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瓦厂在青阳市东郊，离大龙村六十多里路。
李天宇天不亮就起来了。他穿上前天晚上洗干净的蓝布衫，把头发用水抿了抿，站在院子里让王兰英看了看。王兰英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伸手把他衣领翻好，又把他肩膀上的线头揪掉。
“去买砖瓦，又不是去相亲。”李立飞坐在竹椅上，看着儿子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样子，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爸，周大哥帮了咱家这么多忙，我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去见人家。”李天宇说。
王兰英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双半新的解放鞋，让李天宇换上。他脚上那双布鞋已经磨得露出了脚趾头，实在穿不出门。李天宇蹲下来换鞋的时候，王兰英把一个布包塞进他手里。布包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一沓钱，还有几个红薯面窝头和一小罐咸菜。
“钱你拿好，”王兰英压低声音，“别在路上丢了。饿了就吃窝头，别花钱买吃的。早去早回。”
李天宇把布包揣进怀里，拍了拍，确认揣结实了，然后扛起一个蛇皮袋——那是准备用来装东西的——走出了家门。
天刚蒙蒙亮，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鸡叫从远处传来。他沿着村口的土路往公路方向走，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公路边。他站在那里等车，清晨的风有些凉，吹得他衣服贴在身上，有些冷。
六点刚过，周建军的蓝色解放牌卡车从青阳方向开过来了。
车子在李天宇面前停下来，扬起的灰尘扑了他一脸。周建军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脸上带着笑。他今年三十二岁，比李天宇大十四岁，但跟李天宇说话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的，一点没有老板的架子。
“李大夫，等久了？”周建军推开车门，让李天宇上车。
“没等多大会儿。”李天宇把蛇皮袋扔进后车厢，爬上了副驾驶座。
驾驶室里有一股汽油味和烟味，座位上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积了一层褐色的茶垢。周建军把茶杯拿起来，放到仪表盘上面，发动了车子。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整个驾驶室都在抖。
车子沿着公路往青阳方向开去。李天宇看着窗外的景色——那些他熟悉的田地、山丘、村庄，在晨光中慢慢往后退。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露出了一小半，把半边天染成了橘红色。
“李大夫，”周建军一边开车一边说话，“你那个饭店，打算盖多大？”
“不大，”李天宇说，“三间瓦房，一间厨房，两间堂屋，能摆个七八桌就行。”
“砖买了多少？”
“五千块。”
周建军吹了一声口哨：“五千块砖，够盖三间大瓦房了。你这饭店不小啊。”
“我想着，以后生意好了，还能再扩。”李天宇说，“地边上还有空地，不够了再接。”
周建军看了他一眼，笑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意思——明明现在什么都没有，连砖瓦都还没买回来，但脑子里已经把以后扩建成什么样都想好了。
“砖瓦厂的老板我熟，”周建军说，“姓刘，跟我打过好几年交道了。人实在，不会坑你。砖价我给你问了，青砖五分钱一块，别人拿是这个价，你拿也是这个价。瓦片两分钱一片，一分都不能少。”
“这个价已经很好了。”李天宇说。他在心里算了算账——五千块砖，五分一块，就是二百五十块；三千片瓦，两分一片，就是六十块。加上运费，三百多块。这是他从那五千多块里分出来的一笔大钱，但他知道，这钱不能省。饭店盖不起来，什么都白搭。
“周大哥，”李天宇转过头来，“运费您说个数，我不能让您白跑。”
“说什么运费？”周建军摆摆手，“我顺路拉一趟，不费事。你要是不好意思，等饭店盖好了，我去吃顿饭，你请我吃一碗红烧肉就行。”
“那不行，”李天宇说，“油钱总要给的。”
“李大夫，”周建军的声音认真起来，“你救了我爹的命。我跟你说过，这辈子我欠你的。你要是再跟我提油钱，那就是打我周建军的脸。”
李天宇不说话了。他知道，有些人的恩情是不能用钱还的。你越跟他算钱，他越觉得你看不起他。
车子开了快一个小时，到了青阳市东郊。砖瓦厂在公路边上，远远就能看见那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红色砖垛。厂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青阳市东郊砖瓦厂”几个大字，油漆已经褪色了，但字还看得清。
周建军把车停在厂门口，带着李天宇往里走。
厂区里很热闹，拉砖的拖拉机、卡车进进出出，扬起满天灰尘。工人们光着膀子搬砖，汗水把脊背冲出一条一条的道子。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烧焦后的味道，有些呛人，但李天宇觉得这味道很好闻——这是建设的味道，是盖房子的味道，是他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
刘老板从办公室里迎出来。四十多岁，矮胖矮胖的，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袖口挽到了胳膊肘。他手里夹着一根烟，脸上堆着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建军！”刘老板喊了一声，走过来拍了拍周建军的肩膀，“这么早？”
“老刘，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李大夫。”周建军指了指李天宇。
刘老板上下打量了李天宇一番，目光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停留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来：“李大夫，久仰久仰。你救建军老爹的事，我听说了。好样的，年轻有为。”
李天宇握了握他的手，手心全是汗。不知道是自己的汗，还是刘老板的汗。
“刘老板，我想买五千块砖，三千片瓦。”李天宇直接说了来意。
“行。”刘老板把烟叼在嘴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砖现在有货，青砖，红砖也有，你要哪种？”
“青砖。”李天宇说。他问过村里的老人，说青砖结实，盖房子百年不倒。红砖便宜一些，但不经用，年头长了就酥了。他要盖的是饭店，要长久用的，不能图便宜。
“青砖五分一块，”刘老板在本子上记了一笔，“五千块砖，二百五十块。瓦片两分一片，三千片，六十块。一共三百一。你是建军带来的人，零头我给你抹了，三百。”
“行。”李天宇说。他没有还价。这个价已经很公道了，再还价就是不识好歹了。
刘老板叫来两个工人，带着李天宇去挑砖。
砖垛在厂区后面，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地码着，像一堵堵红色的城墙。李天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砖。他站在砖垛前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码得比他个子还高的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他在大龙村住了十八年，住的都是土坯房。墙是黄土夯的，屋顶是茅草盖的，下雨天漏水，冬天漏风。他从小到大，住的都是那样的房子。他从来不知道，砖可以这么整齐，这么结实，这么好看。
他走过去，蹲下来，拿起一块青砖。砖很沉，比他想的重得多。砖的表面很粗糙，摸上去沙沙的，有些硌手。他把砖翻过来看了看，上面印着一个“青”字，是厂里的标记。
“这块砖多重？”他问工人。
“四五斤吧。”工人说，“一车砖五千块，两万多斤，十吨出头。”
十吨。李天宇掂了掂手里的砖，把它放回砖垛上。他直起腰，看着那堆砖，在心里估算着——五千块砖，够不够盖三间瓦房？墙要砌多厚？地基要挖多深？他脑子里转着这些问题，有些是他从村里的老人那里问来的，有些是他自己琢磨的，有些他还想不明白。
但他不着急。他想不明白的事，可以问赵叔，可以问王大爷，可以问村里那些盖过房子的人。他不会的事，可以学。他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会种地，他学了；不会打井，他学了；不会盖房子，他也可以学。
“李大夫，砖挑好了没有？”周建军从厂区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泡着浓茶，茶叶多得像是要把杯子撑破。
“挑好了。”李天宇说，“就这批。”
工人开始往车上搬砖。
五千块砖，三千片瓦，装满了整整一车。
搬砖的时候，李天宇没有站在旁边看着。他把蓝布衫脱了，搭在旁边的砖垛上，卷起袖子，跟工人一起搬。一块砖四五斤重，他一趟搬十块，四十多斤，从砖垛搬到车上，来回走了几十趟。工人的速度比他快，但他没有停下来歇，咬着牙跟着搬。
太阳越升越高，晒得他的脊背发烫。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蛰得生疼。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搬。他的手心又磨出了水泡——上次开荒磨破的伤口刚结痂，现在又磨破了。他没有管，搬砖的时候血蹭在青砖上，把砖面染红了一小片。
刘老板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这个年轻人光着膀子搬砖的样子，转过头对周建军说：“你这个李大夫，不简单。”
周建军端着茶杯，看着李天宇的背影，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砖搬完了，瓦也装好了。卡车后车厢被塞得满满当当，青砖码得整整齐齐，瓦片用草绳捆着，码在砖上面。整个车被压得往下沉了一截，轮胎都有些瘪了。
李天宇穿上蓝布衫，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他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窝头，递给周建军：“周大哥，吃点东西。”
周建军接过窝头，咬了一口。窝头是玉米面的，有些硬，嚼起来费劲，但有一股粮食的香味。李天宇自己也拿起一个，蹲在车旁边，就着咸菜啃窝头。
“李大夫，”周建军嚼着窝头，含混不清地说，“你这饭店盖起来，我第一个来吃。”
李天宇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周大哥，您来了，我给您做最好的红烧肉。”
“我不要最好的，”周建军说，“我就要你亲手做的。你做的菜，跟我爹做的一个味。”
周建军的父亲是李天宇在青阳市人民医院治好除了他父母亲之外第一个病人。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双眼几乎失明了八年，被儿子用轮椅推到李天宇面前，颤巍巍地就要跪下。李天宇用一根缝衣针，让他在四十分钟后重见了光明。老大爷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儿子的脸，老泪纵横，抓着李天宇的手不肯松开。
那双手，那双枯瘦的、颤抖的、满是老年斑的手，一直留在李天宇的记忆里。那双手让他知道，他学医不是没有用的。那双手让他知道，他的传承不是白给的。那双手让他知道，他可以救人，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远。
“周大哥，”李天宇把最后一口窝头咽下去，“您父亲身体还好吗？”
“好着呢。”周建军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眼睛好了以后，人精神多了。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遛弯，下午跟老伙伴们下棋，晚上看电视看到十点多才睡。前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大龙村看看，看看李大夫的家是个什么样。”
“等饭店盖好了，您带老爷子来。我给他做顿好的。”
“行。”周建军把搪瓷杯里的茶一饮而尽，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吧，该回去了。路远着呢。”
车子从砖瓦厂出来，沿着公路往大龙村的方向开。
驾驶室里比来的时候挤了很多，因为后车厢装满了砖瓦，车头有些往上翘，坐起来有些不稳当。周建军开得很慢，不敢开快，怕颠簸把瓦片颠碎了。
李天宇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只手扶着仪表盘，一只手摸着怀里的布包。布包里还剩多少钱他已经算过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块六毛，减去打井的一百二，减去买砖瓦的三百，再减去这些天买种子、买化肥、买农具花的几十块，还剩四千八百多块。
这些钱，还要盖房子、买桌椅板凳、买锅碗瓢盆、买食材调料、办各种手续。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一分都不能浪费。
“李大夫，”周建军忽然开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帮你吗？”
李天宇转过头看着他。
“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爹。”周建军说，“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但还有一个原因。”
他停顿了一下，双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公路很窄，弯道很多，对面偶尔有车开过来，扬起一路的灰尘。
“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周建军说，“十六七岁，刚从学校出来，也在农村待着。我爹身体不好，我娘一个人撑着家里。我也想干点事，想出人头地，但没那个胆，没那个脑子，也没那个本事。我在家里种了三年地，后来又去工地上搬了两年砖，再后来跟人学开车，东拼西凑买了这辆卡车，跑运输，跑了快十年了，才算有个模样。”
他转头看了李天宇一眼，又转回去看路。
“你知道我第一趟活拉的是什么吗？”
李天宇摇了摇头。
“砖。”周建军说，“跟你一样，从砖瓦厂拉到工地上。一趟挣了十五块钱。拿到那十五块钱的时候，我哭了。真的哭了。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我知道，我能养活自己了，不用靠我爹娘了。”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
“我帮你，不是可怜你。我是觉得，你比我强。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连个像样的想法都没有。你不一样，你有想法，有胆子，有手艺，还有一颗良心。你这样的人，不该被埋没在那块石头地里。”
李天宇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有一个东西在翻涌。那不是感动，不是感激，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一颗种子，被人浇了水，正在破土而出。
“周大哥，”沉默了很久之后，他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知道。”周建军说，“你要是让我失望了，我就把红烧肉的钱要回来。”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车子过了清平河的桥，拐进了通往大龙村的土路。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厉害。后车厢的砖瓦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像一首没有节奏的歌。
李天宇从车窗里往外看，看见了那片熟悉的山，那条熟悉的河，那棵熟悉的老槐树。再过一会儿，就能看见后山那块石头地了。
他在心里算着——砖有了，瓦有了，地基已经打好了，井已经出水了，赵叔答应来当大工，王大爷答应来当小工，村里几个年轻人也说要来帮忙。万事俱备，只差开工了。
他想起了昨天晚上，王兰英坐在枣树下跟他说话。
“天宇，你盖这个饭店，不怕吴家闹事？”
“怕。”
“那你还盖？”
“怕也要盖。妈，我不是为了跟吴家斗气。我是为了咱家。爸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了。秀兰和天明还要上学。咱家要翻身，光靠种那几亩地不行。我得找条路出来。饭店，就是我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路。”
王兰英沉默了很久，然后伸出手，像他小时候那样，摸了摸他的头。
“天宇，你长大了。”
车子在大龙村口停下来。村里人看到那满满一车的青砖和瓦片，都围了上来。
“哎呀，这么多砖！天宇这是要盖大房子了！”
“青砖！五分钱一块呢！这得花多少钱啊！”
“人家在城里挣到钱了，回来盖饭店了！”
“什么城里挣到钱，人家在医院给人治病，病人送的！”
议论声此起彼伏，像一群麻雀在叫。李天宇没有理会那些声音，他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后车厢，开始往下搬砖。周建军也下来帮忙。
吴赖站在老槐树下，手里夹着一根烟，眯着眼睛看着那车砖瓦。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指在发抖。烟灰掉下来，烫了他的手背，他“嘶”了一声，把烟甩在地上，用脚踩灭了。
“大哥，”马三凑过来，压低声音，“这李大学生真的要盖饭店了。咱怎么办？”
吴赖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刘大愣和马三对视了一眼，跟着他走了。
李天宇没有看见吴赖走。他甚至没有往老槐树那边看一眼。他正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搬着那些青砖。砖很沉，沉得他胳膊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但他的心里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像一只翅膀有点歪的纸鹤，像一根不知道是什么鸟的白色的羽毛。
他把一块砖放在地上，直起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太阳已经偏西了，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的山头。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山坡脚下，像一个巨人躺在地上。
他转过身，看着那辆装满砖瓦的卡车，看着那些青砖和瓦片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看着周建军靠在车门上抽烟，看着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说了一句——
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