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道通车后的第一个月，天宇饭店的生意就像后山那口井里的水一样，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第一周，每天能来两三桌客人。主要是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从青阳拉货去省城，或者从省城拉货回青阳，走到大龙村这一段正好是中午，肚子饿了，看见路边有家饭店，就停下来吃顿饭。李天宇的红烧肉做得好，面也擀得好，菜的分量足，价格公道，司机们吃了一次，下次路过还会来。
第二周，每天能来四五桌。司机们口口相传，说大龙村那个天宇饭店，老板手艺好，人实在，菜量大，价格便宜。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青阳到省城这条线上传开了。有些司机甚至专门绕路来吃，就为了那一口红烧肉。
第三周，每天能来七八桌。不光是货车司机了，还有开小车的、坐班车的、骑摩托车的。有从青阳专门开车来的，说是听朋友推荐；有从省城出差回来的，说路过看见招牌挺气派，想尝尝；还有村里人的亲戚朋友，听说李天宇开了饭店，特意来捧场的。
第四周，每天中午，六张八仙桌坐得满满当当，有时候还要排队。门口的长凳上坐满了等位的人，有的蹲在路边抽烟，有的靠在车旁边聊天，有的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木匾，念着上面的字——“天宇饭店”。
李天宇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他站在灶台前，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站到下午两点，锅铲翻飞，油花四溅，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蛰得生疼。他用手背擦一下，继续炒。左手一个锅，右手一个锅，两个锅同时开火，这边炒菜，那边炖汤，忙得像打仗。
灶膛里的火一刻都不能停，锅里的油一刻都不能凉，案板上的菜一刻都不能断。红烧肉要炖两个小时，清炖鸡要炖一个半小时，糖醋鱼要现杀现炸，炒青菜要大火快炒。每一道菜都要掐着时间，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
他的手上又磨出了新茧。锅铲的木柄被他握得光滑发亮，像一块被岁月打磨过的玉石。他的胳膊上溅满了油点子，有些已经结痂了，有些还是新的，红红的，烫得生疼。他没时间管，贴上一条湿毛巾继续炒。
“天宇！”王兰英在厨房另一头喊他，“青菜没了！还要不要切？”
“切！再切两斤！”李天宇头都没回，手里的锅铲翻得更快了。
“肉呢？红烧肉还有没有？”
“还有一锅，在灶上炖着，再过半小时就好了！”
王兰英把切好的青菜装进盆里，端到李天宇灶台边上。她看了一眼儿子的背影——汗衫湿透了，贴在背上，脊背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像后山上的石头。她的眼睛又红了，但她没有哭，转过身继续干活。
李立芬是第三周回来的。
她从青阳坐了三个小时的班车，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下车的时候，她提着两个大包，一个包装着换洗衣服，一个包装着从青阳带来的调料和食材。她站在饭店门口，看着那块木匾，看了很久。
“天宇！”她喊了一声。
李天宇从厨房里跑出来，看见姑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笑得露出了两排白牙，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姑！您怎么来了？”
“来帮你。”李立芬把包放在地上，走进饭店，看了看那六张桌子，看了看那些正在吃饭的客人，看了看柜台上的那个铁皮盒子，“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在青阳闲着也是闲着，过来搭把手。”
“姑，您不工作了？”
“请了长假。”李立芬说着，挽起袖子，“你姑父也支持。他说，天宇那孩子不容易，你能帮就帮一把。”
李立芬一来，饭店的运转就顺畅多了。
她管收钱、管记账、管招呼客人。她以前在青阳的百货公司当过售货员，嘴甜，会说话，客人来了她迎上去，笑着问“几位？吃点什么？我们家的红烧肉是招牌，您尝尝？”客人走了她送到门口，说“慢走啊，下次再来”。司机们被她的热情招呼得舒舒服服的，付钱也痛快。
她还会算账。客人点了什么菜，多少钱，她心算比算盘还快。客人还没吃完饭，她就把账算好了。客人掏出钱，她找零，一分不差。她把钱一张一张地捋平，按面值大小码好，放进铁皮盒子里。每天晚上关门以后，她把账本拿出来，一笔一笔地记——今天来了多少桌客人，卖了多少碗面，多少份红烧肉，多少条鱼，多少只鸡，收入多少钱，成本多少钱，利润多少钱。账记得清清楚楚，字写得工工整整。
王兰英在厨房里择菜、洗菜、切菜、洗碗、刷锅。她的眼睛好了以后，干活利索多了。以前她看不见，只能凭感觉摸，择菜的时候经常把好的叶子扔掉，把坏的叶子留下。现在她能看见了，能分清哪片叶子嫩、哪片叶子老，哪棵菜新鲜、哪棵菜蔫了。她的手快，眼睛也快，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
李立飞在前头招呼客人。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不能干重活，但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擦桌子扫地，这些轻活他能干。他话不多，不会像李立芬那样跟客人聊天说笑，但客人来了他笑一下，客人走了他也笑一下。那笑不是挤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司机们看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这么勤快，都挺尊重他，走的时候会说一声“大爷，您歇着，别送了”。
李天明放了学就往饭店跑。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跑跑腿、递递东西、搬搬凳子，这些活他能干。他还学会了给客人倒茶。他端着茶壶，一个一个地给客人倒，倒得很满，满得都快溢出来了。客人笑着说他“小朋友，茶倒得太满了”，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下次少倒一点。
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全是笑。
那种笑，不是挂在脸上的、应付人的笑，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是那种你干活干得腰酸背痛、腿都站不直了，但一看见客人吃得满意、一听见钱落进铁皮盒子里叮当响、一想起来这是自己家的饭店，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的笑。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
十一点刚过，客人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是熟客，周建军带来的那些司机朋友，跑这条线跑了好几年，以前都是在路边啃干粮、喝凉水，现在有了天宇饭店，终于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了。有的是生客，路过看见招牌，闻见香味，就停下来尝尝。有的是专门来的，从青阳开车过来的，说是听同事推荐，特意来吃红烧肉。
十一点半，六张桌子就坐满了。
十二点，门口开始排队。长凳上坐满了人，有的蹲在路边，有的靠在车旁边，有的站在门口抽烟。李立芬搬出几把小凳子，放在门口，让等位的人坐着等。她又烧了一壶茶，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
“快了快了，马上就有位置了！”她笑着说，“您先喝杯茶，歇一歇。”
厨房里，李天宇一个人在战斗。
三口锅同时开火。左边那口锅炖着红烧肉，中间那口锅炸着糖醋鱼，右边那口锅炒着青菜。锅铲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像一把神奇的乐器，奏出一首首香喷喷的曲子。油花四溅，火花冲天，锅铲碰着锅沿，“叮叮当当”的，像在敲一首急促的歌。
“天宇！三号桌的红烧肉好了没有？”李立芬的声音从堂屋传过来。
“好了！”李天宇把红烧肉盛出来，装进白瓷盘里，码好，撒上葱花，放在传菜窗口上。
李立芬端走，送到三号桌。
“天宇！五号桌的糖醋鱼！”
“来了！”李天宇把炸好的鱼浇上糖醋汁，放在传菜窗口上。
李立芬端走，送到五号桌。
“天宇！二号桌要加一碗肉丝面！”
“知道了！”李天宇把面条下进锅里，用筷子搅了搅，然后转身去炒另一个菜。
厨房里热得像蒸笼。灶膛里的火一刻不停，锅里的热气往上冒，油烟机呼呼地转，但油烟还是呛得人直流眼泪。李天宇的汗衫湿了干，干了湿，上面全是汗渍和油点子，像一幅抽象画。他的头发上落满了油烟，一绺一绺的，贴在额头上。
但他不觉得累。
他站在灶台前，闻着菜的香味，听着锅铲的响声，看着传菜窗口上一盘盘被端走的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那种满足，比他高考考了高分还满足，比他拿到医师资格证还满足，比他打出井水还满足。
因为这是他自己挣来的。
每一盘菜都是他炒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赚的，每一个客人都是他自己留住的。没有人帮他，没有人替他，没有人施舍他。
他就是靠着一双手、一口锅、一把铲，在这个山沟沟里，开出了一间饭店。
下午两点多，客人走得差不多了。
李立芬把最后一桌客人送走，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她的嗓子有些哑了，腿有些酸了，但她脸上的笑还在。
王兰英把碗洗完，把厨房收拾干净，坐在灶台后面的小凳子上，捶着自己的腰。她的手被水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嵌着洗洁精的泡沫，但她看着那些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码在碗柜里的碗碟，笑了。
李立飞把堂屋的地扫完，把桌子擦完，把长凳摆好，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觉得正好，正好解渴。他眯着眼睛看着公路，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车，嘴角微微上扬。
李天宇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面是给自己做的，煮多了，剩的。他蹲在门口，吸溜吸溜地吃，吃得很急，像是饿了三天。面条从他筷子间滑下去，汤汁溅到他的白衬衫上，他没管，继续吃。
一家人，各坐各的，各歇各的，谁都不说话。但空气中有一种东西，暖暖的，甜甜的，比红烧肉还甜。那东西叫“日子”。
好日子。
李立芬拿出账本，趴在柜台上算账。
“今天中午，来了九桌客人。红烧肉卖了十二份，糖醋鱼卖了八条，清炖鸡卖了六只，炒青菜卖了十五盘，肉丝面卖了二十三碗……”她一边念一边算，手指在算盘上拨来拨去，噼里啪啦的，“总收入，四十七块三毛。成本，大概二十块左右。利润，二十七块三毛。”
她抬起头，看着李天宇：“天宇，你猜今天赚了多少？”
“二十？”李天宇说。
“二十七块三！”李立芬把算盘举起来，让他看，“二十七块三！一天！就中午这一顿！”
李天宇端着面碗，愣在那里，忘了吃。
二十七块三。一天。
他以前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一亩地能收三百斤麦子，卖几十块钱。他以前卖鸡蛋，一个鸡蛋几分钱，攒一个月才攒一两块钱。他以前在青阳市人民医院，病人塞给他的钱，五千多块，那是人家看他救人的份上给的，不是他自己挣的。
现在，他一天就挣了二十七块三。
不是别人给的，是他自己挣的。
他放下碗，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看着那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满了钱，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叠得整整齐齐的，按面值大小码好。他拿起一张一元的纸币，举到眼前，看着上面那个女拖拉机手的图案。
“姑，”他说，“这钱，是真的吗？”
李立芬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摸摸，新票子，硬得很。”
李天宇摸了摸，确实是硬的。他把钱放回去，盖上盖子，摇了摇，钱在盒子里“叮叮当当”地响。那声音，比任何音乐都好听。
晚上关门以后，李天宇一个人坐在饭店门口。
月亮很亮，照在公路上，路面泛着银白色的光。路两边的杨树苗在月光下像一排哨兵，站得笔直笔直的。远处的后山黑黢黢的，像一个沉睡的巨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笔记本，翻开，找到空白的一页，写下一行字。
“十一月二十六日，省道通车。第一辆车停下，吃了一碗面，留下五毛钱。”
“十二月二十日，生意渐好。每天中午，七八桌坐得满满当当。”
“今天，十二月二十日，收入四十七块三，利润二十七块三。”
他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口袋里，站起来，看着那条公路。
公路很长，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山外面，延伸到青阳，延伸到省城，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他不知道那些地方是什么样的，他没有去过。但他知道，那些地方的人，会开着车，从他家门口经过，会停下来，走进他的饭店，会吃他做的菜，会付钱，会说一声“好吃”。
这条路，是他们的路，也是他的路。
他站在路的这一头，他们从那一头来。
他们来，他就有生意。生意好，他就有钱。有钱，他就能把饭店开得更大，就能把养殖场办起来，就能把果园种起来，就能把这个家撑起来。
这条路，是希望。
他转过身，走进饭店，把门关上。
铁皮盒子里的钱在黑暗中沉默着，像一粒粒种子，埋在土里，等着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