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宽饶为人刚直不阿，高风亮节，一心奉公，家中生活清贫，每月俸禄数千钱，还要拿出一半收买线人，这些通风报信的人就是盖宽饶的耳朵和眼睛，是他弹劾材料的来源。他身居司隶校尉高位，儿子却要步行去北方戍边服役，清廉奉公到这种地步。

　　但盖宽饶用法严酷、刻薄，喜欢检举揭发他人阴私，抓住别人的过失穷追不舍，与朝中权贵、皇亲国戚全都结下怨仇，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怼人的程度，更要命的是，他还爱直言上书、讥讽朝政，常常言语尖锐，触犯皇帝的心意。宣帝念在他一心为公的份上，又是儒生，一直宽容优待他，但始终不提拔他。和他同期、资历比他浅的人很多都做到了九卿高位，盖宽饶自认为自己清廉、能干、对国家有贡献，却被平庸之人超越，内心越发失意愤懑，于是更加频繁地上书进谏、争辩国事，这种恶性循环更让皇帝对他感到厌烦。而别的大臣们都很恨他，你自己要清高没事，但要因此来贬低大家，不招人恨才怪。

　　太子庶子王生敬重盖宽饶的高尚节操，但不认同他偏激的行事做法，写信劝他说：“圣明的君主知道你清白公正，不畏豪强权贵，所以把监察百官的重任交给你，授予你巡查纠察的大权，给你尊贵官位、优厚俸禄，已经是厚待你了。你本该日夜思虑做好本职工作，奉公守法，推行教化，为国为民操劳，都还未必能算得上称职报恩。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三代的治国之道各有不同。如今你不专心做好本职工作，反而总拿上古的道理来匡正、违背天子，屡次用刺耳的言论冒犯朝中近臣，这并不是保全名声，安身保命的做法。现在掌权的大臣都熟悉法令，文辞足以曲解你的话，罗织你的过错，你不学蘧伯玉能屈能伸，审时度势，反而要效仿伍子胥忠谏而死的做法，你拿自己宝贵的生命，置身无法预料的险境，我真心为你惋惜。君子可以直，但不能硬挺；可以弯曲，但不要折断。《诗经》说：‘既要明察事理，也要懂得保全自身’。我虽是愚陋之言，也希望你慎重思考采纳。”但盖宽饶最终没有听从劝告。

　　汉宣帝晚年趋向重用刑法，以严刑峻法治国，任用宦官掌管机要。而盖宽饶是儒生，主张儒术、仁政，政治理念根本对立。盖宽饶密封上书批判朝政说：“如今圣人治国之道渐渐荒废，儒术得不到重视，朝廷把受过宫刑的宦官当成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来重用，把法律条文当作《尚书》《诗经》来尊奉。”他又引用《韩氏易传》里的话说：“五帝时代，天下是公有的，传位给贤人。夏商周三代，天下变成私有的，传位给儿子。天下如同四季运行，功业完成便应当退位，如果不能胜任，就不该久居高位。”

　　奏书呈上之后，本来就烦他的汉宣帝火了，认为盖宽饶心怀怨恨、诽谤朝政，始终不肯悔改，就把他的奏书交给朝中高官议论定罪。当时执金吾评议，认为盖宽饶这番话暗指要让皇帝禅让皇位，属于大逆不道。谏议大夫郑昌同情惋惜盖宽饶忠心正直、忧心国家，只因说话不当，就被文吏恶意诋毁陷害、罗织罪名，于是上书替他申辩：“臣听说，山中若是有猛虎，连野菜也没人敢去摘；国家若是有忠臣，奸邪小人就不敢兴风作浪。司隶校尉盖宽饶，居所不求安逸，饮食不求奢华，在朝堂有忧国忧民之心，离朝堂有为国死义之节。他上没有皇亲外戚的靠山，下没有权贵的依托，身居监察之位，坚守正道行事，常有得罪人之处。如今他上书只是谈论国事，有些官员却要置他于死地。我身为谏官，不敢沉默不语。”

　　但汉宣帝没有听从郑昌的劝谏，依旧下令把盖宽饶交给有关部门惩治。盖宽饶不愿受辱，万念俱灰下在皇宫北门前拔刀自刎。盖宽饶虽不通世故，不近人情，不懂变通，但他一心为公，行事光明磊落，办事有理有据仍然让人敬服，天下百姓没有不怜惜同情他的。

　　盖宽饶的悲剧在于，他坚持原则没错，但不讲策略的死磕却要了自己的命。用现代眼光看，盖宽饶这类“刚直到不懂变通”的职场人，可以说是一个高道德、低效能的典型。他们有底线、有担当，但往往因为方式问题，把自己逼到绝路，反而无法实现理想。盖宽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职场人。现代职场需要的，不是宁折不弯的烈士，而是外圆内方的智者。内心保持刚直的操守，手上掌握灵活的方法，才能既保护自己，又真正推动改变。如果非要用悲壮的牺牲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这种正确，其实是没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