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春寒料峭。

　　一艘从马赛启程的法国邮轮缓缓驶入黄浦江，汽笛声撕开了上海滩清晨的薄雾。甲板上寥寥数人，多是些归心似箭的游子，或是嗅到战争气息提前撤离的商人。在这群人之中，站着一个身量颀长的年轻男人，一袭剪裁利落的深灰色西装，外罩同色系大衣，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年纪，面容清隽，眉骨高挺，一双眼却沉得像是浸过冰水。

　　他叫谢临渊。

　　这个姓名，在上海滩已经消失了整整十五年。

　　码头上，行李搬运工操着沪语大声吆喝，苦力们光着黝黑的脊背扛着货箱穿行，空气里弥漫着江水特有的腥气、煤烟味，还有从远处苏州河飘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臭。

　　谢临渊提着皮箱踏下舷梯，皮鞋落在岸上的一刹那，他的身体有片刻的停顿。已经十五年未曾站在这片土地上了，脚下却像是踩在了某种滚烫的东西上，烫得他五脏六腑都微微发颤。

　　码头的检查站前排着长队，日本人的太阳旗在岗哨上猎猎作响。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端着刺刀，目光阴鸷地盯着每一个通过的行人。谢临渊安静地排在队伍里，面色如常。

　　“下一个。”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中国人朝他招手。

　　谢临渊走上前，将护照递过去。日本兵接过来翻了翻，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法国来的？”

　　“是。”

　　“做什么的？”

　　“生意人。做进出口贸易。”谢临渊的回答不卑不亢，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

　　翻译官打量了他一眼，见他衣着讲究、举止从容，料定是哪家大户人家的少爷，态度便缓和了几分。一番盘查后，挥手放行。

　　谢临渊微微颔首，收起护照，不疾不徐地走出了码头。直到拐过街角，脱离了岗哨的视线，他攥着皮箱把手的手指才稍稍松了开来。

　　那本护照上写的名字是谢临渊不假，但身份却是假的。在法国这十五年，他与妹妹谢明薇被管家陈叔一手带大，靠着父亲早年存在海外的资产过活。他十六岁进入法国圣西尔军校，后又辗转英国军校进修，二十岁便以优异成绩毕业。外人看来，他不过是个流落海外的富家公子，却不曾想过，这些年里他接受的不止是军事教育，还有另一重更为隐秘的身份。

　　三个月前，在巴黎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位穿着灰呢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他对面，将一份文件轻轻推了过来。

　　“谢先生，国内战局危急，日本人步步紧逼。我们需要有人回去。”

　　谢临渊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神色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问了一句：“你们要我去上海？”

　　“对。上海现在鱼龙混杂，各方势力角力，反而是最合适的潜伏之地。我们知道你外祖父董震山在上海，且与日方往来密切……”

　　“他不是我外祖父。”谢临渊打断了对方，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刀锋般的冷意。

　　中年男人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我们需要你利用这层关系，接近董震山，获取日本人的战略部署情报。具体任务，到了上海会有人与你接头。”

　　谢临渊将那摞文件合上，端起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窗外的巴黎街头，梧桐叶落了一地。

　　“好。”

　　这一个字，他说得很轻，却像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

　　马车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停下来，谢临渊抬头看着面前这栋五层楼的西式饭店，铜质的招牌在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这里就是陈叔替他提前安排好的落脚点。

　　门童殷勤地接过他的行李，大堂经理迎上来用流利的法语问候。谢临渊也用法语回应了几句，办好了入住手续。

　　走进房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房门反锁，窗帘拉严。然后解开大衣，从内侧口袋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检查了弹夹后放到枕头底下。接着打开皮箱，在夹层中取出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大宅子，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院墙森严。那扇朱红色的大门紧闭着，门口两尊石狮子威风凛凛。

　　这是董公馆，他外祖父董震山的宅邸。

　　谢临渊的手指慢慢划过照片上的大门，指尖泛白。

　　十五年。

　　十五年足够一个八岁的孩子长成二十三岁的男人，足够让仇恨在骨血里生根、抽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八岁那年的夜晚，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母亲的尖叫声，父亲倒在地上时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董震山站在血泊中冷漠如霜的面孔。

　　父亲死后，董震山以“女婿遭遇意外”为名，吞下了谢家的全部家产。母亲在丧夫之痛与生父背叛的双重打击下神志失常，被董震山关在董公馆的后院里，成了一个不人不鬼的疯子。若不是陈叔在那一夜带着他和年仅五岁的妹妹逃出来，他们怕是早已不在人世。

　　而现在，他回来了。

　　回来拿回属于谢家的一切，回来替父亲报仇，回来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使命。

　　谢临渊将照片放回皮箱，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看去。街道上人来人往，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在车流中穿梭，穿着旗袍的女子打着油纸伞款款走过，远处外滩的钟楼响起了整点的钟声。

　　这座城市繁华依旧，歌舞升平，仿佛战争不过是天边的一片阴云，尚未落到头顶。

　　但他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

　　而他，将是这暴风雨的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