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是刘东来有记忆以来最滚烫的一个夏天。
天不像天，像一口倒扣着的、烧得发白发亮的大铁锅，把整个村子严严实实扣在底下。太阳不再是悬挂，而是焊死在头顶正中央，一个愤怒的、不知疲倦的、喷射着毒焰的火球，将天空烤成一种刺眼的、褪了色的、令人绝望的惨白。最后一点绿色——地头沟边的野草、院里瘦弱的瓜秧、老槐树梢残存的叶子——都被这无情的火舌舔成了焦黄、卷曲，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粉末。空气是凝滞的，滚烫的，吸进肺里不再带来氧气，倒像吸入粗糙的砂纸，刮擦着每一寸黏膜。没有一丝风，连村口那棵百年老柳树垂下的万条丝绦，都蔫蔫地僵直着，纹丝不动，仿佛也耗尽了最后一点挣扎的力气。天地间只剩下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闷热，和泥土被持续炙烤后升腾起的、干燥呛人的土腥气，混合着牲口棚隐约飘来的、发酵过的粪草味儿，构成一种属于苦夏的、独特的、令人昏沉的气息。
这一年，刘东来十九岁了。
这个年龄，在刘家庄，在无数个像刘家庄一样的村庄里，是一个分水岭，一道无形的标尺。意味着该顶门立户了，该是家里挣工分的主力了，该有个知冷知热、夜里能说句体己话的媳妇了，该是爹娘可以稍稍松口气、开始指望下一代顶上的时候了。可他，刘东来，依然打着光棍。
那场挖河归来后，在村外麦田边与亲娘那场激烈到近乎惨烈的冲突，那句混账的、带着自毁般快意的“说不上媳妇拉倒！打一辈子光棍！我乐意！”像一道狰狞的、永不愈合的伤疤，不仅深深烙在亲娘日益憔悴的心上，也成了悬在他自己头顶的、无形的、却沉重无比的标签。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多了些复杂难言的东西——有对他当年挖河“累吐血不下火线”事迹残留的、模糊的、略带敬畏的印象；有对他家徒四壁、父母年迈的、不加掩饰的怜悯；有对他那次竟敢顶撞亲娘、性情执拗古怪、至今娶不上媳妇的私下议论和摇头叹息；更多的，是一种对“异类”的、下意识的、带着距离的观察与疏离。他仿佛被一层透明的、冰冷的玻璃罩子，隔绝在正常婚嫁、家长里短、烟火人气的村庄生活之外。
他变得愈发沉默，像一块被投入深潭的石头，激不起一丝涟漪。也愈发埋头于那些最苦、最累、最脏、旁人能躲则躲、能推则推的活计——清理淤塞的粪池，搬运沉重的石料，照料病弱暴躁的牲口。仿佛只有肉体的极度疲惫，筋骨的酸痛麻木，汗水的肆意流淌，才能稍稍麻痹、压制住心底那股同样疲惫不堪、无处安放、混杂着自卑、不甘与某种毁灭性力量的情绪漩涡。他成了生产队里最年轻、却也最沉默寡言的饲养员，终日与骡马的响鼻、草料的干燥气息、以及无边无际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寂静为伴。
这天中午，日头最毒最烈的时候，连最耐热的狗都放弃了巡逻领地，趴在墙根或树荫下最深的阴影里，吐出长长的、鲜红的舌头，拉风箱般“哈哧哈哧”喘着粗气，眼神涣散。整个村子像是被晒晕了，陷入一种昏昏欲死的静默。
突然——
“刺啦——！！！”
村子中央那口锈迹斑斑、绑在高高杉木杆子顶端的大喇叭，爆发出一种尖锐到刺耳的、仿佛金属撕裂般的电流噪音，瞬间划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死寂！那声音如此突兀，如此具有侵略性，让所有在闷热中昏沉的人都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紧接着，村支书章哥那带着浓重本地方言、永远急吼吼、像抡着锄头砸地般的粗嗓门，如同炸雷，透过劣质喇叭的失真放大，在滚烫粘稠的空气里轰然炸开：
“全体社员注意！全体社员注意！竖起耳朵都听着！带上笔——家里有学生的借根铅笔！带上纸——没有现成纸的，撕块烟盒、废本子、旧报纸！马上！立刻！跑步到村南头大柳树底下集合！开大会！有顶顶重要的事情宣布！关乎各家各户的前程！谁不来，按旷工处理，扣工分！听见没？！是爷们娘们都动弹起来！集合了哇——！！！”
这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近乎粗暴的命令口吻，穿透闷热凝滞的空气，钻进每一扇敞开的、或为了躲避热浪而紧闭的破旧门窗，钻进每一个正在午歇昏睡、或躲在阴凉里发呆的耳朵里，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强制力。
村南头，小河旁。那棵不知活了几百年、见证过无数朝代更迭与悲欢离合、需数人合抱、枝叶繁茂如巨伞、根系虬结如龙爪的老柳树，成了这酷热地狱中唯一的、宝贵的荫蔽。柳条也失了往日的鲜嫩水灵，蔫蔫地垂着，蒙着一层灰白的尘土。树下的草地早已被经年累月的纳凉聚会踩踏得秃了，露出被晒得发白、干裂出细密纹路的板结泥土。此刻，这方不大的荫凉地里，像下饺子一样，挤满了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庄稼人。汗味、尘土味、劣质烟草味、女人头发上的头油味、孩子身上的馊汗味，混杂在灼热的空气里，几乎令人窒息。
女人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打着各色补丁、早已看不出原色的短袖衫和宽大褪色的短裤，颜色杂乱，像一群被突然惊扰、聒噪不安的母鸡。她们三五成群，摇着破旧的蒲扇、掉了边的草帽，或干脆用手掌、衣襟当扇，脸上油汗混合着尘土，在皱纹沟壑里冲出小道。她们聚在一起，声音又尖又急，语速飞快，张家长李家短，东家的鸡西家的狗，陈年的旧闻新鲜的猜测，话题芜杂琐碎，仿佛试图用这密集的、无意义的喧哗，来驱散心头的燥热、无聊，以及对“重要事情”隐约的不安与期待。男人们则大多光了黝黑发亮、被太阳晒得脱皮、泛着油光的脊背，只穿着一条脏兮兮、打满补丁的大裤衩，露出精瘦或微凸的肚腩，趿拉着张了嘴的破布鞋、塑料凉鞋。有人百无聊赖地拔着脚下早已半枯的草茎，放在嘴里无意识地咀嚼；有人够下头顶低垂的、满是尘土的柳条，胡乱地在脸前、身上“呼啦呼啦”地扇着，带起的风也是热的，只搅动了更浑浊的空气。一张张被生活磨砺得粗糙漆黑、如同老树皮的脸庞上，汗珠滚滚而下，在深深的、如刀刻般的皱纹里冲出小溪，但那一双双或浑浊或清亮的眼睛深处，依然掩藏不住那份属于土地的最质朴的憨厚、木讷，以及对“重要事情”本能的好奇与茫然。
树上的知了像是被这突然聚集的、庞大的人气和喧哗惊扰，又或是被这极致的炎热激发了生命的最后疯狂，拼了命似的“知了——知了——”嘶叫着，那声音尖锐、高亢、密集，无休无止，仿佛要撕裂这粘稠厚重的空气，压过一切人声。树下人们的说笑声、议论声、催促声、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呵斥声，起初还像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试图与知了对抗。但很快，就被那铺天盖地、永不停歇、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纯粹噪音的知了声，彻底地、霸道地、无情地压了下去，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需要扯着嗓子、贴近耳朵才能勉强听清的片段。
大柳树下不远，就是那口养育了刘家庄不知多少代人的老井。井台用早已风化、边缘呲牙咧嘴、长满深色苔藓的青砖粗糙垒成，井口幽深，黑洞洞的，像大地沉默的眼睛，透着一股来自地底深处的、诱人的凉意。井台周围，是被无数代、无数双粗糙的手提上来的井水，经年累月泼洒出的、一片片湿漉漉的、反着刺眼白光的泥泞地，和一个个大小不一、蓄着浑浊泥水、倒映着破碎天光的小水洼。泥泞和水洼里，布满了横七竖八、深深浅浅、层层叠叠的脚印——几乎全是同一双黑色旧胶鞋的印记。鞋帮早就开裂了，用麻绳粗糙而结实地缝着，针脚歪斜，却异常牢固，像某种不屈的宣言。
刘东来就在这井台边。
他赤着上身，露出瘦削但筋骨分明、被经年累月的劳作和毒辣太阳锻造成古铜色的脊背，肩胛骨像两只收敛的翅膀，随着动作微微起伏。脊背上布满了细密的、亮晶晶的汗珠，在透过柳叶缝隙的斑驳阳光下，闪着碎钻般的光芒。他只穿了一条打满补丁、洗得发灰、几乎看不出原色的短裤，裤腿高高卷到肌肉结实的小腿以上。他刚刚从幽深沁凉的井里，提起满满两桶清澈的井水，水花溅湿了他沾满泥点的裤脚和赤裸的脚面，带来短暂却真实的、令人战栗的凉意，驱散了些许周身的燥热。
他将那根被手掌磨得光滑、中间微微下弯的桑木扁担横放在地上，两只沉甸甸的水桶稳稳放在两边，保持着挑担人最熟悉、最省力的距离。然后，他半蹲下身子，动作娴熟、稳定、近乎仪式化地将扁担两头磨得发亮的铁钩，准确地套进桶梁的环扣里。深吸一口气——尽管炎热的空气让他的肺部有些发闷，隐隐传来旧伤似的、熟悉的滞涩感——腰腿同时协调发力，核心收紧，挺直那根早已习惯承重的脊梁，将两桶仿佛重于千钧的井水，稳稳地挑离了地面。扁担在他肌肉结实的肩膀上，发出轻微的、富有弹性和生命感的“吱呀”声，那是负重与承担的声音。
他迈开步子，准备穿过那片聚集在柳荫下、喧闹如集市的人群，将这两桶甘霖挑往远处那排低矮、散发着熟悉气味的牲口棚。对树下正在酝酿的、关乎“前程”的“重要事情”，他仿佛毫无兴趣，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目光只落在自己前方几步远、被无数脚步踩实的泥泞小路上。那喧闹是别人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那“重要事情”，是天上飘的云，是水中月的影，与他这个只配与牲口、粪便、沉默和汗水打交道的饲养员，没有丝毫关系。他的世界，就在这扁担两头，在这水桶的摇晃里，在那条从井台到牲口棚的、固定不变的、尘土飞扬的小路上。
就在这时，村支书章哥，穿着洗得发黄、浸透汗渍的白粗布汗衫、敞着怀、露出毛茸茸胸膛和结实腹肌，站到了老柳树下那块略微凸起、被踩得光滑的土疙瘩上，那是他天然的“主席台”。他用力挥舞着手里那顶破旧发黑的草帽，像挥舞一面旗帜，试图压下鼎沸的、令人头疼的嘈杂：
“静一静！都他娘的给老子静一静！把你们那破嘴闭上！听我说！！”
人群稍稍安静了些，像退潮的海水，虽然仍有嗡嗡的余波，但大多数目光还是聚集到了他身上，带着敬畏、期待和一丝不耐烦。
“公社下了死命令！来了通知！”章哥的声音洪亮如钟，带着一种宣布重大事件特有的、刻意加强的郑重，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给咱们刘家庄，一个名额！就一个！金疙瘩一样的名额！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念大书！”
“轰”的一声，人群真的炸开了锅！像烧红的铁块猛地淬进冰水！
“上大学？！”
“俺的亲娘祖奶奶！真……真有这好事落到咱庄？”
“老天爷开眼了？让谁去？啥条件？”
短暂的、极度震惊的静止后，是更激烈、更混乱、仿佛要掀翻柳树冠的喧哗和骚动。无数双原本被生活磨得有些麻木的眼睛，瞬间迸发出骇人的光亮，像黑暗中突然被点燃的、熊熊燃烧的火把！那光亮里，有难以置信的狂喜，有急切的渴望，有迅速的计算，也有深沉的茫然。一个名额，大学……这些词汇像一颗颗重磅炸弹，在每个人心里炸开，搅动了沉积已久的泥沙和梦想。
“支书！支书！俺家二小子，今年刚满十二，机灵得很，能识文断字，能去不？”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不顾一切地挤到前面，尖着嗓子喊，脸上带着孤注一掷的、不切实际的希冀，仿佛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俺闺女也十三了，模样周正，会写自己名字，还会算小九九！”另一个头发蓬乱的妇女也不甘落后，声音嘶哑。
“乱弹琴！”支书老章眼睛一瞪，铜铃般大，手中的破草帽“啪”一声重重拍在自己肌肉结实的大腿上，发出脆响，“十二、十三？毛还没长齐吧？夜壶还拎不动吧？尿炕的毛病改了吗？抱着回家吃奶去！听清楚条件！竖起耳朵听！第一，硬杠杠，得是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第二，得在咱们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锻炼满两年以上！少一天都不行！第三，也是顶顶重要的，政治思想要过硬，要进步，要忠于……忠于咱们的党，忠于社会主义！这一条，你们心里都得有杆秤！第四，”他顿了顿，目光如电扫过人群，尤其在几个适龄青年和家长脸上停留一瞬，“还没结婚，没定亲，身家清白，历史干净！”
条件如同四道闸门，轰然落下，瞬间将沸腾的人群筛掉大半。满足前两条硬杠杠的，村里本就凤毛麟角。第三条看似空泛无形，却最是微妙致命，全在人心和一张嘴。第四条，则像一道清晰的界限，让一些心里活络、家里有适龄子女的人，瞬间开始了紧张的盘算，目光闪烁。
“支书，俺家娃倒是高中毕业，在队里劳动也满两年了，可……可前年跟他舅家表妹换了帖子，吃了定亲酒，这算定了亲不？算不算结婚？”一个满脸皱纹、眼神精明的中年汉子，小心翼翼地从人堆里探出头问，声音带着试探。
“扯你娘的蛋！”支书大手一挥，斩钉截铁，“没领公社那张盖着红戳戳的纸，没摆酒宴请四方乡亲，没进一个屋过日子，算哪门子结婚？娃娃亲、换帖子，那都是老黄历，不算数！只要没领证，就不算！”
“那……那要是没领证，可俩人……俩人私下里好了，偷偷钻过一个被窝了，这……这算不算？”不知哪个胆子大、脸皮厚的后生，躲在人群最后面，捏着鼻子，怪声怪气、拖着长音喊了一句，声音里满是促狭和某种隐秘的兴奋。
“哈哈哈！”人群愣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加粗野的、心照不宣的、甚至有些放肆的哄堂大笑！这笑声驱散了些许难熬的燥热，也暂时冲淡了竞争带来的紧张气氛。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红着脸低下头，啐了一口。
“又他娘的胡咧咧！满嘴喷粪！”支书笑骂了一句，但脸色迅速一正，严肃得吓人，“真要有这号伤风败俗、偷鸡摸狗、品德败坏的，别说上大学，在咱们刘家庄，脊梁骨都能给你戳断！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永远别想！这一条，坚决不行！一票否决！”
笑声渐渐歇了，气氛重新变得凝重。更多自觉符合或勉强符合条件的人，开始激动起来，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仿佛声音大就能增加胜算：
“支书，俺家大娃够格！高中毕业三年了！”
“俺家二闺女也中！思想进步，是团员！”
“我！我条件都够！”
“还有我！我劳动表现好！”
“报上名就行了吧？是不是谁报名早谁去？我先报！”
“木头脑子！榆木疙瘩！”支书老章猛地提高了嗓门，如同虎啸，瞬间压过了所有嘈杂，“叫你们来干嘛？光是报名顶屁用！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咱们讲民主，不搞一言堂！投票！一人一票，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我刘家庄的社员，都有权利！选出你心里觉得最该去、最能为咱们刘家庄争光、最有可能出息的那个娃！丑话说在前头，奶奶的，谁也别给老子搞歪门邪道，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都摸摸自个儿的良心，对得起天地祖宗，凭良心选！选出的人，要能让咱们刘家庄，以后说起来，脸上有光！”
“支书，俺……俺一个大老粗，不识字，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不会写名字，咋投票啊？”一个老实巴交、满脸褶子像风干核桃的老汉，挠着花白的头发，憨憨地、真诚地问道。
“猪脑子啊你！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支书哭笑不得，但语气缓和了些，“不会写，还不会说？找你旁边识字的，会计，知青，学生娃，让他们代笔！把你的意思，你要选的人名，清清楚楚告诉人家，让人家记在那纸上！这都不会？那你这票就当弃权！”
乱哄哄的投票开始了。这可能是刘家庄有史以来最简陋、最混乱，却也最庄重的一次“选举”。有人小心翼翼地从皱巴巴的旱烟盒上撕下那层银色的锡纸，在裤子上抹平，向旁边戴眼镜的知青借来短短的铅笔头，屏住呼吸，极其郑重地、一笔一划地写；更多的人，则是交头接耳，眉头紧锁，小声而激烈地商议、比较、争执，然后报出一个个名字，由蹲在树荫下、满头大汗的会计和几个被拉来当“书记员”的知青，用各种颜色的铅笔、圆珠笔，记录在几张大小不一、皱皱巴巴、甚至带有油污的纸张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混合着燥热、激动、算计、茫然、以及某种朴素而沉重的使命感的复杂氛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里这无形的一票，或许真的能决定一个年轻人，乃至一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未来多年的命运走向。那几张皱巴巴的纸，此刻重如千钧。
刘东来没有参与这场与他似乎隔着千山万水的“盛事”。他挑着水，低着头，迈着沉稳而略显沉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子，目不斜视地，从那片喧闹鼎沸、决定着某人“前程”的人群旁边走过。扁担在他肌肉隆起的肩头有节奏地、弹性地颤动，水桶微微摇晃，清澈的水面映出破碎的、晃动的蓝天、柳枝和模糊晃动的人影。汗水从他线条清晰的额角、从古铜色脊背的沟壑里不断滚落，大颗大颗，滴在脚下被晒得滚烫、几乎要冒烟的土地上，发出轻微的“滋”声，瞬间蒸发殆尽，只留下一个个迅速消失的、深色的小圆点，像他从未存在过的痕迹。他的目光，只牢牢地盯着脚下被无数人踩得瓷实、此刻有些泥泞湿滑的小路，耳朵自动过滤、屏蔽了那些关于“大学”、“条件”、“投票”、“前程”的、如同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嘈杂而遥远的议论。这一切，太远了。远得像童年夏天仰望的、永远也够不着的银河；远得像挖河时广播里传来的、那些激动人心却与自己疲惫身体无关的口号；远得像亲娘眼泪中倒映出的、那个陌生而倔强的自己。他只是一个累吐过血、脾气古怪执拗、顶撞过亲娘、说不上媳妇、每天与牲口粪土、铡刀水桶为伍的饲养员。大学？是另一个全然陌生、无法想象的世界。与他刘东来，与他脚下这片尘土，与他肩头这桶井水，没有丝毫交集，连梦都不曾梦到过。
他默默地，一趟，两趟，三趟……像一头沉默而精准的钟摆，往返于井台与牲口棚之间，直到将牲口棚外那个巨大的、釉面粗糙的石头水缸挑得满满当当，清澈的井水几乎要漾出来。当他最后一次空着手，拖着被汗水浸透、疲惫不堪的步子，准备低着头、绕开依旧热闹未散的人群，回到牲口棚边那间低矮、昏暗、充满草料和牲口气味的土屋，瘫倒在冰凉的土炕上歇一口气时，柳树下的投票似乎刚刚结束。会计和几个知青正蹲在树荫最浓处，顾不上擦汗，眉头紧锁，叽叽咕咕，满头大汗地整理、归拢、辨识、统计着那些字迹各异、材质奇葩、承载着无数期待的“选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沉默的、满身汗水和尘土、像影子一样悄然走过的年轻人。他的世界，与他们正在统计的、决定某人命运的数字，仿佛在两个平行的时空，永不相交。
刘东来回到他那间狭小、闷热、气味复杂的屋子，舀起半瓢缸里剩下的、略带温吞的凉水，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勉强浇灭喉咙里灼烧般的干渴。然后，他瘫坐在被磨得光滑、沁着些许凉意的石头门槛上，背靠着粗糙的门框，望着外面白花花、被热浪扭曲晃动的空气和景物发呆。知了的嘶叫重新成为天地间唯一的主旋律，单调，持久，令人昏昏欲睡。他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喧闹，就像村里以往无数次开会一样，热闹一阵，争论一番，然后各自散去，一切照旧，太阳照样东升西落，水缸照样需要挑满，铡刀照样需要举起落下。那所谓的“重要事情”，不过是炎热午后的一个短暂插曲，一阵燥热的风，吹过就散了。
他错了。错得离谱。
当天下午，那消息就像自己长了翅膀，乘着燥热的风，以惊人的速度，瞬间传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钻进了每一户低矮的屋檐下，在每一个纳凉的、喂猪的、补衣的、发呆的人耳边炸响：
票，统计出来了。得票最多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刘东来！
那个在井台边沉默挑水的刘东来！那个挖河累吐血的刘东来！那个顶撞亲娘打光棍的刘东来！那个只跟牲口说话的饲养员刘东来！
第二个得票不少的，是狗子。这个时候，狗子是大队支部的委员，在村里，也算是个有头有脸、能说会道的“人物”。他消息向来灵通，提前好些天就知道了推荐上大学的风声，背后没少下功夫，走家串户，找亲戚，托朋友，递烟卷，说好话，许下各种或实在或空头的好处，着实拉了不少票。论政治条件，他是支部委员，根正苗红，开会发言积极，比刘东来这个闷葫芦、群众“白脖子”，要“优秀”得多，“先进”得多。这次支部内部研究讨论推荐人选，他本人就是参会者之一。他笃定，当着面，同僚们总得给点面子，支书也不好太驳他。当最终唱票结果出来前，他看到自己票数遥遥领先，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脸上忍不住绽开志在必得、春风得意的笑容，仿佛那张改变命运的大学推荐表，已经是他唾手可得、板上钉钉的囊中之物。他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去城市上大学的样子，以及将来衣锦还乡时，村里人羡慕的眼神。
然而，支书那双沾满泥土、骨节粗大的手，在放满杂乱“选票”的、油漆剥落的破旧办公桌上，猛地用力一拍！
“啪！！”
一声脆响，如同惊堂木，盖过了屋子里所有的窃窃私语、咳嗽、和狗子嘴角没来得及完全绽放的笑意。
“大伙有眼光！”支书的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一锤定音的力量。他炯炯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包括狗子在内的所有支部成员，最后停留在虚空中的某一点，仿佛在对着整个刘家庄的父老乡亲说话，“就是他了，刘东来！”
狗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像一朵在盛夏烈日下骤然遭遇绝对零度的鲜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枯萎、扭曲，最后凝固成一张难看的、憋屈的、铁青的、写满难以置信和愤怒的“哭脸”。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滚烫的棉花。但在支书那平静却极具压迫感的目光注视下，在其他成员或躲闪、或同情、或事不关己的微妙表情中，他最终什么声音也没能发出来。只是狠狠地把手里抽了一半的、呛人的经济烟，用尽全身力气，摁灭在斑驳的木头桌面上，发出“嗤”的轻响，留下一个焦黑的、丑陋的疤痕。然后，他猛地起身，椅子腿在坑洼的地面上刮出刺耳的声音，摔门而去。那门“哐当”一声巨响，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狗子咽不下这口气，像吞下了一只活苍蝇，堵在胸口，恶心又憋闷。他觉得是支书偏心，故意打压他；是刘东来走了狗屎运，捡了便宜。他偷偷去了公社，找到了平时相熟、一起喝过酒、拍过胸脯的某位领导，避重就轻，迂回曲折，把支书“独断专行”、“不尊重支部集体意见”、“偏袒照顾关系户、落后分子”告了一状。虽然他没有明说刘东来不够资格，但话里话外，暗示刘东来家庭成分一般（并非贫农中的“赤贫”），本人性格孤僻古怪，不善言辞，政治表现并不积极突出，远远不如他这个根正苗红、积极上进、善于团结群众的支部委员“可靠”、“有培养前途”。
这状，告得隐蔽，却也有效。
刘东来的父亲，那个被几十年沉重生活压弯了脊背、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像用刀子刻上去的老汉，得知儿子被村里推荐上大学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狂喜，而是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天旋地转般的眩晕。他当时正坐在自家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土炕沿上，只穿着一条灰扑扑、打着补丁的大裤衩，光着瘦骨嶙峋、肋骨根根可数、淌着浑浊汗珠的脊背，歪靠着炕头那摞同样打着补丁、散发着陈旧棉花气味的被褥。他脱了那双鞋底快要磨穿、用麻绳勉强捆着的方口粗布鞋，一只脚无意识地蹬在冰凉的炕沿上，另一只脚耷拉在炕沿下，沾着泥土。手里捏着那杆陪伴了他半辈子的铜嘴烟袋，却忘了点燃。当邻居带着难以置信、又羡慕又嫉妒的语气，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先是愣住，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对方，仿佛没听懂。然后，他猛地坐直了身体，像一根突然被拉紧的弓弦，枯瘦的胸膛剧烈起伏。两眼在昏暗中，瞬间迸发出一种多年未见、近乎骇人的、灼热的光亮，脸上因极度的激动和血液上涌而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嘴唇哆嗦着，几次张开，又合上，才发出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的声音，看向刚挑水回来、正蹲在门口，就着破瓦盆里的凉水，闷头胡乱洗脸的儿子：
“小……小子？”爹的声音发颤，带着极度的不确定，仿佛在确认一个过于美好而虚幻的梦境，“真……真是你？村里……大伙……推荐你去……去上大学？不……不会是……搞错了吧？做梦吧？”
刘东来撩起冰凉井水的手停在布满胡茬的脸上，水珠顺着他瘦削的下巴、凸出的喉结，滴落在他同样单薄的胸膛上。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有一片空白的茫然，和一丝深藏的、连自己都不愿去触碰、去确认的、微弱的波动，像深潭底被投石惊起的一圈涟漪。“不知道。”他闷声回答，嗓音低沉沙哑，然后继续用力地、近乎粗暴地搓着脸，仿佛想洗去脸上的尘土，也洗去这个突如其来的、令人心慌的消息。
“为啥？”爹不依不饶地追问，身体不自觉地前倾，浑浊的老眼里是迫切想得到答案、想抓住一点真实感的焦灼，“村里那么多后生，高中生也有好几个，能说会道的，有头有脸的……为啥偏偏是你？支书……支书他咋就瞧上你了？你给爹说说，你是不是……背地里，干啥了？还是……有人帮你说话了？”爹的世界里，无法理解“群众投票”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他更相信背后的人情、关系和“说道”。
刘东来放下湿漉漉的手，用搭在脖子上的、又硬又糙的破毛巾，胡乱在脸上擦了一把，毛巾刮得皮肤生疼。“不知道。”他还是那句话，声音更闷，几乎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日复一日地挖河、挑水、喂牲口、铡草，只知道用身体的疲惫对抗内心的荒芜，只知道沉默是保护自己也是隔绝外界的唯一方式。他不懂什么叫“政治表现”，什么叫“群众基础”，更不明白那些平日里并无多少深交、甚至可能背后议论过他的乡亲，为何会把那珍贵的一票，投给他这个“异类”。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好事”，像一块从天外陨落的、灼热的巨石，没有带来预期的惊喜，只让他感到莫名的惶恐、不安、和一种沉甸甸的、仿佛背负不起的压力。
爹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三棍子打不出个屁的闷葫芦样子，深深地叹了口气，眼中的光亮像风中的烛火，摇曳着黯淡了些许。但那份混杂着狂喜、疑惑、担忧、以及深怕这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的复杂情绪，依然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交织、涌动。他哆哆嗦嗦地摸出火柴，划了好几下才点燃，凑到烟袋锅上，深深吸了一口劣质的旱烟，辛辣的烟雾缭绕中，他眯起昏花的老眼，望着门外白花花的阳光，喃喃自语，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冥冥中的祖先：“大学……上大学……大儿子是三村五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人……如今俺的小儿子，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俺老刘家……祖坟上……真冒青烟了？……”
然而，这缕青烟冒得太过突然，也熄灭得太过迅速。这个年代，上大学实行的是大队推荐、公社审核、县里批准的三级推荐审核制。刘东来的名字，连同那份承载着刘家庄朴素民意的推荐表，在公社那一关，就被无声无息地、理所当然地刷了下来。没有正式的通知，没有解释的理由，只有隐约传来的、心照不宣的风声：该生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考察，政治表现需加强锻炼。
消息像一滴冰水，滴进滚烫的油锅，没有声响，却让一切躁动沉寂下去。爹那刚刚燃起一点火星的希望之火，还没来得及真正舔舐夜空，就被一盆兜头浇下的冰水，浇得透心凉，连烟都不剩。他蹲在自家低矮的门槛上，对着夕阳，闷头抽了一下午旱烟，浓重呛人的烟雾笼罩着他佝偻的身影。最后，他只是长长地、重重地、从肺腑深处叹出一口气，那叹息里包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东西——认命，无奈，对不公的麻木，以及对儿子隐隐的心疼。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背似乎更驼了些，像被无形的重量又压弯了一分。而刘东来，听到这个似乎意料之中的消息时，正在铡草房里，挥动着沉重的铡刀。锋利的刀口起落，干枯的谷草应声而断，发出干脆的“咔嚓”声。他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节奏稳定，仿佛听到的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的消息。本来就是个意外，是天上掉下来、又被人拿走的馅饼，是捡来的，如今丢了，也谈不上多么撕心裂肺的失落。只是心里某个极深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角落，似乎有那么一丝，极其细微的、冰凉的失落，像一根最细的针尖，在心脏最柔软的地方，轻轻刺了一下，瞬间的锐痛过后，是更长久的、弥漫开来的麻木与空洞。他继续用力地、有节奏地挥动铡刀，汗珠从额角甩出，摔碎在干燥飞扬的草屑上，瞬间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