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勰跟了一台手术，手术的受者是个六十余岁的老大爷，肝癌晚期。就医的时候和老伴一起来，那奶奶就一个要求，给他换一个年轻人的肝脏。如今，年轻人的肝脏有了，但有瑕疵，肝脏供体有轻微的脂肪肝。

　　过去谢勰看过一个报道，是一位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每天坚持极高强度的运动最后硬生生地消减了肝部多余的脂肪，然后将其劈下一部分移植给他的儿子。但医生没办法强迫一位已经去世的年轻人活过来再运动消除脂肪肝稍后再去世，这不现实。

　　这个奶奶很纠结，这种纠结很常见，几乎所有带着一种消费思想就医的患者都有这种纠结。我花了钱，而且花了一笔不小的钱，最后我一定要得到最好的服务，最好的结果。但现实很残酷，在国外前者还能达到，在国内两者可能都达不到。

　　肝脏是个神奇的器官，或者说人的内脏都很神奇。肝脏只需要一小部分，便可以重新长成一个整体，而肾脏严格意义上只需要一个便可以支撑人的血液滤过维持生命，肺部只需要有不到60%的肺泡工作就可以供应甚至调控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肝移植手术谢勰没有插手的地方，他只能远远的靠着墙看，和另一个八年制在读的同学。这个时候叫同学，毕业了她就是学姐。即使谢勰一路保研、硕转博，在她毕业的那一刻起，她永远提前谢勰一步，更何况谢勰还走不了这么顺，那差距就更远了。

　　这台肝移植手术除了前半截的肝脏修理，后半截手术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谢勰眼里没什么值得看的，也许能学到一丁点知识但与付出的时间相比没有效率。更何况这台难度偏高的手术旁人根本看不到，肝脏在腹部的部位太深。

　　这场手术有两位主刀，副教授主刀负责开腹取出病变的肝脏，正教授负责缝合连接的血管。前者先在患者的腹部用普通的手术刀划出一道长达数十公分的圆弧切口，只划开皮肤，然后大开大合地用超声刀逐步切割。于是，旁人可以看到，那个台上的人被腰斩了，腹部上方出现一个巨大的豁口。

　　下一幕比较野蛮，野蛮式地拉钩子。肝移植的钩子人是拉不住的，所以钩子都被固定在床侧的架子上。彪形大汉副教授捏着钩子一端钩住切口边缘，另一端接在架子上，随着他慢慢用力，钩子逐渐拉紧，直到他使劲到极限为止，而患者的腹部也开始外翻，暴露出鲜活的腹腔。

　　肝移植对血压的控制比肾移植还要强，因为肝脏连接的血管很粗，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麻醉老师开通降压药的输注泵，患者血压缓缓下降，120、100、80、60mmHg（收缩压）。两方配合很到位，患者缩成一团的肝脏被取了下来。

　　这时副教授接到了电话，那奶奶变卦了，她还在犹豫是否给她老头子换上这个轻度脂肪肝的肝脏。副教授怒了，患者拥有随时反悔的权力，医生只有建议权，但关键在于患者挺不住了，难不成又将手中这个已经完全损坏的肝脏再次放进去吗？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这时手术区域有医生在大声呼救，喊麻醉师。谢勰出外打探，原来不远处的一个手术间，主刀不小心割破了患者腹主动脉，引发大出血。这种大血管急救，往往需要经验丰富的麻醉师与主刀配合，偏偏这所全国知名医院真正算得上精深的麻醉师只有三位，而其中一位便在谢勰所在的手术室，是被主刀教授抢来的。

　　那位麻醉老师见这边一切安好，便去另一边辅助抢救了，留下手术室的五人面面相觑。

　　很快办公室那边的讨论完毕，老奶奶决定继续。这时谢勰及那位八年制同学看着患者的血压有些不对劲，60、50、40、30······连忙向正在接电话的教授汇报。后者看到患者的血压变化，急了，对着一旁站立的两人怒声吼道：“还不去喊人？”

　　一旁的同学被吓住了，谢勰率先反应过来冲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呼救：“**手术室急救，找麻醉老师。”这时从其他手术室里跑出来两三位，见了谢勰忙确认道：“哪个？”得到确认后他们往目标手术室赶去。就连一些手术结束的教授也跟着过去，不过没进门，只是在门口打量随时准备支援。

　　八年制的女生不敢呆里面了，和谢勰两人出了门。他们有自知之明，帮不了忙也绝不占地方。就那么看着助手师兄给患者做心肺复苏，患者的血压在急速恢复，但没人脸色好看，因为这血压不是患者自己心脏主动搏动产生，而是被动地由外力挤压形成。

　　很快，伴随着血压的剧烈变化，患者出现了房颤。看着那紊乱的波形，一时间就连手术室外的医生们都感到焦虑，甚至有教授直接说道：“放弃吧，救不活了。”因为这个患者肝移植手术只进行了一半，病变肝取了出来，供体肝还未放进去，也就是说医生正在抢救的人是个没有肝脏的人，是个不完整的人。这种不完整的结果便是他的回心血量有问题，在向心脏回输血液的血管中断了那么大一支，正常抢救过来的难度有多大？

　　教授在给心内科打电话，他要调用最新式的体内除颤设备。师兄在给患者做胸外按压，这种按压已经失去了作用。继而他们打开了患者的心包，直接用手去捏心脏，一下两下，至少让血液还能在身体里流动，还能带着氧气让细胞尤其是脑部细胞呼吸。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直到一个小时后，心内科医生提着设备姗姗来迟。他迅速接上电源，进行第一次体内电除颤，无效。间断了一会儿，进行第二次体内电除颤，依旧无效。心内科的年轻医生对教授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教授沉默。终于，谢勰和同伴在外面等待着，看着那个人的心电图从紊乱的波形到一条整齐的直线。这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抢救还在继续，又是一个小时才确认抢救失败，患者死亡。

　　教授依旧在台上，一针一线缝合死亡了的患者的心包，又将取下的肝脏放了回去，将血管缝好。打开血管夹，纵使里面的血液已经无法流动。再然后他走了，剩下的工作交给了助理师兄。后者一直在做胸外按压，三个小时没有间断，他很累但依旧要挺起精神为患者缝合皮肤。他的手在发抖，谢勰看到了，他甚至连进针都困难。但没有办法，破开的腹部他一丝不苟地缝上了三层。

　　那天下午谢勰没去科室，因为他怕，怕遇到教授、遇到师兄、遇到那个患者的其他家属、遇到那个老奶奶。据说这台价值60万的手术医院一分钱没收，还赔了14万。而关于这台手术的责任归属，器官移植科主任和麻醉科主任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吵到了副院长面前，没有结果。

　　谢勰问教授，为什么那个心内科医生来得怎么晚？这没有责任吗？教授回答，就是他不来也没有责任，因为这个患者是他的。自从这个患者被他收进医院的那一刻起，患者的任何意外教授都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