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的司马迁终于想通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真谛，完成了他关于生命的理解，实现了思想上的彻悟与升华，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一项崇高的事业。出狱后，他被任命为传宣诏命的中书令，仍然受到武帝的信任。因汉武帝喜欢游宴后庭，常让宦官担任中书令，受刑后的司马迁正适合此职务。虽然司马迁仍然勤勉为职，但他时时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屈辱，又感到事业和生命的珍贵。他述往事，思来者，隐忍屈辱，发愤著述，在恍惚难安中努力把定着人生的舵向。

　　大约公元前92年，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史书的编撰，他把这部史书取名为《太史公书》，该书上迄黄帝，下至收笔之时，首尾3000多年，含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司马迁认为，这部书籍可以拾遗补缺，作为一家之言，辅助《六经》，成为另一经传。他把全书的正本藏于名山以防亡失，将副本留在京师，以供后世君子阅览。大约二十多年后，司马迁早已离世，他的外孙杨恽爱好此书，将其全部公诸于世。但人们看到的已有十篇内容缺失，褚少孙做了很多补缀，使其保留完整面貌。自东汉荀悦起，人们称该书为《史记》，流传至今。

　　著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收到了好友任安（原益州刺史）从监狱里写给他的信，信的内容已经无法知晓，但其中殷切地期望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在皇帝身边应慎于处事，推举贤能。当时任安因在巫蛊事变中接受了刘据的符节，虽然按兵不动，但武帝在平乱后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有二心，准备将他处斩。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应该是希望他搭救自己。但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此时他已完成了论著，他想在任安离世前偿还这一“书信债”，免得友人离世前有所怨恨。向将死之人诉衷肠既反应了司马迁对友人的情感尊重，又反应了他自感生命屈辱，难与世人述说的隐衷。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同时告诉任安，现在论述已经完成，自己虽万死而不恨。该信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其文辞和思想均属少有的文化珍品。信里这么写道：

　　自古以来，富贵而声名湮没的，难以计数；只有那些身处困境仍发愤图强的人，才能流芳千古：如西伯受拘，演绎《周易》；孔子受困，撰写《春秋》；屈原流放，写下《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受膑刑，整理《兵法》；吕不韦迁蜀，传世《吕览》；韩非囚于秦国，才有《说难》《孤愤》的问世；《诗经》300篇，大抵是圣贤遭受磨难，发愤努力而写成。这是因为他们心中郁结，壮志未酬，不能直抒胸臆，不得不将思绪诉诸笔端，昭示于后人。

　　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施以膑刑，都是残疾人，只好退而写书，以抒发愤懑，希望通过文章阐述胸中的志向。我不揣冒昧，也以身残为借口，整理天下的逸闻旧事，考察成败得失的起因，总结国家兴衰的教训，写成130篇文章。希望能够找出天人间的联系，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初稿还未完成，遭受李陵之祸，痛惜著作未成，在身遭腐刑时，仍然心存意念，面无愧色。现在全书著作完毕，希望能够将其藏于名山，传之于后人，在通衢大都，人们都能够读到它，以此弥补我此生经受的屈辱，即使忍受千刀万剐，又有何惧！

　　我已经遭受酷刑，卑贱之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常受到世俗的诽谤、议论。我以口舌招来灾祸，被乡邻耻笑，令先人蒙羞，还有何面目到父母的坟前祭扫？即使经历千秋万世，也难以洗刷我的屈辱！言及此，我已经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在家中常有恍然若失之感，出门则茫然不知所往。一想到遭受的屈辱，就会汗流浃背，难以名状。我现在身为宦者，如闺阁之臣，难道要因为羞辱就躲藏在深山洞穴！也只能随世俗而沉浮，因时事而俯仰，以此麻痹自己，免得疯狂。而今，少卿教我在朝中举荐贤良，更显得荒谬不经。即使我有此想法，自我修饰一番，聊解忧闷，不但无益，反而会受到世俗猜疑，自取其辱。等到我去世以后，或许能看到我的功过是非。

　　《报任安书》不仅仅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它是司马迁对友人任安的深情倾诉，是对自己坎坷命运的深刻剖析，更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堪称中国文学和思想史上的不朽经典。他在《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宣言，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当我们遭遇挫折与困境时，那种迷茫、无助和痛苦，与司马迁所经历的相比，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却能从司马迁的文字中找到慰籍和力量。因为他让我们明白，人生的苦难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旅途中遇到挫折和困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的面对，坚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