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荔的原意是让我借着给玉总写长篇的机会，为我自己、也为她写一本长篇，玉总那些要求本身其实无所谓，只是一个契机。她是真心为我好。我感谢她。进了宾馆之后我先冲了一把澡，之后再让她进去洗，我自己穿个睡袍，把暖气打到最高，坐在客房写字台上，给电脑接上手机热点，然后开始回想我想到的那个故事。之前陪她路过人民游乐场门口的时候，故事已经形成了。

　　那是个只属于我的故事，只有在这里才能写得出来，只有我才能写出来，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才能让它成形，变得丰富，变得有趣起来。过去那么多年在这个圈子里，许多人和事情我都不愿意碰，不能碰，而且也不明白；但是只有现在，在即将进入号称中国科幻复苏崛起元年的2022年的时候，那些人和那些事情我才渐渐开始想清楚。我可以开始尝试去使用他们了。至于余荔本人，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她急着赶回家也无所谓，对我来说不影响。

　　洗完澡之后余荔跟我说了一串话，我在不停打字所以没怎么理她，说的那些话我也没听清楚。不过她心情还不错。她从后面趴在我肩膀上要看我的文档，我切到桌面说，不行，这个不能给你看，见不得人的东西。她也不介意。她没有问“你是不是把我也写进去了”之类的问题（以前好像也没问过），也没有因为我不让她看稿子而不高兴。她跟我说“拜拜”，我继续把耳机戴上就不管她了，继续回忆我之前的那些回忆。

　　看过稿子后，你们可以说我写的这书根本不叫科幻，我不会奇怪。中国的科幻写作者和评论者，长期以来好像养成了一种依赖受虐感的习惯：很多年过去了，科普界的人从来就没接受过科幻这种东西，对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接纳，就连提起来都不情不愿，无非顺带提一提而已，可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同行朋友们啊，还是在每一场会上都要求大家要注意科学性，要注意科学上的可实现性。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为对“幻想”这两个字的反感，这种对它的恐惧、抗拒、鄙视是一种文化，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既然“幻想”成为了非法行为，那么就只能换个名字，变成科学，科普，或者想象力等等。一群中学生上作文课，只要卷子上还存在“作文”两个字，那么他们就永远只能从欺骗开始，以欺骗结束，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为止都是那样；假如把作文题改为“写一篇小说”“写一篇日记”“写一首歌词”（注意不能用“诗”这个字，这个字的让人反感的效果不亚于“作文”），那么一切就好转起来了，所有人都热情似火，感觉自己有一肚子的真话要说出口。这就是集体无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当然也存在于我的脑子里。这书稿我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取书名，文档和文件夹的名称叫做“未知”；大纲肯定是没有的，只在电脑包里夹了一张A4打印纸，上面全是词语词组和短句，用铅笔随便写在空白的地方，相互之间不存在线性的秩序关系和组合关系，不给予它们任何事先的规定，因为一旦规定好了我就写不了了。这些字词句子是我在故事里想要完成的目标，每写一个词语，写完它之后我就杠掉它。就得要这么随意地写东西。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严肃认真地把小说当做小说去写，去设计和规划一篇小说那就完了，什么都完了。

　　很自然会发生的是：写的时候我头脑里一边会产生新的词语和词组，那我就把它们添加到纸上的空白处。每逢秋冬天，幼儿园事情就多起来，老师总是让家长去捡树叶和果实带到学校帮助装饰校园，大家整天往公园跑，见到什么叶子颜色形状漂亮，不潮湿不发霉没有虫蛀，还有果子和树皮树枝，就把它们捡到塑料袋里；有时候老远的地方就瞄准了一片叶子，过去的路上又见到了新的目标。捡东西的路线是随机的，但是不盲目，只有一个目的：哪个好看有意思就捡哪个。幼儿园里，老师们会把所有东西全部洒在操场上，根据阳光投下的阴影、线条、光斑，和北风吹过造成的树叶分布形状来获取灵感，当场决定要把这些叶子和树枝做成一幅什么画，要把那些果子和树皮拼成一幅什么作品。艺术创作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永远无法预测，无法穷尽所有的变化，那些拿人家红包坐在台上大谈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写作的老师们无法知道，这样的创作方式永远也不可能被理工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程序所涵盖。可能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纯粹的幻想不需要任何理由，用不着去附庸什么技术原理，那些目的不在于拿红包拿IP转让费的人们，你们应该清楚的是，哪个是属于真正的艺术创作，哪个不属于艺术的范畴。

　　第一天晚上我写到凌晨三点半，身体终于感到疲劳，收好电脑回到床那边，我发现余荔居然真的在客房里过夜了。我搂着她在被窝里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起床后我们告别，她回去倒腾自己那些项目，我回家，吃饭，睡觉，喝酒，起床，到了凌晨安静的时候继续在电脑上面组合字词句，用键盘对自己说话。每天，书稿字数差不多能增加两千字到四千字，一天增添五千字的情况偶尔出现，它们都是我想说的感兴趣的话，都是我对我见到的、经历的、将要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情的看法。我任由我自己说出来，说给你们听，文艺学理论上将你们这样的人称作“隐藏读者”，但我知道你们是真的存在，你们因为我的这些文字而存在，必须依靠这些文字的生成你们才会出现。是我创造了你们，你们当然也塑造我，我们互相创造。

　　元旦之后工作继续，春节时候也继续。假期里我抽空和余荔聚了两次，我督促她跟我一起在咖啡馆和酒店大厅里码字。现在我能保证自己每次打开电脑都愿意写字，有字可写，字是越写越多。元宵节之后的一天，我陪方葶也去了一趟夫子庙，我带她走自己跟余荔走过的一模一样的路线，去了同样的那几家老店，告诉她那些自己跟余荔从来不讲的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带着我的情绪和想法。我不需要方葶回答我，方葶在我身边不用说话，我只是要保证自己能够感受到身边有人愿意听我说话的感觉；用这种感觉，我找到了很多的，更多的，越来越多的词语和词组，我都用铅笔写在纸上。

　　春天后，平日里的空隙时间我常找人喝酒，找我那些老同学老朋友。我珍惜每一次喝到半醉时候的感觉，越来越相信在现实的唯物世界的外面，里面，中间，表面，还存在一个彼岸世界，而通向它的路径是需要靠我自己的叙述行为去铺设完成的。当然还有梦境。虽然不是每一场梦都重要，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我经常做一些结构复杂的重量级大梦。在超市我买最便宜的便笺纸放在枕头旁，手机也放在旁边备用，这种大梦出现之后我醒过来要在三分钟以内把它们挪到纸或者文档里，否则三分钟一过，头不再晕晕乎乎之后它们会褪色消失。一开始我还是按照老习惯，把梦境和我自己主动构想的情景分列，后来我想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想法，不存在犯规走捷径，于是从文稿超过十万字时起，我开始把梦境，醉酒时感觉，和我设计出来的场景还有我记忆里的那些东西融合起来。起先是融合，然后是互相交换要素，最后是干脆承认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一个东西，只需要直接放在一起就行。没有关系，一切写法都可以，没有人要看那说明这部书就写对了。科幻的根本矛盾是我们作者总想用科学去适应幻想，用幻想去适应科学；但科学是理性的，幻想不可能理性，双方必然存在冲突，无法调和，也没有中间路线，必须是一个消灭另一个，否则无法得到创作自由。如果为了拥有文本上的自由而不得不消灭科学理性，乃至不得不去消灭这个名叫“科幻”的概念呢？从那段时间开始，我感到这也已经没有关系了。科幻不科幻，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难道让一个名字去规定叫这个名字的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吗？

　　到了2022年清明节之后，玉总他们在媒体和网络上的宣传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在深圳北部的山腰上修建的万人大会场已经完工。、竣工典礼，科幻界峰会，宣布中国科幻已经进入元年的论坛，一百万元大奖评比结果揭晓的晚会，科幻周边销售集市，新书发布会，小说研讨会，签名售书，还有cosplay等等等等，所有活动全部汇聚成一串，在万人大会场内要举行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将会放在劳动节前后。玉总的一个秘书，同去年那位宝马作家一起组建了一套成熟的班子，已经运转了将近半年，四月下旬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个“中国科幻终极大名单”的最新版，人数超过两千。名单在四五天时间里陆续公布到各处，力求囊括华语科幻所有一切能上得了台面的人物。

　　还是不能彻底免俗，那几天我稍微暂缓了一下书稿的进度，关注了这个名单。我有一个奇怪的感受，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和不希望自己名字出现的两种情绪同时存在。需要受到尊重毕竟是人之常情，但倘若没有我的名字，那将会更加刺激，我自己会受到再一次刺激。我知道这个名单一定是要经过玉总的首肯，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我，怎么处理我？有没有把我的名字列进去，表明了他对我的看法态度，关于这点，我非常好奇。

　　最后一天，完整名单出炉，竟然真的没有我。一种邪恶的兴奋让我重新有了劲。

　　那是一个星期三下午，中午我在市区的星巴克里推进书稿，下午三点，我约方葶提早下班出来，两个人一起去吃饭。约完她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回头又去查看那个两千人大名单。也没有方葶的名字。但是有余荔。那天晚上我陪方葶回她家，很难得她家人居然都不在，去老家奔丧了，方葶说只有在这种千年一遇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我在卧室床上摸摸捏捏方葶身上的肉，告诉她我最近的想法，她还是跟原来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玉总要在深圳开一场名叫“中国科幻周”的嘉年华大会。我不打算去参加。余荔肯定不会主动约我去的。

　　方葶问我书稿写得怎么样了，她知道我正在写一篇长的东西。我估摸了一下，差不多现在已经到八成多了，如果最近够勤奋，五一劳动节前后那个礼拜再多受一些刺激，辛苦一下，“中国科幻周”结束的那几天能把初稿写完。也许能彻底完稿，如果到时候我不想再修改的话。方葶和余荔一样，从来也不会问我“告诉我你写了些啥”这种问题，所以我一直没有把那个故事说出来给她听。那个涵盖了一切过往的回忆、瞬间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想象的故事，一个用文字搭建出来的虚构空间，那个空间是为了书稿另一头的那些隐藏读者准备的，那其中没有她们俩。

　　2022年5月9日凌晨，关于夫子庙的那本书我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