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复明的消息传出去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诊室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来的人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多，走廊上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混杂着汗味、药味和一种说不清的焦灼。有人在低声议论，有人在默默祈祷，有人手里攥着病历本，指节发白。他们大多数是来看眼病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各样的眼病，各种各样的求医无门。
人群中，一个老大爷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走廊那头推过来。他七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但衣服上全是褶子，像是从箱子底翻出来的。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眼睛眯成一条缝，几乎看不见眼珠。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又粗又黑，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那是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手。
推轮椅的是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脸晒得黝黑，眉头紧锁。他的眼睛也是红的，不是熬夜的红，是哭过的红。他推着轮椅在走廊上慢慢地走，避开人群，怕撞着人，也怕被人撞着。轮椅是旧的，轮子不太好使，推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走廊上格外刺耳。
他们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老大爷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他的嘴唇偶尔动一下，不知道在念叨什么。中年男人站在他身后，两只手扶着轮椅的把手，不时踮起脚尖往前看一看，看看队伍还有多长。
排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轮到他们了。
中年男人推着轮椅进了诊室。诊室不大，但很整洁。墙上挂满了锦旗，红彤彤的一片。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拿着一根银针，正在给前一个病人起针。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精细的活。
“李大夫，”中年男人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哑，“我们是来求您治眼睛的。我爸的眼睛看不见好几年了，听说了您的事，从清河县赶来的。昨天晚上就到了，在医院门口坐了一夜。”
李天宇放下银针，站起来，走到轮椅前面。他蹲下来，平视着老大爷的脸。老大爷的眼睛闭着，眼皮松弛地垂下来，像两扇关着的门。眼角的皱纹很深，像干裂的土地。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胸口的起伏很大，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大爷，”李天宇轻轻地叫了一声，“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老大爷的眼皮动了一下。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眼珠混浊发白，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雾。他朝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头，努力地想看清什么，但什么都看不见。他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在空中摸索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大夫，”他的声音很低，很哑，像砂纸磨出来的，“我听得见。我的耳朵好使。眼睛不好使，好几年了。看不见了。”
“大爷，您别急。我先给您看看。”
李天宇把老大爷的手从轮椅扶手上拿过来，放在脉枕上。三根手指搭上去，闭上眼睛。脉象沉细而涩，是气血两虚、瘀血内阻的表现。他睁开眼睛，把真气凝聚在双眼上，开启了透视。视线穿过眼皮、角膜、晶状体、玻璃体，他看见了那层混浊的晶状体——像一块煮熟的鸡蛋清，完全失去了透明度，光线被挡在外面，一点都透不进去。白内障，成熟期，跟母亲的病差不多，比他母亲的还重一些。晶状体已经硬化了，像一块石头，紧紧地卡在瞳孔区。这种情况，就算做手术，难度也很大。
但能治。
李天宇站起来，从布包里抽出三根银针，用酒精棉擦了擦。老大爷的儿子站在旁边，看着那些细细长长的针，脸色有些发白，但没有出声。
“大爷，我要给您扎针了。不会很疼，您放松。”
“我不怕疼。你扎吧。”老大爷的声音很平静。
第一针，睛明。眼眶内侧，凹陷处。进针三分，捻转，得气。真气从针尖涌出来，顺着眼部经络往深处走。李天宇闭上眼睛，用透视能力“看见”了那层混浊的晶状体。真气像温水一样流过去，开始冲刷那些硬化的混浊物——很慢，比母亲的治疗慢得多，因为这些混浊物已经硬化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真气。
第二针，攒竹。眉头凹陷处。进针三分，捻转，得气。真气从另一个方向涌来，与睛明的真气汇合，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在晶状体上。他“看见”那些硬化的混浊物在真气的冲刷下慢慢软化，从石头变成了泥土，从泥土变成了沙砾，从沙砾变成了尘埃。
第三针，太阳。眉梢和外眼角之间。进针三分，捻转，得气。真气从侧面进入，把整个眼球包裹起来。老大爷的眼眶开始发热，不是烫的那种热，是温暖的那种热。他的眼皮在微微跳动，睫毛在轻轻颤抖，他的身体开始放松了。
第四针，光明。小腿外侧。进针一寸，捻转，得气。真气从腿上升起来，沿着经络走到头部。四路真气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更强的力量。他“看见”那些混浊物消散得更快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诊室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老大爷的儿子站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他的手攥着轮椅的把手，攥得指节发白。
三十分钟过去了。四十分钟过去了。
李天宇的额头上全是汗，后背的衣服湿透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但他的呼吸很稳，真气在丹田里有条不紊地升起，源源不断地涌向针尖。那些混浊物在真气的冲刷下继续消散，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除，但比刚才薄了很多。光线已经能透进去一部分了。
他缓缓拔出银针，用酒精棉擦了擦，放回布包里。
“大爷，您试着睁开眼睛。”
老大爷慢慢地睁开眼睛。
先是左眼，睁开一条缝，又闭上了。再睁开，再闭上。像是在适应什么。然后右眼也睁开了。两只眼睛都睁开了。
他看见了。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薄纱。但看见了。他看见了光——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金黄色的，暖暖的。他看见了颜色——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窗帘，红色的锦旗。他看见了形状——一个圆形的灯，方形的桌子，长条形的板凳。然后他看见了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站在他面前，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建军，”他叫了一声，声音在抖，“建军，你在哪？”
中年男人从角落里冲过来，蹲在轮椅前面，把脸凑到父亲面前。“爸，我在这。你看见我了？”
老大爷伸出手，摸到了儿子的脸。从额头摸到眉毛，从眉毛摸到眼睛，从眼睛摸到鼻子，从鼻子摸到嘴巴。他的手指在颤抖，但摸得很仔细，像是在确认什么。
“建军，你瘦了。”他说，“脸上都没肉了。”
中年男人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他蹲在地上，把脸埋在父亲的膝盖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没有哭出声，但那种无声的哭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老大爷的手放在儿子的头上，轻轻地摸着，像是在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别哭了，建军。爸看见了。爸能看见你了。”
老大爷抬起头，看着李天宇。他的眼睛还是混浊的，但不再是一潭死水——那里面有光，有泪，有一种失而复得的狂喜。他抓着轮椅的扶手，使劲撑着，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的腿在抖，膝盖在抖，整个人都在抖，但他咬着牙站住了。他松开轮椅的扶手，往前迈了一步，膝盖一弯就要跪下。
李天宇赶紧伸手扶住了他，两只手架着他的胳膊，把他稳稳地托住。“大爷，您别这样。您跪了我受不起。”
“小神医，”老大爷的声音在哭，“你是我的恩人。我这条命不值钱，但我的眼睛值钱。我看不见好几年了，我以为我再也看不见了。我连我孙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孙子今年五岁了，我只看过他刚出生时候的照片，后来就看不见了。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他长高了没有，长胖了没有，长得像不像我。我想了五年了。”
他抓着李天宇的手，不肯松开。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小神医，我没有钱。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穷，拿不出钱。我只有这条命。你要是不嫌弃，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大爷，我不要钱。”李天宇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我给您治病，不是图您的钱。您病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就高兴了。”
老大爷愣在那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他的眼泪还在流，但那不是哭，是高兴——高兴得不知道该说什么，高兴得只能流泪，高兴得想跪下来磕头，但被人扶住了，跪不下去。
中年男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眼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双手递到李天宇面前。名片上印着几个字——“建军运输，周建军。”下面是电话。
“李大夫，我姓周，周建军。我是做运输生意的。”他的声音还在抖，但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你救了我爸的命，我这辈子欠你的。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管什么事，你尽管开口。我能办的一定办，办不到的想办法办。”
李天宇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放进口袋里。他扶着老大爷坐回轮椅上，帮他掖了掖腿上的毯子。“大爷，您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再来，我再给您扎一次。您的眼睛不是一天就能完全好的，需要治一段时间。但您放心，我会一直给您治，直到您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您孙子为止。”
老大爷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周建军推着轮椅走出诊室，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过头。“李大夫，你的大恩大德，我周建军记一辈子。”然后他推着轮椅走了。走廊上的人自动让开了一条路，看着这对父子从人群中穿过，看着老人的手从轮椅扶手上抬起来，朝他们挥了挥，看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走廊上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小神医真神了。”“那是当然，他妈的眼睛就是他治好的。”“我听说是白内障，不用开刀，扎几针就好了。”“这要是真的，那得省多少钱啊。去医院开刀，少说也要几百块。”
议论声越来越大，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往前挤，有人在大声喊“让我先看”，有人在争吵谁先谁后。陈医生从护士站走过来，双手叉腰喊了一嗓子，走廊上又安静了下来。
李天宇站在诊室门口，看着走廊上那些排着队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老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拄着拐杖的，有坐着轮椅的，有被人搀着的。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试探，是渴望。他们听说了白内障可以不用开刀就能治好，听说了失明多年的眼睛可以重见光明，听说了这里有一个“小神医”。他们来了，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身上。
他转过身，走回诊室，在桌子后面坐下来。打开银针布包，三十六根银针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他深吸一口气，把真气凝聚在指尖。
“下一个。”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