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新唐书》提供了早期区分：“邢州……贡瓷器，越州……贡磁器”。

　　后世解读，多倾向于认为“瓷器”品质更优。

　　这种区分延续至今——如“磁砖”指代硬度较低的釉面陶砖，而“瓷砖”则指向高档硬质瓷质砖。

　　工艺的基底也揭示了差异。

　　隋唐白瓷多以瓷土为胎（或黏土胎施瓷土化妆土），青瓷、黑釉瓷则多用黏土。

　　宋代以降，官窑器基本采用瓷土，民窑则多用黏土。

　　值得注意的是，制陶常用“磁土”（即黏土，含铝量高），而制瓷则需更精纯的“瓷土”（高岭土，主含石英SiO₂）。

　　从这个角度看，瓷土所烧“瓷器”优于磁土所制“磁器”，合乎其理。

　　另有传说戏言：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登基后刻意贬抑前朝北方官窑御用“瓷器”（暗喻砖瓦次品），而抬举长江沿线民用“磁器”以示珍罕。

　　我国“四大名陶”——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坭兴陶、重庆荣昌安陶——皆为南方所产，或可归入朱元璋口中的“磁器”。

　　它们或许不似官窑瓷器身价连城，却在历经无数雨雪风霜后，以其坚韧的生命力与温润的质感，深深地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与心灵，成为活着的器物。

　　————————————

　　伫立于这方镌刻着“湖广填四川”的景观墙前，目光穿透砖石，仿佛触摸到荣昌大地深处那段跌宕起伏的脉动。

　　回溯明代，这片土地曾是“境隶渝州，地称冲要”的膏腴之地。

　　彼时，科甲蝉联，人文蔚起，显宦题名不绝于史册；赋额广增，城市喧嚣，经济与文化如繁花竞放。

　　然而，明末清初的滔天战火——张献忠义军的抗争、南明诸将的割据、农民军余部与清军的厮杀、吴三桂的叛乱与清廷的残酷镇压——如同连绵不绝的暴风雨，几乎蹂躏了荣昌三十年。

　　兵祸所至，“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生灵涂炭，炊灶无烟”。

　　内江一带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境遇。

　　侵略者肆意掠夺百姓，甚至采用烧烤等残忍手段逼迫他们交出粮食。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互相争夺r肉作为食物，市集上甚至出现了贩卖r肉汤的恐怖场景。

　　繁华尽成焦土，生灵几近凋零。

　　康熙六年（1667），《古今图书集成》中冰冷的数字触目惊心：荣昌全县仅存143户，男妇286人。

　　为填补这骇人的空虚，重振赋税，巩固统治，清王朝在康熙年间连续颁下“移民实川”的诏令，号召“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许诺插占之地“给为永业”，开垦六年乃至十年后方才“起科”征税。

　　于是，一场浩大的人口迁徙拉开序幕。

　　江西、陕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的百姓，怀揣着渺茫的希望，踏上了入川的漫漫长途。

　　其中，尤以湖南、湖北两省（时属湖广省）的移民为众。

　　这便是后世口耳相传的“湖广填四川”壮阔史诗。

　　至今，许多荣昌人追溯祖籍，仍言永州（湖南）或麻城（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