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采用正言反说、反言正说的手法，直抒胸臆，大发牢骚，指桑骂槐，信中写道：“杨恽家族显赫时，担任二千石官员、乘坐朱轮车者有10余人。我杨恽才能低下，行为污浊，做学问也没什么造诣，幸亏先人在朝中留下的功业，在宫中宿卫，遇到霍氏谋反得以立功，受封为列侯。曾经担任九卿，统领皇上的近侍，参与朝廷政事，却不能宣扬皇上的圣德，不能辅佐皇上拾遗补缺，已经是窃居尊位、尸位素餐。再加上我贪图权势，不能及时隐退，最终遭遇变故，被世人指责，以口舌之祸遭人揭发，深陷北阙，听侯处罚，妻子儿女也遭受囹圄之灾。没想到还能保全性命，感谢皇上圣明，皇上的恩德难以报答。我暗自思量，所犯下的罪行太大，品行已遭污损，就做一个庄稼人算了，以此来了却余生。因此率领妻子儿女辛勤劳作，种桑养蚕，灌园治产，按时向朝廷交纳赋税，没想到这样也会遭人非议。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情，连圣人都不加制止。所以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双亲，为他们服丧送终，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被贬官三年了，对皇帝已经尽了忠道，从此就两不相欠了。”

　　接着杨恽写了自己的田园之乐：“我现在做了农民，辛勤劳作，按时祭祀，烹羊蒸羔，饮酒作乐。我的祖先原本是秦人，我还会唱几句秦腔。我的妻子是赵国人，善于弹琴鼓瑟。奴婢中有几个会唱歌的，每当酒酣耳热，我们仰天击缶，踏着节拍高歌，歌词唱道‘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豆剩箕。人生须行乐，何需待富贵！’在这样的日子，我两袖甩动，双脚起舞，的确是随心所欲、纵情而为，即使过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过错。”杨恽并非仅将田园视为栖身之所，更将其构建为精神家园，为后世文人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归隐田园生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比照里面的歌词。

　　对于老朋友孙会宗，杨恽一点也不留情面，他引经据典反驳说：“我现在做的都是商人做的事情，用剩余的俸禄钱，贱买贵卖，赚取一点蝇头小利，污秽不堪，被人不齿、随意讥讽。董仲舒说：‘追求正义，仍担心百姓未受到教化，这是士大夫应时时考虑的；贪图钱财，唯恐不足，这才是庶民百姓要做的。’我与先生您已经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怎么能用士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呢！”孙会宗是西河郡人，杨恽又挖苦说：“西河郡战国时曾是魏国的土地，魏国有段干木、田子方，这些贤士志向高远，行为洒脱，知道进退的道理。足下离开故土在安定郡任职，安定郡处于山谷之间，是西戎故地，那里的人性情贪鄙，先生是否在那任职就入乡随俗了呢？现在我看清了先生的志向，如今大汉朝处于蒸蒸日上时期，愿先生努力，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杨恽的侄子安平侯杨谭担任典属国，杨谭也劝杨恽说：“西河郡太守杜延年，此前获罪遭到免职，现在又担任御史大夫。你的罪轻，又曾经有功于朝廷，一定会再次受到重用。”杨恽和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关系很好，但他们都因为一点小事被杀了。杨恽忿忿地说：“有功又有何用，现在的皇上不足以再为他卖命。”杨谭也感叹道：“皇上是这样的。”当时正好有日食，一个名叫成的负责管理车马的小官上书告发杨恽，说他居家骄奢，不思悔改，天上出现日食，是杨恽招来的。

　　宣帝将奏章交给廷尉审理，在杨恽家中搜出《报孙会宗书》的底稿，宣帝读了这封信，很生气。廷尉判定杨恽犯下大逆不道罪，判处腰斩，妻子被发配到酒泉郡。杨谭因为没有劝说杨恽，反而同情他，被贬为庶人。宣帝任命告发杨恽的小官成为郎官，朝中与杨恽关系好的官员，像未央宫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全部被免官。

　　杨恽被害的历史背景是，随着汉宣帝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对于士大夫集团越发失去了耐心，早期的虚怀纳谏早变成了刻薄寡恩，杨恽被害就是皇族、外戚集团，打击、迫害士大夫集团的结果。《报孙会宗书》是一篇融合文学性、思想性与历史价值的杰作。它既是杨恽个人的悲剧注脚，也是汉代政治生态的切片。如果将《报孙会宗书》与杨恽外祖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比，可见两代人面对挫折的不同态度：司马迁选择忍辱负重完成使命，杨恽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在信中闪耀的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使其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杨恽因一封信被杀，开创了中国“文字狱”的先例，不禁令世人扼腕叹息！杨恽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在人际交往中，言语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也可能伤害到他人，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常常说“祸从口出”，杨恽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因为言语过激、口无遮拦，最终落得个腰斩的悲惨结局。言多必失，是杨恽用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让我们铭记这个故事，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如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尊重他人，避免因为言语不当而伤害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