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对安哥拉的殖民始于 16世纪末，其早期存在的驱动力并非为了建立可持续的行政机构，而是一项残酷且高效的经济任务：将安哥拉纳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成为人力资本的纯粹来源地。这一掠夺性的开端，为安哥拉后世的制度脆弱性、经济单极化以及社会分裂埋下了深刻的结构性伏笔[12， 13]。

　　殖民飞地的建立与奴隶贸易的启动

　　葡萄牙在 1575年首次建立了罗安达（Luanda）飞地，随后在 1617年建立了本格拉（Benguela）港口[14]。这些沿海据点的建立并非偶然，而是与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奴隶贸易需求直接相关。葡萄牙最初被安哥拉吸引，也正是因为其所拥有的众多宝贵资源，如石油、铁、钻石和咖啡[15]，但人力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却是被最优先开采和掠夺的资源。

　　安哥拉与巴西的特殊纽带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安哥拉与葡萄牙的另一殖民地——巴西之间的奴隶贸易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巴西船只在罗安达和本格拉的港口数量最多，构成了连接非洲、南美和欧洲的**“南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关键一环[14]。

　　为了扩大对奴隶的获取，葡萄牙殖民者在 1616年在本格拉建立了新港[14]。这种贸易的规模令人震惊：

　　•出口速度：在 1612年，安哥拉每年以 10，000人的速度出口奴隶[14]。

　　•高峰时期的数字：在 1617年至 1621年，路易斯·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Luís Mendes de Vasconcellos）担任总督期间，多达 50，000名安哥拉人被奴役并运往美洲[14]。

　　•主要来源地：在至少 18世纪和 19世纪，安哥拉一直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被强迫贩运奴隶的主要来源地[14]。

　　这种对人力资本的系统性、大规模提取，对安哥拉的内部社会结构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葡萄牙殖民者通过向当地的恩邦加拉（Imbangala）士兵提供枪支来换取奴隶[14]，这种做法助长了安哥拉内部的冲突和掠夺经济模式，使得国家机构在诞生之初就以暴力和榨取为核心目的。

　　掠夺性体制的制度化：从人口到生产的缓慢转型

　　在 18世纪中期（约 1764年）之前，安哥拉的殖民经济几乎完全围绕人口提取展开。直到 1764年以后，经济才开始出现缓慢的转型，从基于奴隶的社会逐渐过渡到基于生产的社会，最初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随后转向出口[14]。

　　然而，即使奴隶制最终在法律上被废除（19世纪中期），殖民地的经济体系并未转变为自由劳动市场。相反，殖民政府只是将奴隶制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

　　在奴隶制废除后的时期（1850年至 1930年间），葡属非洲，包括安哥拉，出现了大量劳动安排，其中法律上自由的个体被要求从事强制性工作[16]。这种制度被称为 chibalo，并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系统的残酷与制度性杀戮

　　这种强迫劳动制度的残酷性是极端的，并为后世的制度性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埋下了伏笔：

　　1.国家批准的剥削：强迫劳动制度通过立法来确保其合法性，并在殖民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存在[16]。直到 20世纪 50年代，仍有约 30万安哥拉人生活在类似于奴隶制的强迫劳动条件下[15]。

　　2.消除了经济动机：一份谴责报告指出，政府对原住民的控制甚至消除了雇主维持工人生命的经济动机[14]。在其他殖民地社会中，雇主通常需要承担替换工人的成本，但在安哥拉，殖民国家会替换死亡的工人，而无需直接向雇主收费[14]。

　　3.最终的定论：著名的谴责者阿尔维斯·雷斯（Henrique Galvão）曾总结道：“在安哥拉，只有死者才真正免于强迫劳动”[14]。尽管他后来被逮捕，但其报告揭示了殖民地系统性残暴的本质[14]。

　　这种掠夺性的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安哥拉殖民地的目标：最大化短期提取，而非发展人力资本或建立问责机构。这种制度性暴力不仅剥夺了原住民的基本人权，更系统性地阻止了教育和技能的积累，造成了深刻的“人力资本赤字”。

　　总结：掠夺性制度的奠基

　　在葡萄牙早期殖民的三个世纪中，安哥拉的命运被奴隶贸易所定义。这种对人类的非人化和对劳动力的无限期消耗，使得安哥拉的殖民国家机构成为一个**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的原型。它证明了这样一种假设：当一个国家的机构（无论是殖民机构还是独立后的机构）在问责制和民主机构建立和巩固之前，就拥有不受限制的资源获取渠道（如早期的奴隶和后来的石油），那么这个国家就注定会遭受“资源诅咒”[17， 18]。这种早期形成的制度性暴力和精英垄断资源租金的模式，是理解后来多斯桑托斯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和系统性腐败的关键历史基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