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 19世纪中期随着国际道德和政治压力而逐渐衰落并最终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对于安哥拉的非洲原住民而言，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剥削本质并未终结，而是发生了残酷的演变。葡萄牙帝国从未真正接受自由劳动市场的理念，而是系统性地将奴隶制转化为一种国家认可的强迫劳动制度，这一转变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决定性的长期影响[1]。

　　强迫劳动制度的法律化与实施

　　在 1850年至 1930年间，葡萄牙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名义上旨在逐步废除奴隶制，但实际上却是为了确保劳动力供应的持续性，以适应殖民地经济从纯粹的人力提取转向商品生产的需求[2， 1]。在奴隶制废除后的时期，葡属非洲，包括安哥拉，出现了大量劳动安排，其中法律上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却被迫从事强制性工作[1]。

　　这种制度被称为 chibalo（源自金本杜语，意为劳役），其核心在于将殖民地非洲人视为**“道德上懒惰”或“文明程度低”**的人群，因此必须通过强制性劳动来“文明化”他们。殖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如《殖民法案》（Colonial Act）及其相关法规，为强迫劳动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化的外衣[1]。立法是使这种殖民政策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工具，它在安哥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允许殖民政府凌驾于普遍的人权准则之上，对原住民实施大规模的劳役征用[1]。

　　这种系统性的压迫在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存在，成为殖民统治的常态。即使到了 20世纪 50年代，仍有估计约 30万安哥拉人生活在类似于奴隶制的强迫劳动条件下[3]，这表明这种剥削模式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广泛性。

　　系统的残酷性与制度化杀戮

　　强迫劳动制度的机制设计充分体现了殖民统治的掠夺性和非人道性，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奴隶制度：

　　1.国家消除了对生命的经济动机：在大多数殖民地社会中，奴隶主或雇主通常需要投入成本来购买或维护工人（即人力资本的价值）。但在安哥拉的 chibalo制度下，政府对原住民劳工的控制，消除了雇主维持工人生命的经济动机[2]。一旦工人死亡，殖民国家会通过其行政体系征用和替换死亡的工人，而无需直接向雇主收费[2]。这种制度设计将人力视为可无限替代的、没有成本的消耗品。

　　2.系统性暴行与公共记录：这种制度性的残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葡萄牙反独裁者、同时也是调查员的亨里克·加尔旺（Henrique Galvão）曾进行秘密调查，并于 1947年提交了一份报告，谴责他所发现的“可耻的暴行”[2]。加尔旺的报告详细记录了强迫劳动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侵害，包括对“妇女、儿童、病人和衰弱的老人”的劳役征用[2]。

　　3.“只有死者才免于劳役”：加尔旺对这种制度做出了一个最具毁灭性的总结，他指出：“在安哥拉，只有死者才真正免于强迫劳动”[2]。这份报告的结论，尽管导致加尔旺本人被葡萄牙政府逮捕[2]，却揭示了殖民政权为了经济利益而实施的系统性、制度化暴力的本质。这种国家授权的暴行，将掠夺性治理模式推向了极致。

　　强迫劳动的社会与机构遗产

　　这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强迫劳动制度给安哥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社会和制度创伤：

　　1.人力资本的结构性赤字：强迫劳动制度的首要受害者是人力资本的发展[4]。当殖民政策将非洲人视为劳役工具而非教育对象时，就系统性地阻止了教育和技能的积累。这导致在 1975年独立时，安哥拉面临着深刻的人力资本赤字[4]，缺乏经过培训的公务员和技术工人来管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新兴的石油经济[5， 6]。这种结构性缺陷，使得独立后的政府不得不依赖一小部分城市精英，为后来的政治腐败和制度脆弱性埋下了伏笔[5， 7]。

　　2.对暴力和问责制缺乏信任：强迫劳动制度的持续存在，使得殖民国家在原住民心中失去了所有合法性。这种以暴力为核心手段来提取资源的模式，向未来的安哥拉精英传达了一个危险的信息：权力即掠夺。这为独立后统治精英实施系统性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提供了历史和制度上的先例[5， 7]。安哥拉的“资源诅咒”并非偶然，而是在殖民时期，掠夺性制度（先是奴隶制，后是强迫劳动）在建立民主问责制机构之前就已经巩固和强化了[5]。

　　3.革命的爆发：这种制度性压迫最终引爆了武装抵抗。例如，1961年 1月 3日爆发的巴沙-卡桑杰起义（Baixa de Cassanje Revolt）[3]，就是棉花种植园工人对这种殖民经济体制的直接反抗。工人焚烧身份卡、攻击葡萄牙贸易商[3]，这标志着非暴力政治变革的道路已经失效，殖民者的暴力镇压（造成多达 7，000名平民死亡[3]）使得武装革命成为通往主权的唯一选择。

　　总之，安哥拉的强迫劳动时期是其历史的转折点，它不仅是人权史上的一段黑暗篇章，更是塑造了该国政治经济 DNA的关键时期，将暴力、不透明和资源掠夺深深地刻入了国家体制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