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料亭赴宴之前，谢临渊决定先绕道去一个地方。

　　不是董公馆，也不是码头。他收到了一封由伙房老妈子辗转递出来的信——那是母亲的字迹。字迹歪歪扭扭，比他上次收到的那张纸条更加潦草，纸上沾着几滴已经干涸的泪痕和药渍。信上的内容很短，只有两句话：“账钩咬舌了，丁伯在防我。”

　　从上次他潜入董家到现在，母亲被看管的程度一直在悄然变化。账钩被董震山押在柴房，而母亲作为董家后院另一个“活口”，同样被丁伯加紧了限制。她现在每天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不到五十平米：从她住的那间西厢房到后院柴房之间那条铺满碎瓦的小径，再到厨房门口十几步的距离。更糟的是，账钩咬舌的事让她在疯病间隙中的清醒时刻变得更加痛苦——她知道那个她丈夫留下的最后知情者，正在用生命承受着为谢家守密的最后一关。

　　黄昏时分，谢临渊提前一个钟头到了虹口霍山路，确认料亭周围的情况之后便撤了回来。他想利用这段时间先去董公馆探探外墙。

　　陈叔在董公馆外围替他安排了几个流动观察哨——有一个是前些日子刚从码头招过来的年轻工头，因家事被董绍康安排在董公馆外围搬杂货，此刻已经在董家后门斜对面的巷口蹲了两个钟头。他看到谢临渊翻下黄包车，没有靠近，只是遥遥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两下脖子，那是“后门无守卫、厨房正在换班”的暗号。

　　谢临渊没有翻墙。上次的树痕已经被丁伯注意到了，此时任何贸然接近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暴露。他绕到巷尾，借着暮色的掩护攀上了一栋空了许久的旧式里弄楼。这栋楼挨着董公馆西侧厢房的外墙，从三楼阁楼半掩的百叶窗可以远远看到后院的绝大部分角落。他将半个肩膀挤进积满灰尘的窗棂，透过百叶缝隙看过去。

　　后院的老桂树上挂了一盏孤零零的马灯，树下坐着一个人影。

　　是母亲。

　　她坐在一把竹椅上，椅腿没有落到底，一头歪靠在桂树粗粝的树干上。两个丫鬟站在远处的月亮门边上小声聊天，丁伯不在场，柴房的木门紧闭着，上面挂了一把新换的铁锁。母亲没有在折纸船。她的手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苍白的头发从肩头垂下去，掩住了她已被岁月掏空大半的侧脸。

　　在疯病的间隙里，她此刻看起来像是镇定的。但谢临渊很快发现，她的嘴唇在动。她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极缓慢、极艰难地把某个词翻来覆去地默诵着，像怕忘了又像已经忘不掉。那个词，他从她嘴唇的形状认出来——明远。

　　接着他看到了一幕让他血液发凉的情景。丁伯从月亮门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丫鬟们散开，他端着碗径直走到母亲面前，动作平静地把碗往她嘴边递过去。母亲的嘴唇停住了，她没有张嘴，只是抬了一下深陷的眼。丁伯没有说话，就那么等着，直到她缓缓张开嘴，把那碗药如数咽了下去。药汁顺着她的嘴角滴在褪了色的衣襟上，她整个人木然得像一盏油尽灯枯的铜灯。

　　谢临渊几乎把窗棂的木条捏碎。他没有动。

　　撤退的时候他一再压住自己的呼吸声。从阁楼下到巷口，正好碰见那个年轻的观察哨从对街巷里若无其事地推着自行车经过。两人错身时，谢临渊压低嗓音只说了一句话：“告诉太太的药渣，每次都要设法留样。”

　　回桂记途中，他靠着桂记后屋的砖墙站了很久。明天黑木的酒局就在眼前，今晚他必须把母亲的身影从自己脑海暂时关进另一个匣子里。否则那段难以平息的怒火，会让他难以在宴席上像必要的那样，对黑木恭顺，对公文献媚，对敌人们拱手称谢。

　　谢明薇在里屋看见他进来，只是抬了一下眼睛，然后把一份整理好的文件展平放在桌上，上面盖着汇丰银行的仿制旧式账封。封里记载着一批经董家名下商号转手、却最终流入日军军需系统的可疑款项，涉资不多，但足以被黑木拿去当作内部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足够堵他的胃口。”谢明薇把文件封口仔细粘好，站起来的时候顺手抚平了他肩上沾着的一星旧墙灰，“但你不能等到他喝醉再递。一开始就递。”

　　她说完这句话便没有再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