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省道通车的消息，是周建军带来的。
那是十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周建军开着卡车从青阳过来，车子停在饭店门口，他跳下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李大夫，好消息！”他拍着李天宇的肩膀，声音大得半条公路都能听见，“省道后天通车！我昨天去交通局送货，亲眼看见他们贴的通告——十一月二十六号，清平省道全线贯通！”
李天宇正在擦桌子，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十一月二十六号。他等这一天，等了快两个月了。从他第一次在青阳市人民医院听周建军说起省道改道的消息，到现在，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他打了井，买了砖瓦，盖了饭店，开了业，接待了几桌客人。但那些客人，都是周建军带来的熟人，或者是村里人的亲戚朋友。真正的过路客，一个都没有。
因为省道还没通。
现在，省道终于要通了。
“后天？”李天宇问。
“后天。”周建军说，“十一月二十六号，上午九点，在青阳东郊举行通车仪式。仪式一完，车子就可以上路了。”
李天宇把抹布放在桌子上，走到门口，看着门前那条公路。公路是新修的，沥青路面，黑油油的，在阳光下泛着光。路面很宽，比以前的土路宽了三倍，两辆大卡车并排开都没问题。路两边种了杨树，手指粗的树苗，用竹竿撑着，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树干，在风中轻轻摇摆。
这条路，从他家门前经过。
从这块石头地边上经过。
从天宇饭店门口经过。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公路，看了很久。
王兰英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水，准备泼在门口的地上，压压灰。她看见儿子站在门口发呆，就问：“天宇，你看什么呢？”
“妈，”李天宇没有回头，“省道要通车了。”
王兰英端着水盆的手顿了一下。
“通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后天通。”
王兰英没有说话。她把水盆放下，走到儿子身边，也看着那条公路。她看着那些黑色的沥青路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杨树苗，看着远处那个拐弯的地方——那里，将会有车子从青阳开过来，从省城开过来，从一个她从来没去过、甚至没听说过的地方开过来。
车子会停在她家门口，司机会下车，会走进她儿子的饭店，会坐下来，会吃饭，会付钱，会说一声“好吃”，然后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那些人，她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都会认识天宇饭店。
她的眼眶又红了。
“天宇，”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你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
“爸知道了。”李天宇说，“昨天晚上我就告诉他了。他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没说话。但他抽完烟以后，在院子里转了三圈，转得我都眼花了。”
王兰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十一月二十六号，李天宇天没亮就起来了。
他把饭店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扫地、擦桌子、抹灶台、洗碗筷，该擦的擦，该洗的洗，该摆的摆。六张八仙桌，二十四条长凳，摆得整整齐齐的，四四方方的。碗筷摞在碗柜里，按大小排列，整整齐齐的，像一排列队的士兵。
王兰英在厨房里准备食材。五花肉切好，鱼杀好，鸡剁好，青菜洗好，该腌的腌，该泡的泡，该焯的焯。醋、酱油、盐、糖、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全部摆在灶台边上的架子上，伸手就能够到。灶膛里的火已经烧旺了，锅烧热了，水烧开了，一切准备就绪。
李立飞也来了。他坐在饭店门口的长凳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茶叶和开水瓶。他说今天要当“茶水先生”，给每一个进门的客人倒茶。李天宇说不用，他非要。王兰英说让他去吧，他闲不住。
李天明也没去上学。他今天请假了，说要帮哥哥招呼客人。王兰英本来不同意，但李天宇说，让他来吧，今天是大日子。李天明高兴得在地上翻了个跟头，然后换上了那件过年才穿的新衣服，站在饭店门口，像一个小门童。
天亮了。
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慢慢地升起来，把金色的光芒洒在黑色的路面上，洒在光秃秃的杨树苗上，洒在天宇饭店的招牌上。那块木匾在晨光中泛着琥珀色的光，四个红字格外醒目——“天宇饭店”。
李天宇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盘菜。
不是给客人做的，是给今天的第一辆车做的。他不知道第一辆车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会是什么车，不知道司机会不会停下来。但他要把这盘菜端在手里，让每一个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都能看见——天宇饭店开门了，菜做好了，饭热好了，茶泡好了，就等你来了。
那盘菜是红烧肉。
他早上五点钟就开始炖的，炖了两个多小时，炖得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肉块在盘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上面撒了一点葱花，红绿相间，很好看。他用一个白瓷盘装的，盘子是他专门去供销社挑的，白底蓝花，朴素大方。
他端着那盘红烧肉，站在门口。
风吹过来，有些冷。十一月底的风已经带着冬天的寒意了，吹在脸上像刀子刮。但他没有缩脖子，没有跺脚，他就那么站着，端着那盘红烧肉，看着公路的尽头。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他站在后山那块石头地上，也是这么站着。那时候太阳升到头顶，他站在地头，像一棵树，把根扎进了脚下的土地。风吹过来，把他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把他的头发吹乱了，又理顺。他不动，就那么站着，看着那片石头地。
现在，他还是站着。
但地已经不是那块地了，房子已经盖起来了，饭店已经开起来了，省道已经通了。
他在这里站着，等第一辆车。
上午九点多，第一辆车出现了。
那是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从青阳方向开过来，沿着黑色的沥青路面，稳稳当当地驶来。车子不快不慢，发动机的声音在清晨的山谷里回荡，像一首从远处传来的歌。
李天宇的手抖了一下。
盘子里的红烧肉晃了晃，汤汁在盘沿上打了个转，差点洒出来。他赶紧稳住手，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车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看见了驾驶室里的司机，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灰色的工装，戴着鸭舌帽，双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
车子经过饭店门口的时候，司机转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了那块木匾——“天宇饭店”。
他看见了那个端着盘子的年轻人——黑黑的，瘦瘦的，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扎在裤腰里，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手里端着一盘红烧肉。
他还看见了那个坐在门口长凳上的老人，那个穿着新衣服的小孩，那个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的中年妇女。
他把车速放慢了。
卡车从饭店门口缓缓驶过，轮胎碾过沥青路面，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李天宇看着那辆车从自己面前开过去，看着它的尾灯越来越远，看着它在远处的弯道上拐了个弯，消失在山坡后面。
他的手垂下来了。
盘子里的红烧肉还是热的，但他觉得有些凉了。
王兰英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儿子身后，没有说话。她把手放在儿子的肩膀上，轻轻地按了按。
“妈，”李天宇说，“他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看了我一眼。”李天宇说，“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放慢了速度。他会回来的。”
王兰英没有说话。她把手从儿子肩膀上收回去，转身走进了厨房。
十分钟后，那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从弯道后面拐了回来。
它开得很慢，比去的时候还慢，慢得像一个老人在散步。它从弯道后面露出车头，然后露出车身，然后露出车尾，然后整个车子都出现在了李天宇的视线里。
车子在饭店门口停下来。
发动机熄火了。车门打开了。那个穿着灰色工装、戴着鸭舌帽的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站在公路上，看了看饭店的招牌，看了看那个端着盘子的年轻人，然后笑了。
“小伙子，”他说，“你这饭店，是刚开的？”
“是。”李天宇说，“今天刚开。”
“卖什么？”
“面，米饭，炒菜，什么都有。”
“那碗面多少钱？”
“素面一毛，肉面两毛。”
司机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给李天宇：“来一碗肉面。”
李天宇接过那两毛钱，放在手心里。钱是旧的，皱巴巴的，带着司机口袋里的温度和气味。他把钱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像是怕它飞走。
“您稍等，”他说，“面马上就好。”
他转身走进厨房。王兰英已经站在灶台前面了，面条、肉丝、葱花、姜末、酱油、盐，全都准备好了。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咕嘟咕嘟地冒泡。
李天宇站在灶台前，把面条下进锅里。
面条是自己擀的，昨天晚上他和王兰英一起擀的。面和得硬，揉了很久，揉得光滑溜平，然后擀成薄片，叠起来，切成细条。面条切得很细，很匀，像一把把白色的丝线，晾在案板上，撒了干面粉，防止粘连。
面条在锅里翻滚，水开了，他加了一瓢凉水，让它再煮一会儿。他看了一眼锅里的面条，用筷子搅了搅，不让它们粘在一起。然后他另起一个锅，烧热，倒油，放入肉丝煸炒，肉丝变色后加入姜末、葱花、酱油、盐，翻炒几下，香味立刻出来了。
面条煮好了，他用笊篱捞出来，沥干水，放在一个大碗里。然后把炒好的肉丝浇在面条上，撒上葱花，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就做好了。
他端着面，走出厨房，放在司机面前的桌子上。
“您慢用。”
司机看了看那碗面，面条白细，汤汁清亮，肉丝嫩滑，葱花翠绿。他用筷子挑起一撮面，吹了吹，送进嘴里。
嚼了两下，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嗯，”他含混不清地说，“这面不错。”
他吃得很慢，不像那些急着赶路的司机，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他是一根一根地吃的，把面条挑起来，在碗里转一圈，把汤汁和肉丝卷在面条上，然后送进嘴里，慢慢地嚼，嚼得很仔细，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李立飞端着茶壶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茶。司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粗茶，有些苦，但苦过以后有回甘。他把茶杯放下，继续吃面。
一碗面，他吃了十几分钟。
吃完以后，他把碗里的汤也喝干净了，一滴都没剩。他放下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嘴，然后站起来。
“小伙子，”他说，“你这面，好吃。”
李天宇笑了：“谢谢您。”
“多少钱？”
“两毛，您给过了。”
司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哦，对，我给过了。我忘了。”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三毛钱，放在桌子上，“再加三毛钱，买你一碗红烧肉。我带走，晚上吃。”
李天宇看了看那三毛钱，又看了看司机的脸。司机是跑长途的，脸上风尘仆仆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干裂起皮，手指被方向盘磨出了老茧。
“大哥，”李天宇说，“红烧肉五毛钱一份。三毛钱，不够。”
司机有些尴尬，伸手去掏口袋，翻了半天，只翻出几个钢镚，加上那三毛，一共四毛二。
“那……算了，”他把三毛钱收回去，“不要了。”
“大哥，”李天宇说，“您等一下。”
他转身走进厨房，从灶台上端起那盘红烧肉。那盘他端了一个多小时的红烧肉，已经有些凉了。他把红烧肉倒进锅里，重新加热，加了一点水，炖了两分钟，让肉重新变得软烂。然后他盛出来，装在一个搪瓷盆里，盖上盖子，用一块布包好，提出来，放在司机手里。
“大哥，这盘红烧肉，送给您。”
司机愣住了：“送给我？”
“送给你。”李天宇说，“您是我天宇饭店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个客人，不收钱。”
司机捧着那盆红烧肉，看着李天宇，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站在那里，捧着那盆肉，像捧着一个易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怕摔了。
“小伙子，”沉默了半晌，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李天宇。”
“天宇，”司机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我记住了。以后我跑这条线，就在你这儿吃。”
他把那盆红烧肉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放在桌子上。
“这五毛钱，”他说，“是我买这碗面和这盘肉的钱。你说第一个客人不收钱，我不能不给。你开饭店不容易，我跑运输也不容易，但再不容易，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
他转身上车，发动了车子。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车子抖了抖，然后慢慢地往前开。
李天宇站在饭店门口，手里握着那五毛钱。
钱是新的，是那种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票子，硬硬的，挺挺的，边缘有些锋利，割手。他把钱举到眼前，看着上面的一元纸币的图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站在一起的。
这是天宇饭店的第一笔收入。
不是卖鸡蛋攒的几分钱，不是病人塞给他的救命钱，不是亲戚朋友凑的份子钱。是陌生司机吃了一碗面、买了一份红烧肉，留下来的钱。
这五毛钱，比什么都值钱。
他把钱放在柜台里，放在一个铁皮盒子里。铁皮盒子是王兰英以前装针线的，圆形的，红色的底，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漆已经有些剥落了。他把钱放进去，盖上盖子，摇了摇，钱在盒子里“叮叮当当”地响。
他把盒子放在柜台的最高处，不是怕人偷，是想让每一个人都看见——天宇饭店，有收入了。
王兰英从厨房里出来，站在柜台旁边，看着那个铁皮盒子。
“天宇，”她说，“那五毛钱，你不花了？”
“不花。”李天宇说，“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着纪念。”李天宇说，“天宇饭店的第一笔钱，不能花。花了就没了，留着，它就一直都在。”
王兰英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她说，“留着。”
李立飞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端着茶杯，看着那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他把茶杯举到嘴边，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觉得正好。
“天宇，”他喊了一声。
李天宇走过来：“爸，怎么了？”
“那个司机，”李立飞说，“他说了什么？”
“他说‘老板手艺不错’。”
李立飞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走进饭店，坐在一张八仙桌前，看着那六张桌子、二十四条长凳、那块木匾、那个铁皮盒子。
他伸出手，摸了摸桌子的边缘。桌子是松木的，刨得很光滑，刷了一层清漆，摸上去滑溜溜的，像摸着一块玉。
他想起了一年前，他躺在青阳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以为自己要死了。他跟李天宇说：“天宇，爸不行了。”李天宇握着他的手，说：“爸，您不会死的。您还没看见咱家的饭店开起来呢。”
现在，饭店开起来了。
他看见了。
他亲手摸过了。
他坐在里面，喝着茶，看着儿子和妻子在里面忙活，看着儿子把那五毛钱放进铁皮盒子里，看着儿子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那盘红烧肉，等了快一个小时，就为了等第一辆车停下来。
第一辆车停下来了。
吃了一碗面，留下五毛钱，说了一声“老板手艺不错”。
值了。
他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