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元年秋，白露。

　　弋阳县衙的照壁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清晨的阳光洒在照壁上，把新刻的几行字照得发亮。围观的人里，有挑着担子的农夫，担子上还沾着田里的泥；有挎着篮子的妇人，篮子里装着刚买的蔬菜；还有背着书包的学童，手里攥着毛笔，时不时凑到跟前，对着字比划。大家都仰着头，盯着照壁上的诗，指手画脚地议论着，声音里满是兴奋。

　　“‘农岂需我劝？但求催科不逼穷’……这话说到俺心坎里了！去年俺家欠了两斗税，衙役差点把俺家的锅都扛走了！”一个老农拍着大腿，嗓门洪亮。

　　“后面还有呢：‘官若体民苦，仓廪自能丰’。江大人是个懂道理的！知道咱们百姓的苦！”旁边一个妇人接话，眼里满是感激。

　　“听说这是江大人自己写的诗，叫《劝农诗》？”一个学童仰着小脸问身边的先生。

　　“什么《劝农诗》？我看该叫《体民诗》！”先生捋着胡子，笑着纠正，“江大人这是把百姓的苦，刻在这照壁上了，也刻在自己心上了。”

　　人群里，刘全站在阴影里，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自打江万里让人把这首诗刻在照壁上，他就没安生过——先是县太爷赵大人找他谈了三次，说“此举太过张扬，恐触怒上司，毕竟赋税之事，不是一个县尉能做主的”；接着州里的税吏也派人来问，语气里带着不满，说“弋阳此举，怕是要坏了各州的规矩”。他几次想劝江万里把诗铲了，可每次话到嘴边，看到照壁前那些百姓的笑脸，看到他们指着诗句时眼里的光，就咽了回去。

　　“刘典史，发什么呆呢？”江万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丝笑意。

　　刘全忙转过身，下意识地擦了擦额头的汗，拱手道：“大人，您看这……人越来越多，要不要派几个衙役来维持秩序？万一挤着老人孩子就不好了。”

　　“维持什么秩序？”江万里笑着走到照壁前，伸出手，轻轻拂去碑上的灰尘，指尖划过“官若体民苦”几个字，“百姓愿意来看，是好事。我刻这诗，本就是给他们看的，也是给所有进这县衙的人看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声音清晰而坚定：“凡入此衙者，先读此诗——县太爷来了要读，税吏来了要读，我自己每天也要读三遍。读明白了，才知道这县衙是给谁开的，这官是为谁当的。”

　　“可……可州里那边……”刘全还是放不下心，州里的税吏不好惹，要是真怪罪下来，江万里或许没事，他这个小小的典史，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州里若怪罪，我去解释。”江万里的语气很淡，却带着一股让人安心的沉稳，“百姓能把这诗刻在心上，比刻在碑上更有用。只要百姓认可，比什么都强。”

　　刘全看着江万里的侧脸——三十岁的年纪，眼角却有了淡淡的细纹，是这半年来熬夜阅卷、下乡奔波熬出来的。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那些“拜码头”“守规矩”的念头，实在是太可笑了。那些所谓的“规矩”，不过是为了应付上司、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江万里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百姓，把百姓的苦当成自己的事。

　　转眼到了秋收。往年这时候，县衙外总挤满催税的衙役，手里拿着鞭子，嘴里喊着“缴粮缴税”，哭喊声、打骂声能传三里地，有的百姓甚至被逼得卖儿卖女。可今年，衙门口安安静静的，只有几个老农挑着粮袋来缴税，脸上竟带着笑，还主动跟衙役打招呼。

　　“周福，去查查今年的赋税完纳率。”江万里在书房里对账，桌上摊着厚厚的账册，他手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算着，头也不抬地说。

　　周福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账册，眼睛瞪得溜圆，声音里满是惊喜：“大人！完纳率……九成八！比去年高出三成还多！往年这个时候，还有一半百姓没缴呢，今年这才半个月，就快缴完了！”

　　江万里放下算盘，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我就说，百姓不是不愿缴，是看值不值。你对他们好，体谅他们的苦，他们自然对你实诚，不会故意拖欠。去年催得那么紧，完纳率还低，就是因为没顾及他们的难处。”

　　这话没说几天，信州知州魏大有就亲自来了弋阳。刘全吓得脸都白了，以为是为了照壁诗的事来问罪，忙拉着江万里的袖子，小声说：“大人，知州大人来了，您可得小心说话，别再提诗的事了，就说……就说是百姓自己刻的，跟您没关系。”

　　江万里却不慌不忙，整理了一下官袍，带着魏大有直奔照壁前。他知道，魏大有是个清官，当年在饶州任通判时，就曾减免过百姓的赋税，不会因为一首诗就怪罪他。

　　魏大有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绯色官袍，肚子鼓鼓的，走路有些气喘。他站在照壁前，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读那首诗：“农岂需我劝？但求催科不逼穷。官若体民苦，仓廪自能丰。”读罢，他转过身，盯着江万里看了半晌，突然叹了口气：“江万里啊江万里……你这胆子，可真不小。”

　　江万里躬身行礼，语气恭敬却不卑微：“下官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弋阳百姓这几年受赋税所累，苦不堪言，下官刻这首诗，只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同僚，为官当以百姓为重。”

　　“分内之事？”魏大有笑了，指着照壁，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可知，上个月州里的税吏还跟我告状，说弋阳‘纵容百姓拖欠赋税’，让我好好管管你？我本想来训你一顿，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当县尉的，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他说着，迈开步子，走到围观的人群里，拉住一个老农的手，语气亲切：“老哥，今年缴税，难不难？衙役有没有为难你们？”

　　老农咧嘴笑，露出豁了一颗牙的嘴：“不难！一点都不难！江大人说了，家里困难的，可以晚些缴，还帮俺们把去年欠的税免了一半！俺们家里有粮，自然乐意缴，不用催！”

　　魏大有又问了几个百姓，有的说江万里帮他们赎回了耕牛，有的说江万里帮他们清了冤屈，都说今年的税“缴得舒心”“缴得值当”。他回到江万里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满是赞赏：“江万里治县，以心换心也。你这法子，比催逼管用多了，回头我要把弋阳的经验，在全州推广！”

　　送走魏大有，刘全凑过来，一脸佩服：“大人，您可真神了！连知州大人都夸您！我以前还觉得您是愣头青，现在才知道，您是心里有数！”

　　江万里没说话，只是望着照壁上的诗。阳光洒在碑上，那几行字被照得发亮，像是活了过来，在阳光下轻轻跳动。他知道，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往后的路还长，弋阳还有很多事要做——要修陂塘，让田里能浇上水；要办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要清积案，让冤民能沉冤得雪。这些事，每一件都不容易，但只要能让百姓过得好一点，再难，他也愿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