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世纪末到 1975年独立，葡萄牙殖民政府将安哥拉的经济定位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出口市场。殖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最大化对葡萄牙宗主国的服务，而非促进安哥拉内部的市场整合或建立可持续的多元化工业基础。这种单向的、榨取式的经济模式，最终导致了对石油的极端依赖，为独立后的“资源诅咒”奠定了经济结构。

　　农业商品经济：短暂的繁荣与结构的脆弱性

　　在 20世纪中叶，安哥拉曾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葡萄牙殖民时期结束前，主要农作物包括：

　　•咖啡(Coffee)：咖啡是重要的现金作物。

　　•剑麻(Sisal)：重要的纤维作物。

　　•棉花(Cotton)：其种植园曾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如巴沙-卡桑杰地区[3]。

　　•玉米(Corn)、香蕉(Banana)、烟草(Tobacco)和甘蔗(Sugar Cane)等。

　　这些生产活动证明了安哥拉拥有巨大的农业潜力，具备肥沃的土壤、丰富的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特别是中部高原和山谷地区[8]。

　　然而，殖民经济的结构是高度扭曲的：

　　1.牺牲粮食安全：殖民政府将最好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用于出口经济作物，严重挤压了原住民的粮食生产。尽管安哥拉拥有约 3500万公顷的可耕地[8]，但国内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当地需求，导致该国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都不得不高度依赖食品进口[8]。

　　2.停滞与衰退：随着 1961年开始的葡萄牙殖民战争升级，以及民族主义游击队的抵抗行动，特别是安盟（UNITA）对交通线的破坏，咖啡和剑麻等农业商品的生产迅速下降或停滞。农村的动荡、劳动力逃离和基础设施的中断，使得农业在独立前夕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基础设施建设：为提取而生的铁路线

　　为了将内陆的自然资源运往沿海港口并最终运往欧洲，葡萄牙殖民政府投资建设了关键的采掘型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本格拉铁路（Caminho de Ferro de Benguela， CFB）。

　　本格拉铁路是南部非洲最重要的铁路系统之一，它的战略价值在于：

　　1.连接采矿腹地： CFB将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和本格拉港与安哥拉的内部矿产资源中心（如钻石和铁矿）连接起来。

　　2.区域物流枢纽：更重要的是，该铁路向东延伸，为内陆的邻国**扎伊尔（Zaire，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Zambia）**提供了将其丰富的铜和矿产运往全球市场的最短出口通道。

　　这条铁路的运营不仅为殖民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过境费用，同时也巩固了安哥拉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然而，在内战期间，安盟游击队将关闭本格拉铁路作为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从而切断了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并加剧了经济困境。

　　采掘业的崛起：石油与钻石的致命组合

　　葡萄牙殖民者最初被安哥拉吸引的资源包括石油、铁、钻石和咖啡[3]。到了 20世纪中叶，这些矿产资源的系统性开采，尤其是石油，开始改变安哥拉的经济结构。

　　1.石油的决定性崛起：

　　•生产开始：石油生产于 1956年开始。

　　•战略重要性：随着 20世纪 60年代殖民战争的加剧，传统的农业和陆地采矿业受到游击队活动的严重干扰。然而，海上石油开采由于其地理隔离，使得生产设施相对安全，免受游击队攻击。

　　•经济依赖的固化：这种军事上的保护性，使得石油成为殖民政府最可靠、最容易获取的收入来源。到 20世纪 80年代末，随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衰退和停滞，安哥拉的经济已几乎完全依赖于石油。

　　2.钻石的政治性开采：

　　•钻石的开采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北隆达省（Lunda Norte）[9]，它与石油一起被列为该国最主要的矿产资源[10]。

　　•殖民政府对钻石开采的垄断和控制，预示了该行业在独立后的政治敏感性。内战的最后十年，特别是萨文比领导下的安盟，正是通过控制和进行非法钻石贸易[9]，获得了维持其武装斗争所需的财政支持，使战争得以长期化。

　　总结：资源的诅咒与制度的扭曲

　　殖民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安哥拉陷入了一种双重诅咒：

　　•经济单极化：对高波动性商品的极端依赖（尤其是石油），导致其他部门被忽视，经济缺乏弹性。

　　•制度腐蚀：殖民地管理机构被设计为最大限度地提取资源租金，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或促进透明度[5]。这种模式确保了少数精英能够通过国家对高价值资源的垄断来积累财富。

　　当安哥拉在 1975年独立时，它继承了一个结构上严重失衡、过度依赖石油、基础设施被破坏、且制度被设计为掠夺性而非问责制的经济体。这是理解其独立后迅速陷入内战和“资源诅咒”循环的关键结构性因素[1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