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乐饭店开业后的第一个星期，吴家乐每天都在门口站着。
他穿着那件新做的蓝布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笑从早挂到晚，挂得腮帮子都酸了。他对每一辆经过的车招手，对每一个停下来的司机笑脸相迎，对每一个进门的客人点头哈腰。他活了四十六年，从来没对谁这么客气过。
但客人还是不来。
一天能有两三桌就不错了，有时候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有。他站在门口，看着对面的天宇饭店人来人往、车进车出，心里的那团火烧得他嗓子发干、眼睛发红、手指发抖。
他走进饭店，坐在一张八仙桌前，看着那六张空荡荡的桌子，看着那些崭新的碗筷上落着的灰尘，看着墙角那几箱卖不出去的酒水，看着灶房里那口冷锅冷灶。
吴赖蹲在门口抽烟，烟灰落了一地。他抽完一根又点一根，一根接一根，像一台不会停的机器。
“爸，”他把烟头弹出去，“这样下去不行。一天连本钱都赚不回来，米面油盐都是钱买的，菜烂了要扔，肉坏了要丢，这么亏下去，咱家的存款撑不了两个月。”
吴家乐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对面天宇饭店门口那些停得满满的车。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瞳孔缩得很小，像一只看见了猎物的猫。
“降价。”他说。
吴赖愣了一下：“降价？”
“对，降价。”吴家乐转过身，看着儿子，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希望的光，是那种被逼到墙角以后、决定拼个你死我活的光，“他卖什么价，咱就比他便宜。他红烧肉卖八毛，咱就卖五毛。他糖醋鱼卖一块，咱就卖六毛。他药膳加两毛，咱就不加。把价格压到比他低一半，我看客人来不来。”
吴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见父亲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家乐饭店门口竖起了一块新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全场五折！红烧肉五毛！糖醋鱼六毛！药膳不加价！”
字写得很大，隔着半条公路都能看见。
吴家乐站在门口，双手抱在胸前，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笑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我看你还能撑多久”的笑。
他把价格压到比天宇饭店低一半，心想这次总该有人来了吧？
一辆货车从青阳方向开过来了。
吴家乐挺了挺腰，脸上的笑又深了一些。他看着那辆车越来越近，心里默念着——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车子从他的饭店门口开过去了。
没有停。
司机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那块“全场五折”的木牌，径直开过去，在天宇饭店门口停了下来。
吴家乐的笑僵在脸上。
又来了一辆，还是一样。
又来了一辆，还是一样。
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他的饭店门口空空荡荡的，只有那块写着“全场五折”的木牌在风中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吴赖蹲在门口，手里的烟快烧到手指了，他还在发呆。
“爸，”他说，“是不是咱们的牌子不够大？”
吴家乐没有说话。他的脸已经不是黑的问题了，是铁青，是那种被冻僵了的、失去了血色的铁青。
中午的时候，终于有一辆车停下来了。
是一辆拉煤的卡车，车身黑漆漆的，轮胎上沾满了煤灰。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满脸横肉，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汗衫，汗衫上全是油渍和煤灰。他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看了看那块“全场五折”的木牌，又看了看对面的天宇饭店，犹豫了一下，走进了家乐饭店。
吴家乐像见了救星一样迎上去，笑得脸上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
“大哥，您坐，您坐！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红烧肉、糖醋鱼、清炖鸡、炒青菜，还有药膳！”
胖子司机坐下来，拿起菜单看了看，又看了看对面天宇饭店门口那些停得满满的车。
“老板，”他说，“你这儿的菜，比对面便宜一半？”
“对对对！”吴家乐点头如捣蒜，“便宜一半！您尝尝，保证好吃！”
胖子司机点了红烧肉、糖醋鱼和一碗米饭。吴家乐亲自下厨——他不会做菜，但他觉得自己能做。他把肉倒进锅里，放了酱油、盐、糖，炒了炒，加水炖了十分钟，盛出来，端上去。
胖子司机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
他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疑惑，从疑惑变成了失望，从失望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被欺骗了的那种感觉。
他把肉吐了出来，用纸擦了擦嘴。
“老板，”他说，“你这肉，又硬又柴，还咸得要命。这不是红烧肉，这是咸肉炖水。”
他放下筷子，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放在桌子上，转身走了。
“大哥！大哥您别走啊！我重新给您做！不要钱！”吴家乐追出去，但胖子司机已经上了车，发动了车子，开到了对面的天宇饭店门口。
吴家乐站在公路中间，看着那个胖子司机走进天宇饭店，坐下来，点了菜，吃得满头大汗，走的时候还跟李立芬挥手说再见。
他的手里还攥着那一块钱，攥得皱巴巴的，攥得手心全是汗。
吴家乐不信邪。
他觉得不是菜的问题，是价格还不够低。
第二天，他又降价了。红烧肉从五毛降到四毛，糖醋鱼从六毛降到五毛，药膳不但不加价，还免费送。他把价格写在木牌上，用红漆描了一遍又一遍，描得字都粗了一圈。
一辆面包车停下来了。
司机是个年轻人，戴着墨镜，穿着花衬衫，看起来像是跑个体户的。他走进家乐饭店，看了看菜单，点了红烧肉、清炖鸡和一碗药膳。
吴家乐这次没有亲自下厨，他让吴赖去天宇饭店那边“学习”了一下，学了个大概。吴赖回来以后照着做，味道比吴家乐做的好一些，但还是比不上天宇饭店。
年轻人吃了几口，皱了皱眉，放下筷子。
“老板，”他说，“你这菜，味道不对。”
“哪里不对？”吴家乐问。
“说不出来，就是不对。”年轻人站起来，付了钱，走了。他也去了天宇饭店。
吴家乐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攥紧了拳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家乐饭店的生意没有丝毫起色。
降价的第一天，来了三桌客人。第二天，来了两桌。第三天，来了一桌。第四天，一桌都没有。第五天，来了一个——不是来吃饭的，是来问路的。
吴家乐站在柜台后面，翻着账本。账本上的数字让他手发抖——一个星期，总收入不到二十块钱，成本却花了一百多。米面油盐、肉菜调料、水电人工，样样都是钱。再这么亏下去，存款撑不了两个月。
吴赖蹲在门口抽烟，脸色比锅底还黑。
“爸，”他说，“这样不行。降价不管用，客人根本不看价格，他们看的是味道。味道不好，再便宜也没用。”
吴家乐“啪”的一声把账本摔在桌子上。
“味道味道味道！你们就知道说味道！他李天宇的味道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吗？他也是学的！他能学，咱们就不能学？”
“去哪儿学？”吴赖问。
吴家乐被问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是啊，去哪儿学？
去天宇饭店学？李天宇会教他吗？去城里学？学费多少钱？学多久能学会？学回来以后客人还认不认？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砸过来，砸得他头晕眼花。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着额头，手指插进头发里，一动不动。
周桂兰从灶房端着一碗粥走出来，放在他面前。粥是红薯粥，稠稠的，冒着热气。
“吃点东西吧。”她说。
吴家乐没有动。
“家乐，”周桂兰的声音很轻，“要不……就别开了。关了门，该干什么干什么。咱家那几亩地，好好种着，饿不死。”
吴家乐抬起头，看着周桂兰。他的眼睛红红的，布满了血丝，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关了？”他说，声音有些哑，“关了你让我怎么见人？村里人怎么说我？吴家乐开饭店，开了一个月就关了，被李天宇打败了？我吴家乐的脸往哪儿搁？”
周桂兰没有再说话。她把粥碗往他面前推了推，转身走回了灶房。
她在灶台后面坐下来，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她知道，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些跟头，只能自己摔。有些苦，只能自己咽。
她帮不了他。
谁也帮不了他。
又过了两个星期，吴家乐撑不住了。
他每天站在门口，看着天宇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自己的饭店门可罗雀，心里像有把刀在剜。他降价降到了底线——红烧肉三毛，糖醋鱼四毛，药膳不但免费送，还倒贴一碗米饭。
但客人还是不来。
偶尔有一两个贪便宜的停下来，吃一次就不来了。他们不是嫌贵，是嫌难吃。有一个司机说得更直接：“老板，你这菜，白送我都不要。我开了一天的车，累得要死，就想吃顿好的。你让我吃这个，我还不如啃干粮。”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扎进了吴家乐的心口。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司机开车去了天宇饭店，看着他在天宇饭店门口停下车，走进那间青砖瓦房，坐在那六张八仙桌中的一张前面，点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糖醋鱼、一碗药膳。
他看得很清楚，那个司机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满足的，是享受的，是那种“这一趟值了”的表情。
那种表情，他从来没见过有人在自己家饭店里露出来。
一个月后，吴家乐把价格涨回去了。
不是他想涨，是不涨不行了。他已经亏了三百多块钱，再亏下去，存款就要见底了。他把那块“全场五折”的木牌从门口搬走，扔进了灶房里，靠在墙角，蒙上了一层灰。
价格涨回去了，客人更不来了。
之前还有一两个贪便宜的，现在连贪便宜的都没了。他的饭店门口彻底冷清了，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没有。门口那块空地上长出了野草，从砖缝里钻出来，绿油油的，比他饭店的生意还旺盛。
吴赖不蹲在门口抽烟了。他蹲在院子里，对着那棵石榴树发呆。石榴树上的石榴已经熟了，裂开了口子，露出了里面的籽，黑红黑红的，像一顆顆干涸的血珠。他伸手摘了一个，掰开来，抠了几颗籽塞进嘴里，嚼了嚼，又吐了出来。
“酸的。”他说。
吴家乐坐在堂屋里，面前摊着账本。账本上的数字他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圈得那些数字都看不清了。他知道那些数字是多少——总收入八十七块三毛，总成本四百五十二块，亏损三百六十四块七毛。
他把账本合上，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对面天宇饭店。天宇饭店门口停着七八辆车，客人进进出出，李立芬的笑声隔着公路都能听见。
他站在那里，风吹过来，吹动了他的衣角，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的中山装已经皱了，皮鞋上落满了灰，头发也不像以前那样梳得一丝不苟了。他看起来老了十岁，像一棵被虫蛀空了的树，外表还立着，里面已经空了。
周桂兰从灶房出来，站在他身后。
“家乐，”她说，“进来吧，风大。”
吴家乐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对面，看着那些车，那些人，那块木匾，那四个红字。
“桂兰，”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
周桂兰没有说话。她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
那个背影曾经很宽，很厚，能挡住所有的风雨。现在，那个背影佝偻了，瘦削了，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再也铺不平了。
“吃饭吧。”她说。
吴家乐转过身，走进屋里，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两碗粥、一碟咸菜、几个窝头。粥是稀的，能照见人影。咸菜切得很细，拌了一点辣椒油，红彤彤的。窝头是玉米面的，金黄金黄的，但凉了，有些硬。
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不烫了，温的，正好。
他低着头喝粥，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喝完了，他把碗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
“桂兰，”他说，“明天，把饭店关了吧。”
周桂兰正在收拾碗筷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
“关了也好。”她说，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省得操心。”
吴家乐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走进里屋，关上门，躺在了床上。
天花板上那只苍蝇还在，“嗡嗡嗡”的。他已经习惯了，不觉得烦了。他闭上眼睛，听着那只苍蝇的叫声，听着灶房里周桂兰洗碗的声音，听着风吹过院子里石榴树的声音。
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嗡嗡嗡的背景音，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输了。
第二天一早，吴家乐把饭店门口那块木牌摘了下来。木牌很重，他一个人搬不动，吴赖过来帮忙，两个人一起把它抬进了灶房，靠在墙角，跟那块“全场五折”的牌子并排放在一起。
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家乐饭店”，一块写着“全场五折”。字都还在，红漆黄漆，在昏暗的灶房里闪着微弱的光。
吴家乐站在灶房里，看着那两块木牌，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出灶房，走出饭店，把门锁上了。
锁是新买的，铜的，锃亮锃亮的。钥匙插进锁孔里，“咔嗒”一声，锁上了。
他把钥匙塞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确认它不会掉出来。
然后他走回家，坐在院子里，对着那棵石榴树，发了一整天的呆。
石榴树上的石榴已经熟透了，裂开了口子，里面的籽黑红黑红的，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地上，摔烂了，汁水流了一地，引来了很多蚂蚁。
蚂蚁们排着队，一只接一只地爬过来，爬上那些烂了的石榴，啃食着那些黑红色的籽。
吴家乐看着那些蚂蚁，看得出了神。
他不知道那些蚂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它们只是一直往前爬，往前爬，不管前面有什么，不管路上有多少障碍，它们只是一直往前爬。
像李天宇一样。
像那块石头地上长出来的麦苗一样。
从石缝里钻出来，不管石头多硬、土多薄、水多缺，它们活着，往前爬，往上长。
而他，像那棵石榴树，结了一树的果子，但没有人摘，熟透了，烂了，掉在地上，喂了蚂蚁。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躺在床上，面朝墙，闭上了眼睛。
墙是土墙，刷了一层白灰，白灰有些脱落了，露出里面的黄土。墙缝里有一只蟋蟀在叫，“瞿瞿瞿，瞿瞿瞿”，叫得很欢，像是在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呢？
庆祝他的饭店关门了？
庆祝他输给了那个落榜生？
庆祝他吴家乐在村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只蟋蟀叫得他很烦，烦得他想把墙拆了。
但他没有动。他躺在那里，听着那只蟋蟀的叫声，听着灶房里周桂兰切菜的声音，听着院子里风吹过石榴树的声音。
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首催眠曲。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梦里，他又站在了自家饭店门口。
但这次不一样了。饭店门口停满了车，客人进进出出，热闹得像赶集。他站在门口，笑着招呼客人，笑得脸上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
他看见李天宇从对面走过来，穿着一件白衬衫，手里端着一盘红烧肉。
“吴叔，”李天宇说，“您的饭店生意真好。”
“好，好。”他笑着说，“比你那个好。”
“那就好。”李天宇笑了笑，端着那盘红烧肉走了。
他看着李天宇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的中山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破旧的、打满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脚上的新皮鞋也不见了，是一双露着脚趾头的布鞋。
他转过身，想走进饭店，但饭店不见了。
那三间红砖红瓦的房子不见了，那块写着“家乐饭店”的木牌不见了，那些车、那些人、那些热闹，全都不见了。
他站在一片荒地上，四周全是野草和石头。
风吹过来，很冷。他抱紧了自己的胳膊，蹲了下来。
他蹲在那片荒地上，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醒来的时候，枕头又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