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日用品，父母带我乘坐租的汽油三轮车，来到马瑞云阿姨家，住进西厢房。

　　马阿姨说我是私练气功跑偏导致“走火入魔”，需要慢慢调理治疗。她给我针灸前，先给我讲道理，我就乖乖地让她扎针，行完针，为保护皮肤，在针眼处覆盖上一片薄薄的生白面饼，在上面拔火罐。

　　经过一个多月悉心治疗，我的身体渐好，马阿姨叮嘱我：“第一，身体不好不要练气功。第二，身体好，没有专业气功师指导，也不要练气功！”我答应:“吃一堑，长一智，不会再练了。”

　　我们回到市里，大大把女友送上火车，永远分开了。发电机一万元卖给高海，收了一千元定金。父亲帮大大搬到位于统建楼的新家后，带我回家乡休养。在一个炎热的午后，父亲和大大把我心爱的“20”开了回来，安静地停在院里，未来的我，还能驾驭它吗？

　　到了国庆节，父亲带我去了医院外科，大夫把我左手小指坏死的指尖骨头取下，重新包扎后，很快愈合。短了一截小指尖，不影响生活，但残痛教训，没齿难忘！

　　父亲骑铁驴驮我到城中村一个院子做热敷理疗，人们躺在炕上，盖好棉被，额头上不断更换热气腾腾的毛巾，直到浑身热汗浸透。热敷半个月后，感觉身体轻松许多。

　　1988年春节过后，父亲带我到福利食品厂，见到在这里当副厂长的大舅，他负责生产的汽水在TJ市的销售。

　　我来到汽水厂上班，厂子大门朝东，座北朝南的二十来间厂房前面是宽敞的大院，垛着装满空瓶的红色塑料汽水箱，一辆浅蓝色解放牌挂斗卡车，和一辆深蓝雁牌双排座轻卡停在院里。

　　第一天刷瓶子，脏瓶子倒进注满水的大铁锅里，人们围坐在锅边，一手捞起一个瓶子，一手把毛刷伸进瓶口，迅速旋转几圈，倒出脏水，再用清水冲净。

　　紫外线消过毒的瓶子被放上输送带，运动到灌装机注满汽水后，到压盖机压好瓶盖，检验合格装箱，24瓶一箱，手推车装满4箱，码在院里南墙下。

　　冰凉爽口的汽水，来自二楼的搅拌罐，先倒进搅拌罐中一麻袋白砂糖，再掺入食用香精，加水勾兑成汽水原液，流经灌装机加进二氧化碳气体，变成汽水。

　　我经常被分到夜班，和一些轻微残疾的工友们生产汽水到子夜时分，吃完自带的夜宵后，继续干到天亮。

　　工作辛苦，却乐在其中。

　　大大牛皮癣未愈，又长个搭背疮，我从宿舍搬到大大家，给他挤脓、敷药。早晨揭去旧膏药，疮口红肿窿起，轻轻挤按周边，涌出黄白色带血丝粘稠脓液，很快，挤满了一个盛中药丸儿的小纸盒，然后用棉扦蘸酒精消毒疮口，再把黑色药膏烤软，贴在洒上药面的疮口上。

　　马氏祖传的膏药疗效显著，10几天后，大大的搭背疮治好了。

　　汽水厂放假，我骑自行车回到老家，第二天凌晨，父亲骑铁驴去天津卖山芋，我不顾母亲阻拦，顶着夜色，向北走去。

　　迎来黎明曙光，走了十几公里，中午找到马瑞云阿姨家，递上两瓶罐头，吃过冷面，瘦削的阿姨对我爱莫能助，我默默踏上回家的路，下了末班长途车，正遇上汽水厂的小陈，他用自行车带我回家。

　　第二天早晨，我和父母一言不和，我把电视机掀翻在地，又拽下墙上穿衣镜，砰的一声，祖传的掸瓶也摔碎了，疯狂的我令父母手足无措，在一村民指点下，父亲骑上铁驴，骗我来到里澜城卫生院。

　　走进诊室，见到张大夫，他身材魁梧，脸色黝黑，目光炯炯，穿灰色中山服，干净利索。桌子上一台灰色直流电疗仪赫然醒目，我坐在张大夫旁边，他简单问了病情，给我两个太阳穴分别撵上一针，电疗仪上两根细细导线上的鳄鱼夹，夹在银针上。

　　张大夫右手拧动旋钮，面无表情看着我，随着电流加大，我脑袋阵阵发麻，直至把我电翻在地，似乎看见一只银光闪闪的猴子蹲在脑海里瑟瑟发抖！难道我被电休克了？

　　张大夫安排我住进病房，父亲说：“张大夫不是等闲之辈，据说，曾用电针扎好一头疯猪，进而治好许多人的疯病。”我愕然。

　　每天早晨八点，传来一阵悦耳铃声，张大夫骑着嘉陵牌轻便摩托车到来，他依次给病人们过电治疗，病重的，加大电流，直至被电得浑身颤抖，才算罢休。

　　父亲收秋回来的一个晚上，我们刚刚睡下，朦胧中有人轻声敲门，父亲摸黑开门，那人蹑手蹑脚进屋，从他们低声耳语中，听出是大大。而我猛的端起便盆扣向大大的脑袋，大大看我疯成这样也无可奈何，父亲开灯给大大打水洗脸，母亲责怪我：“你大大远道而来看你，不要胡闹！”

　　我：“鬼鬼祟祟进屋，灯也不开，什么意思？”

　　大大：“怕吵醒你。”

　　我：“我也没睡着啊！”

　　天没亮，大大返回市里。张大夫得知我昨晚的行为，给我加大电流，还令我住到他家，深入治疗。

　　晚上，远方传来齐秦《大约在冬季》的歌声: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试去……

　　转过天，西行十几里，到了四圣口村，住进一个门朝西的四合院，张大夫或他的儿媳，每天早晨提着电疗仪挨屋给我们过电。

　　住院治疗的，有晚上总往外跑的小伙子；有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姑娘；有好逸恶劳的年轻丈夫；有神情沮丧的中年妇女……

　　住院时间一长，我居然习惯了电疗，接通电源后，麻酥酥的感觉令人神清气爽，甚至有些上瘾。

　　春节将至，我的病情稳定，父亲赶着借来的驴车，载着我和母亲回家过年。

　　这是一个没有电视陪伴的春节，虽然略显单调，但是随着我病情的好转，还是充满了欢乐。

　　父亲置办年货，母亲杀鸡宰鱼蒸馒头，撒年糕…在市里小饭店工作的妹妹放假归来，一起搞卫生，扫除尘埃污垢，干净整洁过大年。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的治疗也迎来转机，父亲骑上铁驴带我来到十几公里外的调河头卫生院，从天津来的两位精神科专家在这里坐诊，一位姓南的年轻大夫在一旁虚心学习。给我开的西药氯氮平，一种极薄的浅绿色圆形小药片。

　　春节过后，妹妹返回市里饭店上班，只有收音机和我做伴，传来张雨生铿锵的歌声：我的未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手持锋利铁锹，跳进猪圈，把积了一年的黑猪粪扔出来，我和父亲轮番上阵，捣碎猎粪，装车运至承包地，均匀撒在田里，又是一年新的希望。

　　我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顺便养病，妹妹接了病退大大的班，到体校上班，报考了电大，学的财会专业。

　　一九九一年的夏季，妹妹给我交了六十元学费，报了新星服装裁剪学校的初级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