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元年夏，芒种。
弋阳的雨一下就是三天，淅淅沥沥的，没个停歇。雨丝又细又密，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把整个县城都罩在里面。田埂被雨水泡得软塌塌的，一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拔出来时还带着湿漉漉的青草。
江万里换上一身粗布短打，是周福从成衣铺里买来的，灰色的布料，针脚还算细密。他头戴斗笠，斗笠边缘垂着一圈竹编的帘，能挡雨也能遮脸。周福背着个空竹篓，里面塞着两件旧衣裳和一块干粮，跟在江万里身后，边走边嘀咕：“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微服私访哪用亲自去？派两个衙役去乡下问问，回来把情况报给您，不也一样吗？您这金贵身子，要是淋了雨生了病，可怎么好？”
“衙役问来的，是‘官话’；我去听的，才是‘民心’。”江万里的斗笠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线条紧绷的下巴。他脚下踩着泥泞的田埂，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你忘了牢房里那个王氏？她在牢里待了三个月，衙役的卷宗里只写了‘欠税五斗’，可若不是我去了牢房，能知道她是因为麦子被霜冻了，才缴不起税吗？卷宗是死的，人是活的，百姓的苦，得亲眼见、亲耳听，才知道有多深。”
周福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加快脚步，尽量走在江万里前面，把泥泞更深的地方踩实些。
两人沿着信江支流走，岸边的稻田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苗刚没过脚踝，被雨水洗得发亮，像一片绿色的海洋。风一吹，稻苗轻轻摇晃，带着淡淡的泥土腥气。可奇怪的是，田埂上却少见农人——芒种本该是最忙的时节，家家户户都该在田里插秧、除草，可眼前的田里，只有零星几个人，弯着腰慢吞吞地插着秧，动作迟缓得像提不起力气。
“周福，你看。”江万里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一块稻田，“那家人的田，稻苗稀稀拉拉的，比别家矮了一截，行距也乱，不像是精心种的。”
周福眯着眼看了半天，点头道：“确实是。许是种子不好？或是家里人手不够？”
“去问问。”江万里迈开脚步，朝着那块田走去。泥地很滑，他走得小心翼翼，粗布裤腿很快就溅上了泥点。
走近了才看清，田里插秧的是个壮汉，约莫三十岁年纪，赤着脚站在泥里，裤腿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肌肉线条分明，可动作却慢得像蜗牛。他手里攥着一把秧苗，半天才往泥里插一株，还歪歪扭扭的。他身后，一个妇人坐在田埂上，靠着一棵老柳树，用手帕捂着嘴，时不时咳嗽几声，脸色白得像纸，连嘴唇都没什么血色。
“这位大哥，忙着呢？”江万里走到田埂边，拱手笑道，尽量让语气亲和些，免得吓到人。
壮汉抬起头，额头上满是汗珠，混着雨水往下淌。他见是两个陌生汉子，穿着虽普通，却不像本地农人，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插秧，手里的动作却更慢了。
“俺们是外乡来的货郎，路过贵地，看这田长得好，想讨碗水喝。”周福忙上前打圆场，把背上的竹篓往地上一放，掀开盖子，露出里面的旧衣裳，“顺便歇歇脚，避避雨。”
壮汉这才松了些戒心，直起腰擦了把汗，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水没有，村头有口井，井水在那边井台，要喝自己去打。”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土坯井台，井台上还放着一个破木桶。
江万里没动，蹲下身，手指轻轻碰了碰田里的稻苗。稻苗的叶子是软的，颜色也偏黄，不像别家的那样翠绿挺拔。“大哥这田，怎么插得这么慢？芒种不等人，误了时节，秋收可就难了。”
这话像是戳中了壮汉的痛处，他猛地把手里的秧苗往泥里一摔，溅起一片泥水，落在裤腿上也不在意。他红着眼瞪着江万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难？现在就难！还等秋收？秋收能有什么？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缴官税的！”
妇人忙从地上站起来，拉住壮汉的胳膊：“二牛，别说了……别吓着客人。”她的声音很轻，还带着咳嗽，听起来有气无力。
“说不得？”壮汉——正是王二牛——甩开妇人的手，胸膛剧烈起伏着，“你们这些‘外乡人’懂什么？往年这时候，官差早就骑着马满田跑了，嘴里喊着‘劝农’，手里拿着鞭子，催着你插秧、缴粮！今年倒好，官还没来，‘预借秋税’的条子先下来了——说什么‘边军缺粮，提前征缴’，这稻子还在田里呢，刚插下去没几天，哪来的秋税？！”
江万里的心沉了沉，“预借秋税”这四个字，他在临安时就听过，却没想到弋阳也这么苛酷。“预借秋税？借多少？”
“多少？”王二牛冷笑一声，掰着手指头算，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人头税、夏税、秋税，还有什么‘边军补贴’‘修城费’……加起来，一亩地要缴三斗！俺家五亩田，就得缴十五斗！去年收成不好，地里只收了三十多斗粮，缴了税就剩不下多少，家里存粮本就不多。为了缴这‘预借’的税，俺把家里唯一的耕牛卖了——没牛犁田，你让俺怎么插秧？俺婆娘病了半个月，咳嗽得半夜睡不着，连抓药的钱都没有，你让俺怎么‘不误时节’？”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哽咽起来，眼眶也红了：“俺爹当年就是被‘预借’逼死的！那年也是这样，稻子还没熟，官差就来催税，俺爹把家里的口粮全缴了，自己躲在柴房里啃树皮，最后活活饿死在田埂上！今年江大人若也这样催税……俺们这些百姓，除了逃荒，还有活路吗？”
江万里蹲在田埂上，没再说话。雨丝落在斗笠上，发出沙沙的响，混着王二牛粗重的喘息和妇人压抑的咳嗽声，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慢慢割。他看着田里的泥——黑黢黢的，黏糊糊的，踩下去能感觉到底下的硬土，那泥土里，似乎还渗着农人的汗和泪。他想起自己在临安时，听朝堂上的大臣说“江南富庶，赋税充足”，可这“富庶”的底下，竟是这般光景？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要被层层盘剥，这样的“富庶”，不过是建在百姓白骨上的假象。
“大哥，对不住，戳你痛处了。”半晌，江万里才开口，声音有些哑，“那……县衙没说这预借的税，什么时候还？”
“还？”王二牛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满是悲凉：“官字两个口，说借就借，哪有还的道理？前年借的‘冬春税’，到现在都没下文，今年又来借秋税，这不是借，是抢！”
江万里默默站起身，从怀里掏出几枚铜钱——那是他这个月的俸禄，还没来得及用。他把铜钱塞到王二牛手里，铜钱带着体温，在王二牛粗糙的掌心里沉甸甸的。“这点钱，先给大嫂抓药。耕牛……我想法子帮你赎回来。”
王二牛愣住了，看着手里的铜钱，又看看江万里，眼神里满是疑惑：“你……你不是货郎？货郎哪有这么大方的？”
“我是……一个想为弋阳百姓做点事的人。”江万里没明说自己的身份，怕吓着他。他转身对周福道：“咱们走吧，再去前面的村子看看。”
离开时，江万里回头望了一眼——王二牛还站在田里，手里攥着铜钱，望着他的背影，眼神复杂。妇人靠在柳树上，也望着他，嘴角似乎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被一阵咳嗽打断。
回去的路上，雨还没停。两人踩着泥泞往县城走，周福看着江万里的背影，见他斗笠下的肩膀微微驼着，像是压了千斤重。“大人，您刚才为啥不告诉王二牛您的身份？他要是知道您是县尉，肯定会更感激您的。”
“我要的不是感激，是实情。”江万里的声音透过雨幕传来，带着一丝疲惫，“若我亮了身份，他说的话，还会这么真吗？”
周福没再说话，心里却对江万里多了几分敬佩——他见过不少官员，要么摆着官架子，要么只听奉承话，像江万里这样，愿意脱下官袍、踩着泥地听百姓诉苦的，实在少见。
当夜，江万里在书房枯坐到天明。油灯换了三盏，灯芯烧得只剩灰烬，砚台里的墨磨了又磨，浓得发黑。他在纸上写了又改，先是写“劝农莫误时”，觉得不对，划掉；又写“催科当有度”，还是觉得不够，再划掉。最后，纸上只剩下几行字：“农岂需我劝？但求催科不逼穷。”
他盯着“劝”字，越看越刺眼。劝什么？劝农人勤劳？他们已经天不亮就下田，天黑了才回家，够勤劳了；劝他们忍耐？他们忍了一年又一年，从春忍到秋，够忍耐了！是官府的鞭子把他们逼得喘不过气，是赋税的刀子割得他们鲜血淋漓，他有什么资格“劝”？
“啪”的一声，他把笔拍在桌上，墨汁溅了一纸，黑点像溅在心上的血。周福在外间听见动静，忙推门进来：“大人，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把‘劝’字删了。”江万里指着纸，声音有些沙哑，“改成‘官若体民苦，仓廪自能丰’。”
周福凑近看，轻声念了一遍：“农岂需我劝？但求催科不逼穷。官若体民苦，仓廪自能丰……大人，这诗好！说到根上了！百姓不是不缴粮，是要看官会不会体谅他们的苦。”
江万里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几只早起的麻雀落在窗棂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清脆。他知道，这首诗写出来容易，可要让这“官若体民苦”落到实处，让那些习惯了盘剥百姓的胥吏、士绅接受，怕是比在雨里走那十里田埂，还要难上百倍。但再难，他也得试试——为了王氏，为了王二牛，为了弋阳所有在苦水里挣扎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