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说我们家以前是大户人家，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见过家里的田地和山林，见过爷爷常吸着昂贵的鸦片，只是后来祖上败落，家境便不如从前。土改后，家里大片土地分给了村民们。我也常听家里大人说起，在我家老屋和旁边的竹林里，祖辈们埋了许多珠宝，但我们从未见过。

　　我们吃的主食，是玉米碾碎的粗粮，很难下咽。能吃上大米，是我们那时做梦都在馋着的事。

　　老屋，是很大很长的老瓦房。我家住在左边，伯父家住在右边，爷爷奶奶每月轮换着在我们两家吃饭。

　　奶奶很疼我，由于爸妈忙着工作，周末还要在山上山下的田地里劳作，我多数时间都是跟奶奶住在一起。村里没通电，富有的人家也只能添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便能惹来大人小孩看热闹。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天黑后，我家屋后的杜姓彝族人会弹琵琶、拉二胡、吹箫筒，悠扬的民族小打音乐便飘荡在高原星空下的村庄里。有时，是山下哈田寨子的布依族在演奏；有时，又是山对面对门寨的汉族在演奏。

　　那时，夜间照明的通常是蜡烛、煤油灯和手电。每个清晨醒来，鼻涕都是黑黑的。

　　我们用土灶烧柴做饭，烟把楼板和房屋四周熏得黑黑的。家里时常有老鼠出没，我很是害怕。奶奶每晚哄我睡觉会给我讲很多故事，如“八仙过海”“许仙与白娘子”等等，我便在这些动人的传说里甜甜地睡去。

　　我怕那种长尾巴大冠子的大公鸡，特别是会攻击人的那种，莫名的怕得要命。除了恨这样啄人的公鸡，我还恨一个人，他是桃子冲村的赤脚医生。

　　由于我腋下长了淋巴，赤脚医生就用一个当时很难吃到的大红苹果把我骗到屋里，没打麻药就给我动了手术。爸爸和堂哥死死地按住我，无论我怎么在长条桌上拼命地挣扎、叫喊，最后仍是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用明晃晃的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我的腋窝，鲜血咕咕地冒了出来，那种灼热的疼痛感顿时弥漫开来。我无助地大哭，心里更是怕得要命。那时不像现在有松软的消毒纸巾，他用很硬的书本纸和粗糙的草纸给我擦红红的鲜血，我感到浑身都是颤栗的。挨了他一刀，我能不记恨他吗？此后每逢他赶场路过我家坡下面的路，我都站在路坎上骂他，扔石头打他。

　　我有过伤残和面临死亡的经历：第一次是摔在我家土灶的火坑里，幸好被我奶奶及时发现。脸部烧伤很严重，由于太小，关于痛的记忆已经模糊，但遗留下的伤疤直到上了中学才从脸上完全消失。

　　第二次是患重感冒。那时最好的药是土霉素和头痛粉，年少的我无法战胜病毒，奶奶和妈妈就用土办法给我治病。把湿衣服铺在烘烤衣服的大竹框上，放到炉火上烘烤，一时热气腾腾，再将被衣服盖得很严实的竹框罩着我，由于里面没多少空气，我无法呼吸，难受地挣扎着哭喊，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多几秒，我就要窒息了。

　　对于常见的小感冒，我爷爷有办法治疗，就是吸一小口他的鸦片烟。村里买不起头痛粉的人家会抱着小孩来求爷爷奶奶治病，他们称呼爷爷是“太公”，称呼奶奶是“老太太”。爷爷奶奶心肠好，会留他们在家吃饭。

　　爷爷吸鸦片都是在床上。床铺中央铺个竹席，竹席上再摆放木质的精致小柜台。他从竹箱里取出有罩子的煤油灯，点燃后，将黑色的鸦片膏放在长长的烟枪管里小心翼翼地烘烤……爷爷就侧躺在小柜台旁，用烟枪在煤油灯上慢悠悠地烘烤着吸食，整个屋子弥漫着鸦片烟特殊的味道。我们都不敢打扰他，因为爷爷太严厉了。我非常怕他，时常因调皮捣蛋而挨揍。

　　直到后来上了初中，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爷爷很高兴，仿佛看到浪子回头一般，于是每个周末都会给我十元私房钱。在他心里，我将来肯定是了不起的状元郎。那时我写的文字虽不成熟，或许对他胃口。爷爷高兴时会摇晃着头吟诵些古诗，后来才知道，他是旧时候私塾里教书的先生。

　　我父母是当地的小学老师，不同的是，妈妈在家门口的小学任教，爸爸在乡里的小学任教。

　　我的童年，大多随爸爸的工作调动而穿行于几座村庄间。在弟弟未出世前，我曾有一个小我一岁的妹妹。妹妹的眼睛大大的，小圆脸红扑扑的，很是可爱。她每天都会乖巧地跟在我的身后喊我哥哥，让我带她玩耍。只是，她患有白喉病和脑膜炎，由于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医疗水平也有限，没能抢救活她。

　　妹妹在世时，我总抢她的玩具。没了妹妹后，我变得很焦躁，总追问妈妈，妹妹去哪儿了。妈妈骗我说去了远方亲戚家，我便信了。只是不懂为什么每次问起妹妹，妈妈就偷偷地哭。

　　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妹妹不在的原因。之后便不再提妹妹的名字，将她封印在心里，怕妈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