来候学，成了第一个借书的生员。
江万里见文天祥捧着《资治通鉴》看得入迷，嘴角露出笑容。他知道，这些典籍不是“死书”，是“活的学问”——生徒们读了《论语》，便知“仁政爱民”；读了《史记》，便知“忠义节烈”；读了杜甫诗，便知“忧国忧民”。典籍聚藏，才是书院真正的“薪火”。
淳祐三年正月，白鹭洲书院的藏书阁终于建成。三层楼阁，高丈余，飞檐翘角，窗棂雕着“琴棋书画”图案，底层用青石铺地，防潮；二层用楠木做书架，防蛀；三层藏“善本”，锁着铜锁。
正月十五，江万里率生员、典书吏，将临时藏书处的八百余卷典籍搬到藏书阁。生徒们排着队，手捧典籍，沿着回廊缓缓走进阁内，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书里的圣贤。
文天祥捧着那卷《资治通鉴》，走在队伍里，心里激动不已——他家里只有几本残破的经书，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典籍。到了二层，他将书轻轻放在“史部·编年类”的书架上，见书架上贴着“鹭洲藏本，共读共守”的字条，忽然明白了江万里的心意：书院不仅是教书的地方，更是“传文化、续道统”的地方。
江万里站在藏书阁前，望着匾额上“藏书阁”三个大字（也是他亲笔所题），听着生徒们摆放书籍的轻微声响，仿佛听到了千年前孔子编《六经》、董仲舒讲《春秋》的声音。他知道，这些典籍会在这里流传下去，哺育一代又一代吉州学子，让“文章节义之邦”的薪火，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