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王尊被重新起用，担任护羌将军转运校尉，负责护送转运军粮。羌人造反，截断运粮通道，数万羌兵围困王尊。王尊率领1000多骑兵突围并冲击羌人，虽立下战功，却因擅自离开驻防治罪，恰逢大赦，免官回家。

　　涿郡太守徐明认为以王尊的才能久居乡里太可惜，向朝廷举荐王尊，于是王尊被任命为郿县县令，后升任益州刺史。益州境内有一处邛崃九折坂，山路崎岖陡峭，悬崖万丈，行路极为凶险，过往行人无不心惊。此前担任益州刺史的王阳，途经此处时，忌惮山路艰险，认为父母赐予的身体，不该轻易涉险，没过多久便以患病为由，辞官归家，一心尽孝爱惜生命。等到王尊接任益州刺史，按例巡查辖地，车行至九折坂，听闻此处便是前任王阳畏惧辞官的险道，王尊呵斥车夫：“快驱车前行，王阳是孝子，当惜身避祸，我王尊是忠臣，自当履职不避艰险！”

　　这就是“九折回车”，“王尊叱驭”两个成语的出处，王尊与王阳在“九折坂”前的不同选择，本质上是古代士大夫面对“忠”与“孝”、“进取”与“慎身”这对核心冲突时的两种典型答案。自古忠孝难两全，从今天的眼光看，王阳的选择更接近个体的自主权利：人有权基于对风险的评估、对家庭的责任、对自身生命的珍视，拒绝一种被过度美化的牺牲。一个社会如果只赞美赴险者，而贬低避险者，其实是危险的。王尊的选择值得尊敬的是担当精神，但担当不等于一定要冒险，今天的公共服务伦理更强调：在能达成目标的前提下，应优先采取最小化风险的方案。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允许人选择“回车”，也要敬重那些选择“叱驭”而上的人。而王尊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恰恰是因为在人性的本能是避险时，他选择了逆行，这种选择永远稀缺，也因此永远动人。

　　在王尊心中，孝子惜身是本分，忠臣尽责亦是本分，身为朝廷命官，不能因前路艰险，便弃百姓、弃职守于不顾。王尊在益州两年，安抚边境外的蛮夷，使其因敬畏他的威信而归附。博士郑宽中巡视风俗后，上奏朝廷称赞王尊的政绩，于是王尊被升任东平国相。

　　当时的东平王刘宇仗着自己是皇帝至亲，骄横奢侈，横行不法，前几任太傅和国相都因为管不了他获罪。等到王尊来接任，王尊捧着皇帝诏书来到东平王宫，东平王故意怠慢，迟迟不肯出来接诏，王尊也不迁就，直接带着诏书先回住处，吃完饭才回去宣读，丝毫不为权贵折腰。宣读诏书完毕，王尊进见东平王，东平王的太傅在一旁吟诵《诗经.相鼠》，讽刺人无礼仪，王尊直接怼了一句：“不要拿着破布鼓到雷门前卖弄！”这就是成语“布鼓雷门”的出处，雷门为古代会稽的城门名，相传雷门前有大鼓，鼓声可以传到洛阳，而布鼓敲不响，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班门弄斧。东平王勃然大怒，起身退回后宫。王尊也很拽，他径直离开，回自己的官舍。

　　此前，东平王经常私自外出，在国内纵马驰骋，与后妃的亲戚私下勾结往来。王尊上任后，告诫负责车马的厩长：“以后大王出行，必须有官属随从、鸾铃鸣响，如果他想私自驾小车外出，你要叩头谏诤，就说是我明令不许的。”

　　再后来王尊朝见东平王，东平王请他上堂叙话。王尊坦言道：“我来做你的国相，旁人都替我惋惜，认为我不被朝廷容纳，才派来辅佐大王。天下人都说大王勇猛，其实不过是依仗尊贵身份罢了，哪里算得上真勇敢？像我这样，才是真正勇敢。”东平王脸色大变，盯着王尊，想要加害他，于是假意说：“我想看看国相的佩刀。”王尊抬起胳膊，对身边侍从说：“把我的佩刀拿给大王看，大王是想诬陷我用刀胁迫君王。”东平王见计谋败露，又向来敬重王尊的威名，内心十分折服，于是摆酒设宴，两人推杯换盏，尽欢而散。

　　东平王的母亲公孙太后见王尊对自己的儿子如此无礼，偏偏儿子对其无可奈何，便上书控告王尊：“王尊身为国相傲慢无礼，不守臣子本分，大王年轻气盛难以忍耐，我实在担心我们母子二人早晚会被王尊逼死。我无法再让大王与王尊相见，陛下若不妥善处置，我宁愿先行自尽，也不忍亲眼看见大王违背礼法，失德不义。”元帝见双方矛盾如此之深，不得不将王尊罢免。

　　王尊被免官，但故事并未结束，大将军王凤立即奏请，将王尊补为军中司马，很快又升迁为司隶校尉。王尊虽然得罪了公孙太后和东平王，却赢得了朝廷执政集团的赏识。他的被免不是失败，而是换了一个更需要他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