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六年，秋八月，池州州学。修讲堂的钱，比江万里想的还要难筹。
他先回住处翻出自己的俸禄——那是一吊半铜钱，几匹粗布，还有母亲去年寄来的一坛腌菜。江忠急得直跺脚：“先生！这是您下个月的口粮啊！”
“口粮可以少吃，学不能不修。”江万里将铜钱递给陈默，“先请工匠补屋顶，买些茅草和瓦片。”
陈默拿着铜钱，手都在抖。他在州学三十年，见过的教授不少，有带着家眷来上任、嫌学舍简陋的；有每日饮酒作乐、连课都不上的；却从未见过自掏俸禄修学舍的。他咬咬牙，回家把妻子的嫁妆银钗当了，凑了两吊钱，又去城外窑厂求老友，赊了三百片青瓦。
可修屋顶要请工匠，买木料要去徽州，这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江万里思来想去，决定去拜访池州最大的盐商——赵员外。
赵府在城南，朱门高墙，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门房见江万里穿着布衣，起初不肯通报，直到江万里递上名帖，门房见“前国子监博士”字样，才悻悻地进去了。
半盏茶后，赵员外摇着折扇出来了。他五十多岁，穿着锦缎长袍，手指上戴着三个金戒指，见到江万里便拱手：“江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赵某近日忙着修戏台，怕是没空……”
“赵员外可知，三十年前，池州出过一位状元郎？”江万里打断他，“那状元公，是您父亲的同窗赵老先生。”
赵员外折扇一顿。他父亲赵德芳，是嘉定年间状元，可惜早逝，如今赵家虽富甲一方，却再无人能金榜题名，成了他的心病。
“赵老先生当年在州学读书时，住的就是如今漏雨的西庑。”江万里望着赵府影壁上“耕读传家”的匾额，“他常说‘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可如今州学破败，若十年后池州再无一个能‘明是非、知廉耻’的读书人，赵家的生意，还能做得安稳吗？”
赵员外脸色变了。他想起去年漕运司的小吏，只因赵家没“打点”，便诬陷“私盐”，害得他损失了半船盐——若池州有个能在朝堂上说得上话的清官，何至于此？
“先生要多少？”“三百贯。”江万里伸出三根手指，“修讲堂，盖学舍，再请个厨子，给寒门学子管饭。”
赵员外盯着江万里看了半晌，忽然拍板：“五百贯！但我有个条件——我那不成器的儿子赵三郎，也得进州学读书。”（后续联合池州士绅成立‘兴学基金’，募集白银千两；同时向江南东路提学司申请‘教化专款’，获批三百贯”。）
江万里笑了：“只要他肯背《论语》，肯听‘廉耻’二字，便收。”
三日后，州学门口贴出一张告示，墨迹淋漓，是江万里亲笔所书：
“池州州学，始创于唐，盛于本朝。今讲堂倾颓，生员凋零，实乃士人之耻。自今日起，兴工修学，凡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愿‘明经致用’者，无论贫富，皆可入学。束脩不拘，食宿由学供给。主讲江万里，顿首。”
告示贴出那日，池州城里议论纷纷。绸缎庄老板钱老爷撇着嘴：“读书？我儿子捐个监生，照样能考科举，何必去受那份罪！”贫家子弟却悄悄围在告示前，有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少年，踮着脚读了三遍，忽然扯了扯同伴的袖子：“哥，你说……这是真的吗？管饭？”
少年名叫王克己，是城外佃农的儿子。去年父亲被地主逼死，他带着弟弟逃到城里，靠给人抄书糊口。此刻他望着告示上“无论贫富”四字，手指攥得发白——他读过两年私塾，认得几个字，却因交不起束脩，只能在书铺门口偷偷蹭读。
“别信！”旁边一个挑着菜担的老汉敲了敲他的头，“官府的告示，都是骗人的！”
王克己没说话。他想起昨夜抄书时，书铺老板说的话：“听说新来的江教授，是个硬骨头，在临安连史相公都敢惹。”
他咬咬牙，从怀里掏出半块干硬的麦饼，塞给弟弟：“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秋雨又下了起来。王克己赤着脚踩在泥泞里，往州学跑——他只有一双草鞋，舍不得穿，要留着“入学”时穿。跑到州学门口，正撞见江万里和陈默指挥工匠搬木料，雨水打湿了江万里的头发，他却浑然不觉，正拿着墨斗给梁木放线，嘴里还哼着一首古老的歌谣：“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那是《诗经》里的句子，讲的是学子遇良师的喜悦。王克己站在雨里，听着那歌声，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抓着他的手说：“儿啊，认了字，就别像爹一样，被人欺负了都不知去哪里说理……”
“你找谁？”陈默发现了他。
王克己慌忙行礼，雨水混着泥水滴在地上：“学……学生王克己，想……想入学。”
江万里转过身，见这少年穿着单薄的衣衫，冻得嘴唇发紫，脚上却套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头磨破了，露出冻裂的脚趾。他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背着干粮从都昌走到庐山求学，也是这样，穿着母亲做的布鞋，走得脚底全是血泡。
“会背《论语》吗？”江万里问。
王克己点头，挺直腰杆，朗声背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雨还在下，少年的声音却清亮如铜铃，穿透雨幕，落在讲堂的梁木上——那根刚架上去的新梁，仿佛都因这声音，微微震颤了一下。
江万里望着他冻得通红的脸，忽然想起父亲说的“教育，是给寒门子弟开一扇窗”。他走上前，脱下自己的青布外袍，披在王克己肩上：“明日辰时，来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