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四年的立春来得早，正月刚过，赣江的冰棱还在洲头残着，白鹭洲书院的梅萼已缀满了枝头。举业斋西角的“芸香室”里，一盏青釉瓷灯悬在梁下，灯花簌簌爆着，将案前那个青衫士子的影子投在粉壁上，随他执笔的动作微微晃动。
这士子便是文天祥，字履善，吉州庐陵人。自十八岁负笈入书院，至今已是第三个年头。案头堆叠的书卷足有半尺高，最上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边角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左侧摞着《资治通鉴》与《宋史》的选抄，朱笔批注密密麻麻；右侧则是一叠策论草稿，最末几张墨迹犹新——那是他第七遍修改的《御试策》初稿。
时已三更，书院的更鼓刚敲过“夜禁”的梆子，举业斋的其他斋舍早已熄了灯，唯芸香室的灯光还亮着，像一粒不肯眠的星子。文天祥握着狼毫的手有些僵硬，他将笔搁在笔山上，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目光落在窗外。洲上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江水的潮气，吹得窗棂“吱呀”轻响。
三年前初入书院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父亲文仪牵着他的手，站在书院山门前，望着那块“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低声道：“履善，江文忠公（江万里）创此书院，为的是‘育人以实，经世致用’，你当不负此洲，不负此生。”那时他尚是个眉目青涩的少年，如今青衫虽旧，眉宇间却已添了几分沉毅。
“咳……”一声轻咳打断了思绪，文天祥转头，见同舍的刘黻端着一盏热茶立在门口，门帘被他掀开一角，带进些初春的寒气。
“履善兄，又熬到这时候？”刘黻将茶盏放在案边，目光扫过那叠《御试策》草稿，“第七遍了吧？欧阳山长说‘策论贵精不贵繁’，兄这稿子怕是比州试时还厚了三倍。”
文天祥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笑了笑：“州试是小场，殿试是大比。主上亲策，若只做些‘颂圣’的虚文，何以对江公‘治事需实’之教？”他拿起最上面的草稿，指着其中一段，“你看此处，前日写‘民困源于赋重’，今日想来，却觉只说‘赋重’还浅了——赋重之外，更有‘折变’‘和买’之弊，官吏层层盘剥，百姓才是‘糠菜半年粮，还愁官租逼’。”
刘黻凑近一看，见那行字被朱笔圈去，旁添“民困者，非独赋重，尤在苛政如虎：夏税折帛，秋苗折钱，本以优民，反成官吏渔利之具；和买绢帛，名为‘和’，实则强取，价不及半，民敢怒而不敢言”，墨迹淋漓，似是方才刚改就。
“这般写，怕是……太锐了。”刘黻迟疑道，“前日听山长讲往届殿试策，都说‘婉而多讽’为上，兄这‘苛政如虎’四字，怕是会触怒当轴。”文天祥放下笔，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洲上的梅香混着江水的腥气飘进来，他望着远处赣江的渔火，轻声道：“若为求功名而讳言时弊，纵使高中，与那‘章句腐儒’何异？
江公离院前，曾召我至‘风月楼’（书院藏书楼），说‘士之立世，当如白鹭击水，虽风急浪高，不可折其羽’。我若在策论里粉饰太平，便是折了这羽。”刘黻默然。他与文天祥同入书院三年，深知这位同窗的性子：看似温和，实则骨鲠，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他叹了口气：“罢了，兄既有此志，黻也不多劝。只是夜寒，这碗姜茶你且喝了，莫要冻着。”
说罢便轻手轻脚退了出去，顺手替他掩上了门。灯影里，文天祥重新坐回案前，拿起刘黻留下的姜茶，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心里却更觉沉甸甸的。他知道刘黻的担忧并非多余——自嘉定以来，士大夫多“讳言危亡”，朝堂上下，皆以“中兴”“太平”粉饰，谁肯听这“苛政如虎”的逆耳之言？可他想起去年归家时，见邻村张老丈因“和买”绢帛被差役打断了腿，躺在床上哭骂“官比蒙古兵还狠”，那情景便如针一般扎在心上。
“若连应试的举子都不敢言，这天下，还有谁肯为百姓说句话？”他喃喃自语，转身回到案前，提笔蘸墨，在“苛政如虎”四字旁，又添了一句：“百姓之命，悬于官吏之手；官吏之心，悬于朝廷之法。
法不严，则官吏肆；官吏肆，则百姓亡。”
芸香室的灯，连着半月都是书院里最后一盏熄的。每日清晨，当其他学子还在洗漱时，文天祥已立在洲头的“观澜亭”上，诵读《资治通鉴》里的“贞观政要”；白日里，他除了听欧阳守道讲《春秋》，便一头扎进芸香室，不是校勘经史，便是修改策论。
他的《御试策》初稿，原是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八股格式写的——这是当时应试的“正体”。第一遍改，他删去了“圣朝承平百年，四海归心”的套话；第二遍，补入了“近年两淮旱蝗，民食草根”的实例；第三遍，将“兵制当修”扩展为“冗兵十万，坐糜军饷，临阵则望风奔溃”；第四遍，又加了“财用匮乏，源于宫中‘私库’滥支，岁赐外戚无度”……越改，越离“应试文”的规矩远，却越见锋芒。
同舍的学子有时路过芸香室，见他案上堆满了书：《宋史・食货志》《历代兵制》《中兴小纪》，甚至还有几本关于河防、农事的杂书，都啧啧称奇：“履善兄这是要做‘经济之才’，还是要考‘博学宏词科’？”
文天祥只是笑答：“策论论‘事’，若不知‘事’之始末，何以论得失？”这日午后，欧阳守道来讲“策论之法”，在举业斋的“明志堂”设座，生徒环坐。欧阳守道是江万里的挚友，为人刚正，讲学最不喜“空谈”。他放下手中的《论衡》，环视诸生道：“今日不讲‘章法’，只问诸位：策论是为何而作？”堂下一片寂静。
有生徒小声答：“为应殿试，求功名。”欧阳守道摇了摇头：“非也。策论者，‘策’天下之事，‘论’治乱之理。若只为功名，不如去作‘花间词’，反倒易得考官青睐。”
他目光扫过文天祥，见他正襟危坐，便点他：“文天祥，你说，策论当为何作？”文天祥起身，拱手道：“学生以为，策论当为‘医国’而作。朝廷如病躯，策论如药方：对症，则可起沉疴；不对症，反致病情愈笃。故下笔前，当先‘望闻问切’——望民生之疾苦，闻朝野之议论，问闾阎之得失，切时政之症结。”
“说得好！”欧阳守道击节赞叹，“‘医国’二字，正合我意！”他走到文天祥面前，拿起他案上的策论草稿，翻了几页，眉头渐渐舒展，又渐渐蹙起，最后停在第七遍修改的那一页，指着末尾一段，“你这‘陛下为天地立心，当以民为心；为生民立命，当以安为命’，是何时添的？”
文天祥道：“昨日读《鹭洲学约》，见江公手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忽觉前六遍所写，皆未触‘根本’。‘天地之心’，不在玄虚，而在黎元；‘生民之命’，不在空言，而在安宁。故斗胆添了此句。”
欧阳守道放下草稿，背着手在堂中走了几步，忽然转身，对文天祥道：“你随我来。”说罢便往外走。文天祥心中疑惑，却还是跟着他出了明志堂，穿过栽满修竹的甬道，来到书院的“藏珍阁”——这里存放着江万里任山长时留下的书籍、手稿，寻常生徒不得入内。欧阳守道打开阁门，引文天祥至一个红木书橱前，取出一卷泛黄的手稿，递给文天祥：“你看看这个。”
文天祥接过，见封面上题“江万里《治楚策》”，知是江万里早年任湖北转运判官时所写的治策，连忙展开。只见里面写的是如何整顿湖北吏治、兴修水利、安抚流民，字字句句皆是“实言”：“楚地之弊，在‘吏惰’‘民贫’‘兵骄’。吏惰则政令不行，民贫则盗贼蜂起，兵骄则遇敌溃散……”末尾竟也有一句：“为牧守者，当以‘民安’为第一要务，若只图‘考课优等’，虚报‘户口增益’，便是欺君罔上！”
“江公当年任吉州知州，创此书院，便是要教出‘敢言实言’的学子，而非‘唯唯诺诺’的俗儒。”欧阳守道站在一旁，缓缓道，“你这《御试策》，初看是‘离经叛道’，不合应试规矩；细品，却与江公的《治楚策》一脉相承——都是‘医国’的方子。”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凝重，“只是，‘医国’的方子，往往是‘苦口良药’。你这般写，若遇着昏聩的考官，怕是连‘出身’也难中；便是中了，也未必能入主上眼。”文天祥合上《治楚策》，双手奉还，朗声道：“学生不敢奢望高中，但求‘言尽其志’。若主上真是‘有道明君’，当能容‘良药苦口’；若不能容，这状元，不做也罢！”
欧阳守道望着他，忽然笑了：“好个‘不做也罢’！江公说你‘有锐气’，果然没看错。”
他转身走到案前，取过文天祥的策论草稿，拿起朱笔，在“陛下为天地立心，当以民为心；为生民立命，当以安为命”旁，写下几行字：“有穿云裂石之气，此非应举文字，乃医国良方也。然‘陛下’二字，可改为‘人主’，稍避锋芒；‘当以民为心’后，可添‘民心得，则天地之心安’；‘当以安为命’后，可添‘民安，则生民之命立’——如此，既不失锐气，又更见逻辑。”
文天祥看着那批注，又听欧阳守道细细讲解，心中豁然开朗，连忙躬身行礼：“谢山长指点！”欧阳守道扶起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好好改。三月殿试，莫负了这白鹭洲的水土，莫负了江公的期许。”
文天祥回到芸香室时，夕阳正照在案头的《御试策》上，那“医国良方”四字的朱批，在金光里仿佛活了过来。他提笔蘸墨，按欧阳守道的指点修改，笔尖落在纸上，竟比往日更觉沉稳——他知道，自己手中的笔，已不只是“应试”的工具，而是“医国”的药杵了。
转眼到了二月下旬，离殿试只剩半月。吉州的天气渐渐暖了，赣江的冰已化尽，洲上的柳树抽出了新绿，白鹭也成群地飞回洲头，时而掠过水面，时而落在岸边梳理羽毛。
这日午后，书院的“驿使房”送来一封信，是江万里从临安寄来的——江万里去年已迁任国子祭酒，在临安主持太学，虽离了白鹭洲，却时常给欧阳守道写信，问及书院诸生的近况，尤其牵挂文天祥。
欧阳守道拆开信，读了几句，便快步走向举业斋。此时文天祥正在芸香室里默写《御试策》的定稿——他怕殿试时紧张，打算将核心论点默记于心。见欧阳守道进来，连忙起身行礼。
“江祭酒有信来，特意提到你。”欧阳守道将信递给文天祥。文天祥双手接过，见信封上是江万里熟悉的笔迹：“字谕白鹭洲书院欧阳守道兄，并及文天祥贤弟”，心中一暖，连忙拆开。
信不长，前半段问欧阳守道的身体，提及临安初春的天气“多阴雨，需防湿寒”；后半段则专门写给文天祥，字迹比前半段更显遒劲：“闻贤弟正修《御试策》，甚慰。愚兄在太学见多了‘空谈义理’的举子，下笔皆是‘圣贤语录’，问及‘如何治蝗’‘如何守边’，便瞠目结舌——此等‘腐儒’，纵高中，于国何益？贤弟切记：‘治事需实，勿学空谈’。
策论中论‘民生’，便提‘某州某县赋税几何，百姓岁入多少’；论‘边防’，便说‘某关某隘驻军几人，粮草可支几月’——勿用‘大概’‘或许’之语，勿做‘尧舜在上，天下太平’之虚颂。
殿试时，若主上问及‘时事’，贤弟当‘直而不狂’：言弊，需有实据；对策，需可行。愚兄当年任吉州知州，修赣江堤，初时人皆言‘难’，然按‘分段筑堤，民夫轮值，官银公开’之法，终成——治事者，当如此般‘步步扎实’。
另，附《临安邸报》选抄一份，内有‘蜀地边防’‘两淮农事’的近况，贤弟可引为策论实据。愚兄在临安，盼闻贤弟‘实言动天听’之讯。”信末落款是“江万里宝祐四年二月望日于国子学直庐”，还盖了一方“江氏子远”的私印（江万里字子远）。
文天祥读完，将信紧紧攥在手中，指节微微发白。江万里的话，像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他心中最后的顾虑——此前他虽敢言时弊，却仍怕“实据不足”显浅薄，如今有《临安邸报》的选抄作支撑，更觉底气十足。
他抬头看向欧阳守道，见山长正含笑望着他，便将信递回去，朗声道：“江公之言，学生当刻在心上！明日起，学生便据《邸报》添补‘蜀地战事’‘两淮蝗灾’的细节，让《御试策》每一句都有‘实据’，每一条对策都能‘落地’。”欧阳守道接过信，又从袖中取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文天祥：“这便是江公附的《邸报》选抄，你且拿去。”
他顿了顿，又道，“江公在临安不易，太学里多是‘主和派’的官员，他却仍敢在朝堂上提‘实学兴邦’，这份风骨，你要学。”
文天祥接过《邸报》选抄，展开一看，上面用朱笔圈出了几处：“宝祐三年冬，蒙古兵犯蜀地利州路，守将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宝祐四年春，两淮蝗灾，宿州、亳州麦田尽毁，官府赈济迟缓”“户部奏：去年国库亏空百万缗，宫中‘奉宸库’却添银五十万两”——皆是朝堂不愿大肆宣扬的“实事”。
他将《邸报》选抄与《御试策》草稿放在一起，目光坚定。窗外，几只白鹭正掠过赣江水面，翅膀划破清波，留下一串涟漪——正如他此刻的心境，虽知前路有风浪，却更盼以“实言”为刃，划破朝堂的沉闷，为天下生民求一线生机。当夜，芸香室的灯又亮到了三更。
文天祥添完“蜀地战事”一段，又重读全文，总觉“兵弱”部分虽有“实据”，却少了“对策”——策论不仅要“指弊”，更要“医弊”。
他想起江万里信中“治事需实”四字，索性铺开新纸，在“兵弱”一节末尾补写：“欲强兵，当从三事：一曰‘汰冗兵’——裁老弱、去空额，止‘吃空饷’之弊；二曰‘选良将’——以战功擢升，不以门第授官，罢‘纨绔子弟’掌兵柄；三曰‘明赏罚’——有功者重赏，畏敌者立斩，勿使‘败将逃而不罪，忠臣死而无恤’。”
写到“忠臣死而无恤”，他忽然想起去年读到的《宋史·岳飞传》，岳飞“莫须有”之罪，不正是“赏罚不明”的恶果？他提笔想添“昔岳武穆忠勇盖世，竟遭冤杀，至今将士寒心”，又觉“指斥先朝”太过尖锐，江万里信中说“直而非狂”，此处当避。沉吟片刻，改为“近闻蜀地有偏将力战殉国，其家却无‘恩荫’，反遭‘逃将’诬为‘通敌’，此等赏罚颠倒，何以励军心？”——既用“近事”，又不触“先朝”，正合“有锋有柄”之意。
改完已是黄昏，夕阳从窗棂斜照进来，将案上的书稿染成金红。文天祥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这第八稿，终于觉得“无愧于心，无愧江公”了。他将书稿仔细折好，收入青布书袋，打算明日请欧阳守道再看。刚起身，刘黻又端着晚饭进来，见他案上多了几张纸，笑道：“履善兄莫不是又改了？我看你这策论，怕是要改到殿试当天才肯罢休。”
文天祥接过饭碗——碗里是糙米饭、一碟青菜、几块咸鱼，正是书院的常例伙食。他扒了口饭，道：“不改了。这第八稿，该说的都说了，再说便是‘画蛇添足’。”他夹了口青菜，忽然想起一事，问刘黻：“你可知蜀地战事的细节？江公信中说‘利州路守将弃城而逃’，却没说守将是谁，百姓伤亡如何。”
刘黻放下筷子，皱眉道：“邸报上语焉不详，只说‘敌退’。不过我前日收到在成都府求学的表哥来信，说蒙古兵破了利州，‘屠城三日，尸积于江，水为之赤’，守将姓赵，是个‘捐官’（花钱买的官），平日里只知搜刮，战时带着亲兵先跑了。”
文天祥手一顿，筷子落在桌上。他想起自己在策论里写“城郭为墟，百姓流离”，原以为已是痛语，谁知真实惨状更甚。他捡起筷子，低声道：“明日我去‘书坊街’看看，或许能找到些‘私报’——那些从蜀地逃难来的商人，常带些‘小报’，虽非官办，却比邸报实在。”
次日一早，文天祥便揣着几文钱，过江去了吉州城的书坊街。书坊街在赣江对岸的庐陵老城，是吉州最热闹的地方，除了书坊，还有布庄、米行、杂货铺，往来行人摩肩接踵。他熟门熟路走到一家叫“墨香斋”的书坊——这家老板是个蜀地人，常偷偷卖些“非官办”的小报，记录些邸报不肯说的“实事”。
“张老板，可有蜀地来的‘新报’？”文天祥走到柜台前，低声问。张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汉子，见是文天祥，眯眼笑了：“文相公来了？（宋代对秀才也尊称‘相公’）蜀地的报啊……有是有，就是‘辣’得很，怕你这书生吃不消。”他左右看了看，从柜台下摸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手写的字迹，标题是《蜀难纪实》。
文天祥接过，快速浏览：上面详细写了利州之陷的经过，守将赵某人如何“敛财百万，携妾逃遁”，蒙古兵如何“烧杀抢掠，百姓投江者以万计”，甚至提到有个叫“王坚”的都统制在合州（今重庆合川）组织抵抗，却因“无粮无援，力战而亡”。末尾还附了几句民谣：“赵将军，爱金银，敌兵来，先逃生；王都统，守孤城，粮尽矢绝，死为鬼雄！”
文天祥读得指尖冰凉，胸口像堵了块石头。他付了钱，将《蜀难纪实》折好藏入袖中，快步回了书院。一进芸香室，便提笔在“兵弱”一节添了最后一句：“今之将士，或如利州赵某，‘敛财而怯战’；或如合州王某，‘死战而无援’——怯战者逍遥法外，死战者身后凄凉，兵何以强？国何以安？”
添完这句，他将《蜀难纪实》焚了——这等“私报”若被官府发现，便是“妖言惑众”的罪名。火焰舔舐着纸张，将那些血淋淋的文字化为灰烬，文天祥望着火苗，在心里默念：“王都统，蜀地百姓，天祥若有一日得见天日，必为尔等言！”##五、临行前的嘱托：洲头柳色，师恩如山二月底，文天祥要启程去临安了。按宋代规矩，举子需在三月初抵达临安，参加殿试前的“资格审查”和“习仪”（练习拜见皇帝的礼仪）。
书院为他和其他几位赴考的生徒准备了行装——青布长衫各两身、油纸伞两把、盘缠二十贯，还有欧阳守道亲手誊抄的《策论要旨》，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殿试应对须知”：“见帝时勿慌，奏对需‘直而不激’”“论时事勿避‘敏感’，但需‘有据可依’”“若遇考官诘问，可引‘祖宗之法’佐证”。
启程前一日，欧阳守道特意将文天祥叫到山长室。室中案上摆着两样东西：一个旧布包，一本线装书。欧阳守道拿起旧布包，递给文天祥：“这里面是江公当年送我的‘守心砚’，你带着去临安——此砚石质粗糙，却‘发墨而不损毫’，就像‘实学’，虽无‘华丽’外表，却能写‘实在’文字。”
文天祥双手接过布包，打开一看，砚台呈深青色，边缘有几处磕碰的痕迹，砚底刻着“守心”二字，正是江万里的笔迹。他摩挲着砚台，眼眶一热：“学生定当如爱护此砚般，守‘实学’初心，不辱师命。”
欧阳守道又拿起那本线装书，封面写着《江公治吉语录》，道：“这是我整理的江公在吉州任上的言行，里面有他‘修堤、办学、整吏治’的旧事，你在临安若遇‘治世’之问，可引此为据——‘空谈不如实举’，江公的旧事，比‘圣贤语录’更有说服力。”
他顿了顿，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守心槐”——那是江万里建院时亲手栽的，如今已枝繁叶茂。
“你此去临安，不仅是为‘雁塔题名’，更是为‘传实学之声’。”欧阳守道的声音有些沙哑，“殿试策论，若遇‘边防’‘民生’之题，切勿学他人‘空谈忠义’，要像在举业斋时那样，列‘实据’、提‘实策’——哪怕触怒权贵，也要‘言所当言’。”
文天祥点头：“学生记住了——‘心正笔正，无愧生民’，山长五年前的话，学生不敢忘。”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白鹭洲的洲头已聚满了送别的人。欧阳守道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刘黻、邓剡等生徒提着行装，社学的孩童们举着“祝文相公高中”的小旗，学田的佃户们也来了，手里塞给文天祥一袋新炒的豆子：“文相公路上吃，填肚子！”
文天祥一一谢过，走到欧阳守道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山长多保重，学生若得高中，定当早日回鹭洲，再听山长讲‘治事之学’。”欧阳守道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无论中与不中，都要‘带着良心回来’——鹭洲的门，永远为‘实学之士’开着。”
船开了，文天祥站在船头，望着洲头的人群越来越小，欧阳守道的身影渐渐成了一个黑点，唯有那棵“守心槐”，还能看清翠绿的轮廓。他从怀中取出那方“守心砚”，放在船头的木板上，晨光洒在砚台的“守心”二字上，竟透着一股暖意。江风拂过，带来洲头的柳花香，文天祥忽然想起五年前初入书院时，江万里在明伦堂说的话：“士人当‘以天地为心，以生民为念’”——此刻，他终于懂了，这“实学”之路，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功名”，而是为了“为生民立命”。
船顺赣江东流，朝着临安的方向驶去。江水滔滔，像无数生民的期盼；船头的“守心砚”，映着晨光，像一颗永不熄灭的“实学”火种。文天祥望着远方，在心里默念：“临安，我来了——为了蜀地的百姓，为了江公的嘱托，为了白鹭洲的‘实学’，我定要在金銮殿上，说尽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