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六月以来，朝堂上下虽忙，却也渐渐有了章法。

　　定州之战的善后、边防的整顿、新法的推行，一件接着一件，虽不能事事如意，到底比前几个月安稳了许多。

　　赵煦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奏章，心中不禁十分感慨，整个大宋的局势都在慢慢向好，这早已超出了他起先的预料。

　　而等到七八月份，因为赵煦病体故而推迟的殿试便要召开，而在这批参与殿试的学子之中，倒是有几个早早便在赵煦心中的人选，这些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他也很想早早提拔一番。

　　不过在此期间，赵官家也是注意到一件十分棘手之事，也是亟待他去解决的事情。

　　那便是大宋的财政问题。

　　都说华夏史上，宋朝最为富庶，可那是民间的富。朝廷的国库，从来就没有宽裕过。地主豪强富得流油，朝廷却险些连年赤字，入不敷出。赵煦每次翻看户部的账册，都觉得头疼。

　　自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废除王安石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到绍圣元年赵煦下诏恢复免役法，短短十年间，役法经历了两次颠覆性的大变革。

　　赵煦喃喃道：“司马光啊司马光，你好好担一个御史中丞，掌管台谏也就罢了，你既然不懂经济，就不要这样大刀阔斧的乱改啊。”

　　“还有太皇太后，其实对经济也是一窍不通，说什么颁行仁政，说到底，这所谓的旧法，反而使基层管理混乱，胥吏横行，国家税收和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所谓仁，无论是“差役”还是“雇役”，都需要从百姓口袋掏钱或出力，频繁的制度变动让百姓和基层官吏都无所适从，苦不堪言。”

　　赵煦叹息一声，便翻阅起之前奏章，发现今年正月的时候，苏轼便曾上奏过，向朝廷反映了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并请求朝廷允许定州降价出售常平仓的存米以赈济灾民。

　　理由也极为现实：按旧制借贷，必然导致“失陷”三万石（约三分之一），而减价出售则能立即稳定市场，惠及更多人。这充分说明，旧有的财政救济手段已效率低下、漏洞百出。

　　赵煦现在想来，自己决心重启绍述，恢复免役法，但但“重启”本身就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根据新规，雇人服役的工钱需要由官府支付，在各地役钱尚未收齐的过渡期，朝廷必须动用“坊场、河渡及封桩钱”等专项基金来垫付。

　　这笔开支，无疑给刚刚起步的“绍述”新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前宰执苏辙就曾尖锐地指出，宋朝的财政是“厚赋敛，夺民利”，看似富裕，实则“所害无穷”，一旦发生动乱，所失远大于所得。

　　赵煦心想：“此事实在事关要紧，还须和朝中大臣们商议一番才是。”

　　......

　　次日一早，崇政殿内，朝会如期举行。

　　赵煦坐在御座上，面前摊着户部呈上来的账册，眉头越皱越紧。

　　“诸卿，朕今日召大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个。”他将账册往前一推，“户部的账，朕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殿中一时无人接话。

　　赵煦目光扫过群臣，淡淡道：“朕听说，朝廷每月的固定开支，光是百官俸禄、宗室供养、禁军粮饷这几项，一个月就要四百万贯钱，粮草还另算。这还只是京城的。诸卿，朕没说错罢？”

　　宰相章惇拱手道：“官家所言不差。臣在元祐年间曾细算过，宗室之费，一倍于皇祐、四倍于景德；朝奉郎以上官员，从一百六十五人涨到了六百九十五人。这些，都是要朝廷拿钱养着的。”

　　户部尚书蔡京接口道：“章相说的是。还有一点——各地州县的常平仓，名义上是储粮备荒，实际上亏空严重。苏轼在定州的奏状里就说，仓储积压，钱粮两空。”

　　赵煦微微点头，转头看向曾布：“曾枢相，你怎么看？”

　　曾布出列，拱手道：“回官家，臣以为，财政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元祐年间朝廷免除了不少赋税，又裁撤了部分新法机构，当时看似减轻了百姓负担，实则伤了朝廷元气。如今要恢复绍述，处处都要用钱，可国库入不敷出。”

　　安焘这时出列，拱手道：“官家，臣有一言。当务之急，是开源节流，不可急于求成。”

　　赵煦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

　　李清臣捋着胡须，缓缓道：“安门下所言有理，但臣以为，开源节流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厘清税制。如今各地隐田逃税严重，地主豪强富得流油，朝廷却收不上钱来。若不从根本上下手，光是节流，终究是杯水车薪。”

　　这话一出，殿中嗡嗡声渐起。

　　黄履出列道：“李侍郎所言极是。臣在御史台，见过太多地方豪强勾结官吏、隐匿田产的案子。朝廷若真想解决财政困局，便须下决心清查隐田，严惩逃税。”

　　赵煦听着，心中暗自点头。但他知道，此事牵涉太广，不可操之过急。

　　章惇这时又道：“官家，臣以为，财政问题虽然棘手，但并非无解。关键是要下定决心。该裁的机构要裁，该减的开支要减，该收的税要收。臣在元丰年间（神宗执政时期）曾判军器监，深知朝廷积弊之深。若不痛下决心，只怕十年之后，局面比现在更糟。

　　赵煦微微点头，心想：“章相所说，确是这么个道理，只是大宋历朝历代君王，都想解决冗官、冗兵，却都十分困难，这个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直到靖康之耻，二帝北狩，这才解决，但自己总不能这么做罢？”

　　言到最后，大臣们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准确的办法。

　　赵煦便道：“这个难题，想来并非一时之间便能寻到方略，今日言至于此，诸卿都回去好好想想，过几日上朝之时，朕希望能有个结果。”

　　一众大臣齐声道：“是，臣遵旨！”

　　数日之后朝会，监察御史刘拯上了奏章，名为《乞除六曹官吏冗滥奏》。

　　赵煦看了几段，上面说：“请六曹侍郎复八员之额，除贴职外，择可罢者罢之，馀立年限，如祖宗故事。寺监、寺丞已下阙还吏部者还之，已有差遣，不许自请在任待接人，以除冗滥。”

　　这道奏章的内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请恢复六部侍郎八人的定员数额，除去带有贴职荣誉头衔的官员之外，挑选多余冗杂的官员予以裁撤；剩余官员参照前朝旧例，设定任职年限。

　　各寺、监的寺丞及以下官职，原本空缺该归吏部铨选任命的，全部交还吏部管理；已有现任差事的官员，不允许私自申请留任原地、坐等调任，以此整治官员冗余泛滥的弊病。

　　赵煦闻言，眼中不禁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