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乐站在自家院门口，抽着烟，看着后山的方向。

　　天已经黑了，后山上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块石头地上现在有一个三尺深的大坑，坑底露着黑油油的土，明天就要填石头、灌石灰、夯地基了。那个李家的落榜生，那个他从来没正眼看过一眼的毛头小子，要在那块“鬼见愁”上盖房子了。

　　不是土坯房，是瓦房。青砖青瓦，三间大瓦房。

　　“爸，您站那儿看什么呢？”吴赖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红薯稀饭，稀饭很烫，他一边走一边吹。

　　吴家乐没有回答，把烟头弹出去，烟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在院门口的泥地上，灭了一下，又亮了一下，然后彻底灭了。

　　“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吴家乐转身走进屋里。

　　吴赖跟着父亲进了堂屋。周桂兰正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在头发上蹭了蹭，扎进鞋底里，又拔出来，线拉得“嘶嘶”响。她抬头看了丈夫和儿子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纳。

　　“上里屋说。”吴家乐看了周桂兰一眼，推开了里屋的门。

　　里屋是吴家乐的卧室，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发黄的山水画，画上题着四个字——“前程似锦”。吴家乐坐在椅子上，吴赖坐在床沿上。门关着，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在墙上投下两个摇晃的影子。

　　“那个李大学生，”吴家乐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在盖房子。”

　　“我知道。”吴赖说，“今天去他工地上看了，地基挖了三尺深，明天就要夯了。”

　　“你怎么想的？”

　　吴赖挠了挠头：“爸，我觉得……他盖就让他盖呗。一个破饭店，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吴家乐看着儿子，目光像刀子一样。吴赖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低下头，不说话了。

　　“你觉得？”吴家乐的声音提高了半度，“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学会‘觉得’了？我问你，他那个饭店盖起来，生意做起来，咱家在村里是什么位置？”

　　吴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咱家是村长，”吴家乐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脚步很重，踩得楼板“咚咚”响，“大龙村几十年来，一直是吴家说了算。你太爷爷的时候是，你爷爷的时候是，我当村长这十几年也是。为什么？因为咱家有钱有势，村里人怕咱家，求咱家。地是咱家分的，水是咱家管的，补助是咱家批的。村里人想办什么事，不跟咱家打招呼，办不成。”

　　他停下来，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吴赖。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李天宇那个饭店要是盖起来，生意要是做起来，他就有了钱，有了势。村里人就不求咱家了，不求咱家，谁还听我的？我这个村长，就成了摆设！”

　　吴赖低着头，手指在床沿上抠着，把床沿上的漆抠掉了一小块。

　　“爸，那您说怎么办？”

　　吴家乐转过身来，看着儿子。煤油灯的光线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像刀刻的一样。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亮得有些瘆人。

　　“不能让他把饭店盖起来。”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去把地基给他刨了。”吴赖站起来，攥着拳头，“今天晚上就去，带上刘大愣和马三，趁天黑没人看见，把他那个坑填了，把砖给砸了。”

　　“坐下。”吴家乐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吴赖坐下了。

　　“不能蛮干，”吴家乐说，“要动脑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煤油灯的光线下翻腾、扩散，像一条灰色的蛇。

　　“你上次拔他的麦苗，怎么样？他告到派出所了，不是？要不是我出面，你就要被拘留。这次你要是去刨他的地基，那是破坏生产，不是拘留几天的事了，是要判刑的。”

　　吴赖不说话了。他想起上次的事，心里还有些后怕。派出所的王警官来了，黑着脸，说要带他走。父亲说了半天的好话，又赔了五十块钱，才把他保下来。那五十块钱，是父亲贪污村里的公款补上的，至今还没还上。

　　“那怎么办？”吴赖的声音有些发虚，“就让他盖？”

　　“我说了，不能蛮干，要动脑子。”吴家乐又吸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在地上，“他不是要在那块地上盖饭店吗？那块地是谁分给他的？是我。那块地是什么地？是荒地。荒地上能盖房子吗？按照政策，不能。他要盖房子，得有手续，得有批文。他有吗？”

　　吴赖的眼睛亮了一下：“爸，您的意思是……”

　　“去乡里告他。说他违规占地，擅自在耕地上建房，破坏农业生产。让乡里来人，把他的地基给填了，把他的砖瓦给没收了。让他盖不成。”吴家乐把烟头摁灭在桌角上，摁了一个黑印子。

　　“这个主意好！”吴赖一拍大腿，“动脑子，还是我爸会动脑子！”

　　“别高兴得太早。”吴家乐摆了摆手，“这事得做得漂亮，不能让乡里看出来是咱们告的。要找一个外人，跟咱们没关系的人，去乡里递话。”

　　“找谁？”

　　吴家乐想了一会儿，说：“马德胜。他是会计，在村里有身份，说话别人信。而且他跟李天宇没仇，乡里不会怀疑是他告的。”

　　“马德胜？”吴赖皱了皱眉，“他行吗？他胆子小，怕事。”

　　“所以你去跟他说。”吴家乐看着儿子，“你去跟马德胜说，这是为了村里的利益，不能让李天宇随便占地。以后村里人都有样学样，都在耕地上盖房子，那还种不种地了？让他以会计的身份，去乡里反映情况。不是告状，是‘反映情况’。”

　　吴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搓了搓手：“我现在就去。”

　　“急什么？”吴家乐瞪了他一眼，“大半夜的，你去找马德胜，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咱家在搞鬼？明天，明天上午你去。找个没人的时候，单独跟他谈。”

　　“行。”吴赖点了点头。

　　吴家乐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周桂兰还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线拉得“嘶嘶”响，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桂兰，”吴家乐说，“去给赖子盛碗饭，他还没吃呢。”

　　周桂兰放下鞋底，站起来，走进灶房。她没有看丈夫，也没有看儿子，低着头，从锅里舀了一碗红薯稀饭，端到吴赖面前。吴赖接过去，喝了一口，烫得吸溜了一下嘴。

　　“妈，今天李天宇那个工地上，来了好多人。”吴赖一边喝稀饭一边说，“赵德厚当大工，王老头当小工，连刘婶都去帮忙做饭了。马三和刘大愣也去了，说是去帮忙搬石头。”

　　周桂兰的手顿了一下。

　　“马三和刘大愣去了？”吴家乐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他们去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吴赖说，“马三说是去看看热闹，结果就被叫去干活了。搬了一下午的石头，累得跟狗似的。”

　　“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吴家乐骂了一句，“马三他爹马德胜还是咱家的人呢，马三倒跑去给李天宇干活了！”

　　“爸，要不要我明天去骂他一顿？”

　　吴家乐摆了摆手，想了想，说：“不用。马三去就去吧，正好。他去了，看见李天宇那些砖瓦放在哪儿、地基挖了多深、什么时候上梁，咱们就知道了。让他当个眼线。”

　　吴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爸，还是您想得周到。”

　　吴家乐没有笑。他坐在椅子上，又抽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把他包围了，他的脸在烟雾中忽隐忽现，像一尊泥塑的菩萨，看不出任何表情。

　　周桂兰端着鞋底，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来，一针一针地纳着。针扎进鞋底里，又拔出来，线拉得“嘶嘶”响。她的手很稳，每一针的距离都一样，线拉得一样紧，鞋底上的针脚整整齐齐的，像一排列队的士兵。

　　她什么都听见了。

　　从丈夫说“不能让他把饭店盖起来”的时候，她就听见了。从儿子说“我去把地基给他刨了”的时候，她就听见了。从丈夫说“去乡里告他”的时候，她就听见了。

　　她的手指在那根针上握得很紧，紧得指节发白，但她没有停下。一针，一针，一针，线拉得“嘶嘶”响。

　　她想起了那天晚上——李立飞病倒的那个晚上。

　　她让吴丽娜去送鸡蛋。吴丽娜问她：“妈，咱家跟李家不是有仇吗？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她说：“丽娜，有些事你不懂。李家那个孩子，是个好孩子。他爹病了，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后来她又让吴丽娜去送了一次，还带了一句话——“你爸的病不能拖，赶紧送青阳。”

　　她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用，但她觉得，她应该说。她不能让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在家里，因为没人告诉他该怎么做。

　　她还记得那个孩子跪在院子里，用一根缝衣针刺进他父亲的穴位时，眼睛里那种光。那种光不是恨，不是怨，是不认命。

　　那个孩子不认命。

　　她看了四十多年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眼睛。

　　“嘶——”线拉到头了，她咬断线头，把针插在线团上，把鞋底翻过来看了看。鞋底很厚，针脚很密，踩上去应该很舒服。

　　这双鞋是给吴家乐做的。她每年给他做一双，做了二十多年，从他们结婚那年就开始做。他的脚大，尺码不好买，只能自己做。她闭着眼睛都能做，每一针都恰到好处，每一线都结实牢靠。

　　她给他做了二十多年的鞋，他穿着她做的鞋，走了二十多年的路。

　　有些路走得对，有些路走得不对。

　　但她只是一个做鞋的女人，她不能替他去走路。

　　她站起来，把鞋底和针线收进笸箩里，端着煤油灯，走进了里屋。吴家乐已经躺下了，面朝里，背朝外，鼾声很轻，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假睡着了。

　　她把煤油灯放在桌上，吹灭了。

　　黑暗像水一样涌进来，灌满了整个屋子。

　　她躺下来，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老鼠跑过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像有人在头顶上说话。

　　她想起了李天宇的母亲王兰英。

　　王兰英的眼睛在青阳市人民医院治好了，是李天宇治好的。她听吴丽娜说的。吴丽娜说，王兰英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是个俊姑娘”，眼睛亮亮的，一点都不像瞎了十几年的人。

　　十几年。王兰英瞎了十几年，现在能看见了。

　　而她，什么都看得见，却像瞎了十几年。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土墙，刷了一层白灰，白灰有些脱落了，露出里面的黄土。墙缝里有一只蟋蟀在叫，“瞿瞿瞿，瞿瞿瞿”，叫得很欢，像是在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呢？

　　庆祝那块石头地上要盖房子了？庆祝那个不认命的孩子要在这块地上开出花来？

　　她不知道。

　　她闭上眼睛，听着那只蟋蟀的叫声，听着丈夫的鼾声，听着儿子在隔壁屋里翻来覆去的声音。

　　她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吴赖去了马德胜家。

　　马德胜家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养着几只鸡，种着一棵石榴树。石榴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几片黄叶挂在枝头，在晨风中摇摇欲坠。

　　吴赖推开院门走进去的时候，马德胜正蹲在院子里洗脸。他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在手心里，往脸上泼，泼了一遍又一遍，泼得满脸都是水。他从肩膀上扯下毛巾，擦了擦脸，看见吴赖走进来，愣了一下。

　　“建设？这么早？”

　　“马叔，”吴赖走过去，蹲在马德胜旁边，“我有事跟您说。”

　　马德胜看了看四周，院子里没有别人。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把毛巾搭在晾衣绳上，指了指屋里：“进来说。”

　　两个人进了堂屋。马德胜的妻子在灶房里烧火，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啥事？”马德胜坐在椅子上，给吴赖倒了一碗水。

　　吴赖没有喝水，他凑近马德胜，压低声音说：“马叔，我爸让我来跟您说个事。那个李天宇，在后山那块地上盖房子，您知道吧？”

　　“知道。”马德胜点了点头，“昨天动工的，动静不小，全村都知道了。”

　　“那块地是什么地？是耕地。耕地上能盖房子吗？按照政策，不能。”吴赖把父亲教他的话，一字一句地重复出来，“马叔，您是村里的会计，您得为村里的利益着想。要是李天宇开了这个头，以后村里人都有样学样，都在耕地上盖房子，那咱们村还种不种地了？”

　　马德胜端着碗，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碗沿上摩挲着，一下一下的，很慢。

　　“我爸的意思是，”吴赖继续说，“您以会计的身份，去乡里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是告状，是‘反映情况’。让乡里来人看看，该拆的拆，该填的填，不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在村里蔓延。”

　　马德胜把碗放在桌子上，碗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当”的一声。

　　“建设，”他说，“你跟叔说实话，这是你爸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我爸的意思。”吴赖说。

　　马德胜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缭绕着。

　　“建设，你回去跟你爸说，”马德胜说，“这事我得想想。不是不想帮，是不能莽撞。李天宇那个饭店，听说是要办手续的。他要是手续齐全，我去乡里反映情况，就是告黑状，是要负责任的。”

　　“他有什么手续？他有屁的手续！”吴赖急了，声音大了起来，“他就是个种地的，懂什么手续不手续？”

　　“你先别急。”马德胜摆了摆手，“你回去跟你爸说，我先打听打听，看看李天宇那边到底办没办手续。要是没办，我去说；要是办了，那就另想办法。”

　　吴赖站起来，脸色有些不好看。他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马德胜这个老滑头，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行，马叔，那我先走了。”吴赖转身往外走。

　　“建设，”马德胜叫住他，“你回去跟你爸说，有些事，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时代变了，不能老用老办法。”

　　吴赖没有回头，推开院门走了出去。

　　马德胜坐在椅子上，又抽了一根烟。

　　烟抽完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站在石榴树下。石榴树上挂着几个没摘完的石榴，已经干瘪了，裂开了口子，露出了里面的籽，黑红黑红的，像一顆顆干涸的血珠。

　　他伸手摘了一个，握在手心里，捏了捏，石榴已经软了，一捏就扁了，汁水从指缝间流出来，黏糊糊的。

　　他松开手，石榴掉在地上，摔烂了。

　　马德胜回到屋里，对正在灶房里忙活的妻子说：“我去一趟乡里。”

　　妻子探出头来：“去乡里干啥？”

　　“有点事。”马德胜没有多说，换了件干净的衣服，走出了家门。

　　吴家乐站在自家院门口，看着马德胜从村东头走出来，沿着村口的路往乡里方向走。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原状。

　　他转过身，走进院子里，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翻开来，假装在看。

　　报纸是昨天的，新闻他早就看过了。

　　但他需要假装在看。

　　因为他要让周桂兰以为，他什么都在做，又什么都没做。

　　周桂兰在灶房里洗碗，碗碟碰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她没有看丈夫，但她知道他在看报纸。

　　她也知道，那张报纸是昨天的。

　　她还知道，马德胜往乡里方向走了。

　　她什么都知道。

　　但她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低着头，把那些碗碟一只一只地洗干净，一只一只地码好，码得整整齐齐的，像她纳鞋底时的针脚一样，一丝不苟，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