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四年的三月，临安城刚过了“上巳节”，御街两侧的紫丁香开得正盛，空气里飘着甜香。但这香气到了皇城根下，便被庄重的气氛压了下去——今日是殿试日，集英殿内，一场决定天下举子命运的“大比”即将开始。
集英殿是皇城内专为殿试设的场所，殿宇不算最宏伟，却最显“文气”：殿檐下悬着“正大光明”匾，是仁宗御笔；殿内梁柱上缠着青绿色的“螭龙纹”，象征“文运昌隆”；东西两壁挂着《景德赐宴图》与《熙宁策士图》，画的是前朝殿试的盛景。殿中央，五十张“矮案”南北向排列，案上摆着笔墨纸砚、茶水点心，案前铺着青色毡垫——这是举子们的“考位”。
天还没亮，举子们已在皇城门外候着。三百余名通过省试的“贡士”，都穿着崭新的“襕衫”（举子礼服），或青或绿，按籍贯排着队，手里提着考篮，里面装着笔墨、干粮、甚至几卷常用的经书（殿试允许带少量参考书，但鲜有人真敢翻，怕被指“作弊”）。
文天祥站在吉州举子的队列里，青衫洗得有些发白，考篮里只装着一方“实学”砚台、几支狼毫、一叠宣纸，还有母亲做的“吉安薄酥饼”——他怕殿试时间长，饿着肚子写不出字。身旁的刘黻捅了捅他：“履善兄，你看那几个太学的举子，考篮里竟有‘夹带’的小抄！”文天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见几个穿着紫色襕衫的举子（太学生多着紫衫）正悄悄往袖中塞着什么，嘴角露出一丝不屑：“殿试是‘天子亲策’，若靠夹带取功名，纵得高位，也不过是‘窃禄之徒’。”
正说着，宫门“吱呀”一声开了，内侍监总管董宋臣引着一队小黄门走出来，扬声道：“奉圣旨，贡士入殿——按名次（省试名次）排序，不得喧哗，不得交头接耳！”
举子们立刻安静下来，低着头，按省试名次鱼贯而入。文天祥省试名次不算高（省试录取三百余人，他排在中游），走在队伍中间。穿过“宣德门”，踏过“玉阶”，殿内的檀香气息扑面而来。他抬眼望去，殿上正中的宝座空着，宝座前设着一张大案，铺着明黄色的“龙纹纸”——那是主考官（通常是宰相或翰林学士）的位置。东西两侧坐着几位“读卷官”，都是须发花白的老臣，正低头翻看着举子们的“家状”（个人履历）。
文天祥被引到第37号矮案前，案上贴着一张纸条：“吉州庐陵，文天祥”。他放下考篮，对着殿上行了三叩首的“臣礼”，然后跪坐在毡垫上。此时晨光从殿外的“日晷”上移过，刚好照在他的案上，纸页泛着暖黄的光——他想起江万里信中说“治事需实”，心中默念：“今日，便以‘实’应‘天’。”
辰时三刻，殿外传来“静鞭”声（皇帝驾临的信号），举子们连忙伏在案前，不敢抬头。只听环佩叮当，靴底擦地的轻响，理宗皇帝赵昀在一群内侍的簇拥下走进殿来。他穿着“通天冠、绛纱袍”，虽已年近四十（理宗生于1205年，此时41岁），但面色红润，眼神锐利——只是眼角的细纹里，藏着几分常年“耽于内廷”的倦怠。
理宗走到宝座前，并未立刻坐下，而是环视殿内，缓缓道：“诸生皆是‘天子门生’，今日殿试，朕不问‘章句’，只问‘实事’。”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题目：‘天道与人事’。朕要你们‘直书所见，勿有所隐’——天下利弊，民生疾苦，皆可入策，若有虚言，朕必黜之！”
说罢，他将手中的“题纸”递给董宋臣，董宋臣又转给读卷官，再由小黄门一张张传到举子案上。文天祥接过题纸，见上面只有“天道与人事”五个大字，旁注“限万言以上，日暮前交卷”。
举子们拿到题目，反应各异：有的抓耳挠腮，显然被“天道”二字难住（宋儒重“理气”，谈“天道”易入玄虚）；有的提笔就写，想先占“破题”的先机；还有的偷偷看左右，揣摩别人的思路。文天祥却握着笔不动，闭上眼——他在想江万里的话：“天道在人事，人事即民心。”
三年前在白鹭洲书院，江万里曾与他彻夜论“天道”：“董仲舒说‘天人感应’，后人多解为‘祥瑞灾异’，实则大谬。天道者，‘生生不息’也；人事者，‘为民谋安’也。君主‘法天’，当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不以己意代民心，不以私欲害民生——此乃‘天道人事合一’。”那时他似懂非懂，此刻握着题纸，忽然全明白了：理宗以“天道与人事”为题，看似问“玄”，实则问“政”——他想知道，这群举子是只会空谈“天命”，还是能从“人事”中见“天道”。
“履善兄，还不动笔？”邻座的刘黻已写了半页“破题”，见文天祥闭目凝神，小声提醒。
文天祥睁开眼，对他微微一笑，提笔蘸墨，在草稿纸上写下四个大字：“以民为天”。这便是他的“破题”——天道即民心，人事即民事，若君主能“以民为天”，则“天道人事”自合。
此时，殿上的理宗正由董宋臣陪着，慢慢踱步看举子们答卷。走到太学博士之子李墨案前，见他写“天道者，帝之性也；人事者，臣之职也”，理宗皱了皱眉——又是这种“君臣分际”的陈词滥调。走到江南东路举子张浚案前，见他大谈“祥瑞：去年临安‘甘露降’，今年‘芝草生’，此天道佑宋之兆”，理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知颂圣，何足为士？”
当他走到文天祥案前时，脚步忽然停住。董宋臣凑过来：“官家，这举子叫文天祥，吉州来的，省试名次不高，倒敢在草稿上写‘以民为天’，怕是……”
理宗没说话，只盯着文天祥的笔。只见他写“破题”后，并未急着“承题”，而是先画了三个“圈”：“民困”“兵弱”“财匮”。理宗挑了挑眉——这举子竟要从“弊政”切入？他没作声，转身走回宝座，对董宋臣道：“盯着他，看他能写出什么。”
文天祥的笔一旦落下，便再没停过。
他先写“民困”：“臣闻‘天之视听，皆从民之视听’（语出《尚书》）。今之民，困于‘三害’：一曰‘折变之害’——夏税本征粮，却强折为‘帛’，帛价腾贵，百姓需卖粮三石，方得一匹帛；秋苗本征钱，却强折为‘银’，银价日涨，百姓需卖谷五斛，方得一两银。官吏又于‘折变’中加‘火耗’‘脚费’，名为‘优民’，实为‘剥民’。二曰‘和买之害’——朝廷‘和买绢帛’，本为‘便民’，今则‘强买’：每匹绢只付‘官价’二百文，不及市价之半，百姓若不从，便以‘抗旨’论罪。去年吉州太和县，有民因‘和买’被逼至‘卖儿鬻女’，官吏竟报‘民皆乐从’。三曰‘差役之害’——里正、户长、保长，本为‘乡职’，今则成‘苦役’：督税、运粮、抓壮丁，无一不落在差役身上，稍有差池，便遭‘黥面’之刑。故民间有谚：‘宁为乞丐，不为差役’……”
写到此处，他想起邻村张老丈被“和买”逼得断腿的事，笔尖微微颤抖，墨点在纸上晕开一小团。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写：“臣尝行吉州乡野，见‘老者采薪于山，少者捕鱼于江，皆面有菜色’；问其‘为何不诉于官’，答‘官与吏通，诉之反遭祸’。此非‘民不聊生’而何？民既不聊生，则天道安在？”
接着写“兵弱”：“臣闻‘兵者，国之爪牙’。今之兵，弱于‘三冗’：一曰‘冗员’——禁军总额七十万，然‘统制’‘统领’以上将官，竟有三千余人，‘一将统十兵’，兵少官多，军饷十之七八用于‘将官私囊’。二曰‘冗费’——每军‘常例钱’（将领克扣的补贴）多于‘正饷’，士兵月饷‘十不得五’，只能‘卖衣典裤’度日，谁肯‘效死’？三曰‘冗虚’——边军‘虚报人数’：四川利州路军额三万，实则只有万余，余者皆为‘空名’，将领以‘空名’冒领军饷。故蒙古兵入蜀，守将‘望风奔溃’——非兵不愿战，实无兵可战；非将不能战，实无战之心……”
此处，他特意加了一句：“去年蜀地之败，朝廷邸报云‘小挫’，然臣从蜀地流民处闻：利州城破时，守将方在府中‘宴饮’，兵卒‘无甲无粮’，徒手与蒙古兵巷战，死者十之八九。此等‘讳败’，比败绩本身更可怕——士大夫不敢言危，则危亡至矣！”
最后写“财匮”：“臣闻‘财者，国之血脉’。今之财，匮于‘三滥’：一曰‘滥赏’——后宫‘贵妃’生辰，赏银十万两；外戚‘谢堂’（理宗皇后谢氏之弟）建府，耗钱五十万缗，皆取于‘内库’，内库不足，则取于‘户部’，户部不足，则取于‘百姓’。二曰‘滥赐’——宗室‘岁赐’逐年增加，太祖后裔‘男丁三岁即赐爵’，岁禄千石，至今宗室已逾十万人，岁耗粮三百万石，相当于两淮一年税粮。三曰‘滥耗’——修‘龙翔宫’（理宗为宠妃阎氏建），采木于蜀，运石于浙，役夫十万，死者三千，耗资百万缗，只为‘求仙祈福’。臣敢问：百姓之膏血，岂容如此滥用？”
写到此处，文天祥的袖子已被汗水浸湿。他抬头看了看殿外的日影——已过午时，小黄门正给举子们分发“御膳”：一碗糙米饭，一碟酱菜，一块肉脯。文天祥只吃了半块肉脯，便又低头写——他要在“日暮”前写完“对策”的核心：“医国之方”。
他提出“三策”：
一曰“重民生”：罢“折变”“和买”，令州县“按市价折纳”，官吏私加“火耗”者，“斩立决”；设“民诉院”，许百姓“越级告官”，派“御史巡按”督查，凡“讳言民困”者，“罢官永不叙用”。
二曰“强兵备”：裁“冗将”，凡“统兵不满千”者，降为“队将”；核“兵额”，令“枢密院遣官点验”，虚报者“全家流放”；给“实饷”，士兵月饷“足数发放”，将领克扣者“剥皮实草”（宋代对贪腐将领的酷刑）。
三曰“节财用”：减“后宫用度”，后宫岁支不得过十万缗；停“宗室滥赐”，三岁赐爵改为“十岁试文习武，合格方赐”；罢“龙翔宫之役”，将工料转用于“修两淮城防”。
文末，他写下那句在白鹭洲便已想好的话：“法天者不息，自强者恒存！”又补了一段，直指士大夫与朝廷的病根：“今之弊，在士大夫‘讳言危亡’——明知国势已危，却曰‘圣朝承平’；在朝廷‘苟安旦夕’——明知蒙古虎视，却曰‘边患小警’。臣愿陛下‘法天行健’，勿学‘夏桀之怠’；‘自强不息’，勿效‘殷纣之荒’。若能如此，则‘天道人事’合一，国祚可延，天下可安！”
写完最后一字，文天祥长长舒了口气。他看了看案上的纸——竟写了整整二十张，洋洋万言，无一涂改（“卷不加点”）。此时殿外的夕阳正照在“自强不息”四字上，墨色仿佛要透纸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