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是西汉元帝时期集易学家、律学家、政治改革家于一身的悲剧天才。他学术成就极高，精通“玄学”，神机妙算、料事如神，但却未能给自己带来福祉，反而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县（今河南清丰县）人，本姓李，因精通音律，推律自定为京氏，故称京房。京房跟随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家境贫寒，因好学不倦得梁敬王赏识，资助其读书，学成后任小黄县令（今河南兰考）。焦延寿以擅长灾变之说著称，他以六十四卦轮值，风雨寒温为侯，占验极准，常预知奸邪，防患未然，盗贼不敢做乱。焦延寿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政绩卓著，本应升迁，但县里的三老、官员上书极力挽留，皇上下诏增加焦延寿的俸禄，让他继续留任小黄县令，焦延寿在小黄县令任上去世。

　　京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明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的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学到我的学说却因此丧命的，一定是京房。”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延寿所料。

　　初元四年，京房被举荐为孝廉，在朝中担任郎官。永光、建昭年间，西羌叛乱，出现日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阴霾不散。京房多次上书，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近则数月，远则一年，所说的屡次应验，元帝感到很惊讶，多次召见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贤明的帝王按功绩选拔贤才，那么万事都能教化成功，祥瑞征兆显著；末世帝王凭借别人的诋毁或赞誉用人，所以功业荒废，招来灾异。应该让百官各自考核功绩，灾异就可以平息。”

　　元帝采纳了京房的建议，让他负责此事。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想以此作为考察官吏的标准。所谓“考功课吏”即通过对官吏的政绩考察来决定其升迁进退，这是一种奖惩并用的机制，而且将具体的标准加以量化，确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制度。元帝让公卿大臣与京房在温室殿进一步讨论，然而京房的提议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是这项制度令上下级相互监督，太过繁琐。元帝还想试一下，当时各州刺史到京城汇报工作，元帝召见各位刺史，让京房指导他们对官员进行考功，但刺史们也认为考功法不可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起初说不行，后来又认可了。

　　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几乎得罪了在职的所有官员，但更危险的是，京房接着又得罪人了两位朝中权贵。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京房与五鹿充宗同属今文《易》学，但师承、流派、政治立场差异极大，是当时两大对立易学阵营的代表，他们都以《易》干政，借《易》论灾异、议朝政。京房师从焦延寿，焦延寿自称源自孟喜，后来京房自成一派，开创“京氏学”，流派特点是重象数、重灾异、重占验，体系庞大。五鹿充宗师承梁丘贺，为梁丘易正宗传人。流派特点是重义理、重训诂、重章句，偏传统儒家解经，少术数色彩，深受笃信儒学的元帝宠幸。京房是改革派，他借《易》抨击宦官专权，推动考功课吏法，挑战既得利益集团。五鹿充宗则是保守派，他依附石显，维护现有官僚体系，极力打压京房学说与改革，两人在学术与政治上皆为死敌。

　　那京房是怎么得罪石显和五鹿充宗这两个权贵的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