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后，我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他全部的遗产。
我时常一个人在里面来回踱着，盘算着把这三间房卖掉会卖多少钱，又深知这个家即便大门常开也会十几年无人问津。
我找到祖父的烟斗，从灰色破布烟袋里捻出如碎沙一般的烟丝，倒在凉了很久的暗色玉石烟斗口里，划着一根火柴，点着。我学着祖父的样子，盘坐在老藤椅上，左手掐着黄铜做的烟斗杆，皱着眉头吸了一口。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原本膨胀着的烟袋慢慢干瘪，三间房里充斥着浓烈让人作呕的烟草味，住在里面的我已经越来越习惯这种味道。
我时常会打开那台黑色收音机，它早已经坏掉，只发出“呲呲”的刺耳的噪声；时常，我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期盼秋天快点到来，等石榴裂开，好拿到集市上卖一点钱；而剩下的时间，我多半会无聊地躺在西平房的土炕上，饥肠辘辘地想象着自己以后可以过上每天都能吃饱饭的生活。
我提起烟斗，又一次在屋里面踱起来，墙上的日历忘记了撕去，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度过了多长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我终于振作起来，推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准备出去捡一些破烂回来。推到木门门口，我小心地拉开门闩，打开门。
就在那时，我猛然听见门外的胡同里有几个人在讲话，我慌张地赶紧合上门，插上门闩！
心脏剧烈地跳动，脑袋搭在木门上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慢慢走近，又慢慢走远，直至没了声响。我背倚着木门，瘫软着双腿坐了下去。
我蜷缩在那里，鼻子猛地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忍住了。我瞪着眼睛，望着那该死的收破烂的三轮车，心里充满怨恨！
我没有管门口的三轮车，径直回到屋里，脱掉身上脏兮兮的衣服，丢到铁盆儿里，舀上缸里的井水，用干裂的肥皂用力地搓洗着。那瞬间变得肮脏无比的水，满是尘土和汗渍。
我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在院子里晾衣服的绳子上，又打水洗着自己干瘪的身体。接着，从墙角原本堆破烂的地方找来一片破镜子，擎在手里，打量着。破镜子里，那一瓣瓣赤裸的不完整的部分，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
凝视着镜子里那个干净又羞涩的少年，眼里满是胆怯和自卑。我终于无法再忍受，恶狠狠地把镜子摔在土墙上！镜子被摔得七零八落，土墙也被打掉一层沙土。
回到东平房，我又点起烟斗，在屋里焦躁地踱了起来。
我喘息着，却没有嗅到那熟悉的烟草味，再使劲地嗅了一下，倒有一丝野菊花的清香。睁开眼睛，我仍坐在书桌前。我翻着桌子下的抽屉，却没有找到镜子。我摸了下杂乱且长的头发，胡须也布满了下巴。
我已经很久没有照过镜子了，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那个胆怯又自卑的少年，我怀念着，也厌恶着。
我一遍遍地想起杨，总觉得冥冥中是他改变了我的宿命。
浑浑噩噩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无聊地翻看起以前在流沙镇中学发下的课本，并一个人在三间房里读诵着。遇到好的文章或故事，就一个人分饰几个角色进行朗读。我不断地读着杨写给我的信，想象着聚福镇私塾的样子，想象着杨和姚姝在私塾里的学习和生活。
面粉只剩下空空荡荡的袋子，米缸也早已布满灰尘，家里的粮食终于被坐吃山空。我决定离开这三间房子，离开这个村子，离开这里一个个不曾相识的人们。但这之前，我要去一趟聚福镇，我要把写给杨的信交给他。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我骑着大梁离开了那个村子。途径沙岭村的时候，我在姚姝亲戚家对面的那棵老槐树下凝望了片刻，但只是片刻。
我奋力地蹬着车，路过那片果园和那片荒芜的庄稼地。骑了很久，从一侧的一条小路拐了进去，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颠簸地向前。
眼前逐渐出现了庄稼，小路两旁长满了已经成熟的玉米。我兴奋地跳下车，像个饥饿的黑熊，掰了几瓣抱在怀里，接着又去掰更大的，结果怀里的玉米棒子就一个个掉落在地上……
我从种满玉米的庄稼地间的一条小路拐向一条大马路。那条大马路宽敞地可以同时容下两辆大卡车，它笔直地通向远方，像是没有尽头。
微风吹着我的长发，我使劲地垫着脚尖，屁股左右扭动着却依旧够不着车座，我索性站起身，用脚踩实了脚踏子，双腿在大梁两侧奋力蹬了几下，接着双脚踩到同一水平，大腿绷直让屁股翘得很高，双手也直直地握紧车把，就这样昂着头一动不动地向前飞驰去。我目视前方，眼睛里充满了坚毅。我不时地拨弄一下车铃，发出清脆地“叮——叮——”声。
路旁的庄稼慢慢没了踪影，转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一望无际的土地逐渐由黑变成黄，我又嗅到了野菊花的香。我放慢蹬车的速度，眺望着这片黄色的海洋。一时间，我竟有些恍惚，只觉得是自己走错了路。
我把大梁停在了路旁，扶着一棵杨树，跳过路旁的沟壑，来到那片海洋的边缘。
我甚至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姚姝曾采过野菊花的地方。它们是如此的相似，如此的平凡。我轻轻地摘起一朵野菊花，拿在手里和这片花海比起来，它是如此的渺小，一丢进去，就化作乌有。
我坐在一旁的土丘上，独自伤心起来，后悔不应该摘下那朵野菊花。当我走近它时，它或许正胆怯又自卑的望着我。
我趴在地上，在野菊花之中急切地寻找它的身影。待我终于找到它时，心里竟有莫大的欢喜。我把它装进写给杨的信封里，当成送给他的礼物。这样做来，我又有一些宽慰和安心。
到了聚福镇私塾的时候，已经将近正午。我把大梁停立在学校大门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下面，骑坐在后座上并监视着私塾门口的动静。
炽热的太阳高高挂在天上，地面一点风也没有。
学校门口像是一幅画，是一种静态的美。高大的拱形大门像是一个“山”字，正中是一个大铁门，两侧是小铁门。
大山的两侧有两棵高大的柳树，看上去有百余年，茂密的柳条低垂下来，像是屋檐上坠落成线的雨水，直至地面。两侧高高的围墙刷着暗红的油漆，墙头铺着半月一般的灰瓦，一正一反错落有致地叠在一起。墙外是一段长满野草的土地，有几棵粗大的柳树零散地排列着。
大铁门被穿制服的保安打开，里面陆续走出一些学生。听杨说，私塾里的学生在一入学的时候都要学习礼仪，举手投足都很合规矩。
我一边从人群里寻找杨的身影，一边打量着他们走路的样子。
他们走路很慢，但身体绷得很直，一看就不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其中有一些人，大概是离家较远，推着自行车：有的也是大梁车，但都崭新铮亮的；也有的是一些合身的小型的自行车，颜色鲜艳。
从大门走出的学生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没有寻到杨的身影。我突然意识到，杨在聚福镇私塾依旧是一个借宿生。除了放假，我是不可能在学校门口等到他的。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