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震山有一个软肋，整个上海滩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是藤田秀明，一个是董公馆的老管家丁伯，还有一个是董震山自己。

　　如今，谢临渊成了第四个。

　　事情要从那天下午说起。谢临渊照例在码头巡视完毕，正准备回饭店换身衣服，董绍康的保镖忽然开车过来拦住了他，说董老爷子让他立刻去一趟董公馆，有急事。谢临渊上了车，一路穿过法租界的林荫道，脑中飞速地转着各种可能性——是老马的事有了新进展？是藤田又在背后动了什么手脚？还是码头上那批货出了岔子？

　　到了董公馆，丁伯直接把他领到了后院。谢临渊来董公馆数次，前院正厅和后厅都去过，但后院的那扇月亮门他从未跨进去过——那里是董震山的私人居所，未经传唤任何人不得擅入。

　　月亮门后面是一座小巧的中式庭院，假山流水之间种着几丛湘妃竹，院角有一棵老桂树，树下摆着一张藤编躺椅。董震山就坐在那张躺椅上，身上盖了一条薄毯，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雪茄，脸色比平时更加灰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像是好几天没睡觉的样子。

　　“你们都下去。”董震山朝丁伯和保镖挥了挥手，等到院子里只剩下他和谢临渊两个人，才指了指旁边一张石凳，“坐。”

　　谢临渊坐下来，没有开口，只是安静地等着。他从董震山的气色和这个私密的会面地点判断，今天要谈的事与码头的生意无关，与藤田无关，甚至可能与整个董家的基业都无关。这是一个老人要找一个人说话的姿态。

　　沉默了足足有一盏茶的工夫，董震山才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娘……小时候很聪明。”

　　谢临渊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他没想到董震山会主动提起母亲。

　　“她三岁就会背《千字文》，五岁能写大字。我那时候还在码头上扛货，手上全是茧子，抱她的时候都不敢用力，怕硌疼了她。”董震山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桂树，目光有些涣散，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她娘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想把最好的都给她。后来我发了家，让她念最好的学校，穿最好的衣裳，嫁给最好的人家。”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捻着那根未点燃的雪茄。

　　“你爹谢明远，是好人。”董震山说出了这句话，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他死的那晚，我也站在院子里。你爹临死前最后看的人是我。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他眼睛里的东西了。”

　　谢临渊的心脏猛地撞击着胸腔，撞得肋骨生疼。他的手指在袖口里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但他克制住了所有的冲动，只是用一种平淡的、像是在谈论天气的语气问了一句：“他眼睛里有什么？”

　　“不解。”董震山轻轻吐出这两个字，然后忽然把脸转向谢临渊，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咄咄逼人的锋利，只剩下一种近乎疲惫的空茫，“他到死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杀他。”

　　院子里忽然安静了下来，只有风吹过竹叶的簌簌声。谢临渊觉得自己胸腔里有一团火在烧，但大脑却冷得像一块冰。他从未想过仇人会在有生之年主动与自己面对面谈论杀害父亲的场景，而且是用这种近乎忏悔的语气。

　　但转念间他立刻警觉了——这是忏悔，还是试探？

　　如果是忏悔，董震山为什么会忽然吐出多年藏匿的恶行？是出于衰老后的脆弱，还是出于另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是试探，那这就太危险了。也许董震山已经怀疑他怀揣为父报仇的目的回来，故意抛出这段旧事，看他能否保持平静。

　　“外祖父，”谢临渊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得不像是他自己的，“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我爹已经走了十五年，我娘也疯了十五年。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

　　董震山盯着他看了很久，目光在他脸上来回扫了好几遍，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得意，没有狡诈，只有一种自嘲式的苦涩：“你比你爹沉得住气。”

　　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而是从藤椅上站起身来，将那条薄毯随手搭在扶手上，背着手往屋里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谢临渊一眼：“绍康不成器，董家这一代没有能扛事的人。码头上的事你多用些心思，替我盯紧一点藤田。他和日本人虽然是一条船上的，但这条船随时都可能翻。”

　　谢临渊微微颔首：“我记住了。”

　　“去吧。”

　　走出月亮门的时候，谢临渊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老桂树。树下落了一层细碎的桂花，黄澄澄的铺了一地，像是碎金。

　　他想起了母亲昨晚在电话里说的那些疯话——董震山对母亲的愧疚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母亲的神志也许在某个角落还保有一丝清明，否则她怎么会如此精准地说出这样的话？

　　但他不敢深想。因为他不知道母亲口中那个“对不起”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夜里，谢临渊通过新启用的桂记杂货铺联络站将这一信息传递了出去。老孙很快回复：继续观察，董震山的软肋或许能成为策反的突破口，但目前仍要以获取日军物资情报为首要任务。

　　谢临渊将纸条烧掉，在跳动的火光中合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