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交际，是谢勰自设的困境，就像在故乡的溪流上倒着下了个篓子，搂不住鱼却累垮了自己。宿舍聚餐、社团聚餐、班级聚餐乃至于各种会议，谢勰不能闭嘴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久而久之，他就成了班里的“技术宅”，部门里的“奶茶哥”(不会说话就请奶茶维护关系)，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却至少一团和气。大学本就是一个萌生个人思想，或者观念逐渐成熟的阶段，迷茫而又纯洁，敢想又欠缺考虑。
也是在大学里，谢勰初步接触并了解“人设”的概念，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披起马甲经营人设，譬如赖床同学成了别人嘴里的实习先锋，人渣熟人成了完美情人……距离足以让人眼瞎，听白是白。或者也有不少的人有意无意地给旁人构建人设，不外乎“八卦”时有意无意地抖出一句:“这人……，你不晓得吧。”然后口中的某人就被打上指定的标签，怎么奇葩怎么加，怎么猎奇怎么加，怎么隐秘怎么加。黑完了，顺便和被黑的露个和善的笑脸，打个招呼，反正他听不到，不耽误交友。此情此景，一度让谢勰以为自己重回了故土，乡野村妇唠叨细枝末节，他觉得很亲切。
大学时代的谢勰就是绝佳的闷葫芦打标桩，有时候被打的兴起，他们也不在乎当事人听没听着。人设摆在那儿，谢勰没来得及经营就发现自己已经成型了，省时省力省心。班级对于大学而言只能算是众多组织中的一种，数年过后未必每个人都能说上话。坦率讲，没能抓紧时间和同学们从陌生人变成熟人挺遗憾，奈何谢勰凑上去了，就是个被八卦黑成负面萦身的透明人，里面可能只有他的一点点“特立独行”和其他人的一点点“捣蛋鬼心理”，比起那些个所谓的“网络暴力”，谢勰这都不叫事儿。
那之后谢勰死心了，自己就是典型的社交障碍，还是最无关痛痒的一类——不涉及被规定的器质性疾病又没有对他人而言很严重的后果。曾经有外国人评论中国：走在大街上迎面没有一张笑脸，熟人除外，不对，不太熟的估计也没有。谢勰很想说：其实作为中国人，他本身也是这么觉得的。谢勰最想要破局的时候绝对做了万全准备：考试时，他的文具总打包有几套，自己用一套，别的专门借出去以备他人不时之需；下雨时，他的伞总会和路人甲乙丙共享，有次替某个萌妹子挡雨被她男友当场逮住了，场面极度尴尬；……但谢勰从没遇到过那个愿意在风雨中同他共伞的人，现实里只有乘着暴雨涨价卖伞的，确实是好商机。雨淋湿了谢勰的心，本来就冷，伞太贵了还舍不得。社交障碍，在这儿挂号都浪费。靠患者自己因为某种不知所谓的疾病去找形同虚设的心理医生，还没钱，基本不大可能。
人性的矛盾在谢勰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很想融入这个集体，被拒绝后他又绝然离开；他陷入负面消息造成的负循环里，日益自卑却仍然自傲。说起来，谢勰这有点像小傲娇，只是这傲娇没人宠着也白瞎了。对学业本身不感兴趣，又无法自然合群，于是谢勰对旁门付诸更多心力，学生活动确确实实占据了他两年所谓通识教育时期的大多数。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过去数年甚至回溯到幼年时期的特殊心理历程，作用在谢勰身上使他表现出极强的付出倾向，付出努力来学习从而收获老师的关注和家人的开心，付出时间来帮助别人从而收获感谢和对自身价值的感受。凡此种种，更是助长了谢勰死心塌地干公益的决心。
那段日子谢勰和社会志愿者代表、其他大学指导老师还有某集团领导共事，负责大型长期志愿者活动的筹备工作，他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那段有声有色的日子里，几乎所有不能够从大学老师和同学身上获取的心理需求，他在这里都能百分之两百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谢勰认识到，和陌生人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安全放心。尤其是当两方社会企业的高管言谈亲近甚至直接朝他递出橄榄枝时，谢勰觉得自己无悔了。不过他还是识趣地拒绝了，路走了一小半，他想坚持走下去。
谢勰大三伊始便离开去了新校区，自然也离开了自己的公益事业，开始专心学医。失去了良久的心理寄托，谢勰不得不重新面对早已关闭的班级群体和从未打开的学校群体，这一刻他几乎茫然失措。离群的野马要么建立新的族群，要么死在外面，后者更有可能。后面三年，谢勰化身话痨，每周一次直到把手机对面的父母唠到崩溃。谢勰母亲还整不明白，儿砸怎么比自己还鸡婆——下了蛋就叫个不停的老母鸡。谢勰没辙了，往常存的词儿都陆陆续续堵到了嗓子眼，不吐不快，至于同学们，全都被他忽略了。
或许他们该庆幸，谢勰终究没成为马加爵式的人物，他只是在短短的一年里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心情实在低沉，就不断向着自杀的边缘逡巡迈步。那时有个说法，自杀爱室友——上届有个学姐考完觉得某科挂了，安耐不住自挂东南枝了，结果就是她室友全部保研——这是个悬疑，应该没有但现实确实存在过。前一秒惋惜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下一秒就是对活着的羡慕妒忌，这就是人啊。谢勰疯狂试探着，可惜他太怂了，下不了手也放不下老父老母。作为独生子，一死死一家，而基本上那些个自杀的人顶多死前给亲人留下遗言也绝不会提前通知甚至哪怕是表现出自杀倾向，大概自杀者也觉得预告亲人比自杀本身更难更残忍。
多年以后，谢勰回顾这些不应该的死亡，发现他们的精神早就死了，仿佛是被社会性的溺死。他们也许挣扎过，就是抓不住任何求生的希望——他们几乎无法从任何方向得到论据自我论证:活着是必要的，这些方向甚至包括他们的亲人。各种客观事实的作用，譬如亲人失联、朋友(包括另一半）缺乏或变化、所在群体的孤立等，进一步伙同本身性格和不算成熟的思想最终引发当事人“单方向”的主观意识变化。谢勰曾和室友们聊天：“你们觉得如果自杀选择哪种方式比较舒服？”“喝药，猛一点的应该不会痛苦。”“跳楼，选个楼高的，因为在高速下坠过程中，其实人早已昏厥了。”“反正绝对不自缢，想想就痛苦。”室友们三言两语聊得很欢快，似乎不记得上届的学姐就是自缢的，都以为谢勰只是开了个不痛不痒的玩笑。
人活着，最难的，其实是放过自己。
有人夸夸其谈说，社会性死亡也许只是一厢情愿。还不如换种说法，哪一次生命的自我了断不是一厢情愿呢？在那些揣着恶意“正能量”当钱花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该的。有意思的是，这种隐患在长时间内累积并在短时间内爆发从而导致一系列悲剧的模式，和疾病发病有极大的相似性。以此类推，这类走投无路的患者病死了大概也是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