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酉时三刻开始下的。
起初不过是几滴稀疏的水珠，打在平康坊北里的青石板路上，溅不起半点声响。沈鹤洲戴着竹笠，披着半旧的油布蓑衣，沿着醉花楼后巷的石阶缓步上行。他腰间挂着一块铜牌，上刻“万年县不良人”六字，铜牌在雨中泛着暗沉的光。
老周走在前面，矮胖的身躯裹在一件灰扑扑的麻布短褐里，腰间别着一根铁尺。他没戴笠子，雨水顺着花白的鬓角淌下来，汇入下巴上那道深深的褶皱里，再滴到胸前的衣襟上。他似乎毫不在意，脚步稳健，像一头在泥泞中跋涉了半辈子的老牛。
中元节前夜，平康坊照例热闹。各处青楼悬灯结彩，丝竹声隔着雨幕传来，被雨声搅得断断续续，像是谁家女子在低声啜泣。巷口那棵老槐树下，两个卖河灯的小贩正手忙脚乱地收拾摊子，纸灯被雨水打湿，烛火一盏接一盏地灭了。
老周忽然停住脚步，侧耳听了听。
沈鹤洲也跟着停下。他听到的只有雨声，密密匝匝的雨声，像千万根银针同时刺入泥地。远处隐约传来更鼓声——咚、咚、咚——三更了。
不对。老周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有味道。
沈鹤洲皱了皱眉。他什么都没闻到，除了雨水冲刷青石板散发出的那种潮湿的、带着苔藓气息的味道。但他没有反驳。跟了老周半年，他深知这个老不良人的鼻子比猎犬还灵。
老周拐入一条更窄的巷子。这条巷子夹在醉花楼和隔壁的鸣玉坊之间，两侧墙壁高耸，只容两人并肩而行。巷中没有灯笼，黑得像一口竖起来的棺材。雨水顺着两侧屋檐倾泻而下，在巷中汇成一道浑浊的溪流。
就是这里。老周蹲下身，铁尺从腰间抽出，拨开地上的一层浮叶和碎纸。
沈鹤洲看到了。
一只手。一只女人的手，从泥水中伸出来，手指苍白如蜡，指甲上残留着剥落的蔻丹。手腕上戴着一根细细的银钏，钏上刻着缠枝莲纹，做工精细，不是寻常物件。
沈鹤洲的心猛地一缩。他蹲下身，和老周一起将浮叶和杂物拨开。泥水之下，一具女尸渐渐显露出来。女子仰面朝天，青丝散乱，贴在苍白的面颊上。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罗裙，裙摆已被泥水浸透，紧紧裹在腿上。胸口处，衣襟被撕开，露出一片惨白的肌肤，肌肤上赫然印着一个暗红色的字——
弃。
沈鹤洲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那不是用墨写的，也不是用朱砂。那是一滩血，被什么东西按压在皮肤上，形成了这个字的轮廓。血迹已经干涸发黑，边缘凝着一层薄薄的雨膜，像一只睁着的眼睛。
老周站起身，铁尺在掌心转了个圈，插回腰间。他抬头看了看天，雨水打在他脸上，他眯着眼，像是在辨认什么。红袖。他喃喃道。
沈鹤洲一怔。你认识？
醉花楼的。老周的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排行第七，人称七娘，艺名红袖。上个月还在北里的花魁榜上挂过名。
沈鹤洲又低头看了看死者。她的面容年轻，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眉目间依稀可见生前的妩媚。但死亡已经将那份妩媚扭曲成了一种诡异的表情——嘴唇微张，像是在喊什么，又像是在笑。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映着头顶黑沉沉的天。
去报。老周说。
沈鹤洲没有动。他还在看那只手——死者的左手。确切地说，是左手的小指。那只小指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弯折着，指节处有一道整齐的伤口，骨头的白色截面在泥水中隐约可见。
这不是摔断的。沈鹤洲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一枚石子投入静水。伤口太整齐了，像被刀切的。
老周低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意外，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摆了摆手：先去报。
沈鹤洲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红袖。雨越下越大了，雨水冲刷着她的面容，将那些残妆一点一点地洗去。她躺在泥泞中，像一朵被暴风雨摧折的花，又像一个被人随手丢弃的物件。
弃。沈鹤洲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字。谁弃了她？她又弃了谁？
万年县衙在长安城东，与大兴善寺隔街相望。不良人的值房在县衙西侧一间低矮的偏院里，三间土墙瓦房，门前一棵歪脖子枣树，树干上拴着一匹瘦马。这匹马是县衙配给不良人巡夜用的，已经老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比人快不了多少。
沈鹤洲赶到值房时，屋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他们围着一张破旧的方桌，桌上摆着半坛浊酒和几碟下酒菜——一碟盐水花生，一碟酱牛肉，一碟腌萝卜。油灯昏黄，照着几张或粗犷或阴沉的面孔。
沈鹤洲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的说笑声忽然停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得像闪电划过夜空，但沈鹤洲捕捉到了。他对此早已习惯。
哟，沈书生来了。说话的是坐在桌首的赵四，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左颊上有一道刀疤，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笑起来像一条蜈蚣在爬。他端起酒碗，冲沈鹤洲晃了晃。听说你在平康坊捡着了个死人？
不是捡的。沈鹤洲解下蓑衣，挂在门后的木钉上。是巡逻时发现的。
那还不是捡的？赵四嗤笑一声。你一个被大理寺踢出来的废物，还能查出什么名堂来？
屋里响起一阵哄笑。沈鹤洲没有理会。他走到角落里自己的位置——一张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的矮桌——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布，开始擦拭脸上的雨水。
老周随后也到了。他进门后扫了一眼屋里的情形，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到沈鹤洲身边坐下。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两个热腾腾的肉饼。他把一个递给沈鹤洲。
吃。他说。验尸要费神。
沈鹤洲接过肉饼，咬了一口。饼是羊肉馅的，肥瘦相间，还带着花椒和葱花的香味。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从午后到现在粒米未进。
赵四又开口了：周叔，您可真是操心。一个窑子里死个娘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报上去，让县令大人派人来收尸就是了。
老周嚼着肉饼，慢吞吞地说：她胸口有个字。
什么字？
弃。
屋里安静了一瞬。赵四放下酒碗，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弃？什么意思？
所以要验。老周说。
验什么验！赵四一拍桌子。让仵作去验不就行了？咱们不良人就是巡街抓贼的，又不是大理寺的那些——
他说到一半，忽然意识到什么，看了沈鹤洲一眼，嘿嘿笑了两声，没再说下去。
沈鹤洲面无表情地吃完了肉饼，站起身，拿起蓑衣。
我去。他说。
没人应声。沈鹤洲也不等谁应声，推门走进了雨里。
老周看着他的背影，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摇了摇头。这个老东西。他低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说谁。
沈鹤洲回到平康坊时，雨势稍减，但天色更暗了。中元节前夜的平康坊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氛——各处楼阁的灯笼在雨中摇曳，光影明灭不定，像无数只眼睛在暗中窥视。街巷中偶尔传来几声笑闹，又很快被雨声吞没，留下更深的寂静。
他用蓑衣遮住尸体，从值房里取了一盏油灯和一套验尸用的工具——一把小刀、一根银针、一卷细麻布、几只瓷碗。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置办的，不良人的值房里没有这些。半年前他在大理寺时，用的都是上好的器具，刀是精钢打造的验尸刀，针是纯银的探毒针。如今这些东西都留在了大理寺，连同他曾经的身份。
沈鹤洲蹲在红袖身旁，将油灯放在一旁的台阶上。灯光在雨中瑟缩，照出方寸之地。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验尸。
他先检查了死者的面部。瞳孔散大，口唇青紫，颈部无勒痕或掐痕，鼻腔内有少量泥水。这些体征符合溺亡的特征——但红袖不是溺死在水里的，她是死在巷子里的。那么泥水是死后被雨水冲入鼻腔的。
他翻开死者的眼睑，仔细观察。眼结膜有少量点状出血，这通常是窒息的征兆。但颈部没有明显的压迫痕迹，那么窒息的原因可能是捂压口鼻，或者——
沈鹤洲的目光落在死者的胸口。那个“弃”字。他凑近了看，终于看清了——那不是用手指蘸血涂抹的，而是用一枚印章按压上去的。印面约莫一寸见方，字迹规整，笔画有力，绝非寻常人随手为之。
他用银针挑起死者胸口的皮肤边缘，仔细辨认。血迹渗入皮肉约半分深，说明按压时死者已经死亡——或者至少已经失去了知觉，否则会因疼痛而挣扎，印迹不会如此清晰。
沈鹤洲将银针在衣袖上擦净，继续检查。死者的指甲缝里有少量纤维碎屑，颜色发白，像是麻布的经纬。她的手腕和脚踝没有捆绑的痕迹，说明生前没有被束缚。裙摆完好，没有被撕扯的痕迹——除了胸口的衣襟。
然后他再次查看了左手小指。伤口确实整齐得不正常。他用小刀轻轻拨开伤口边缘的皮肉，露出了断骨的截面。截面平滑，没有碎裂，不是钝器击打造成的骨折，而是被某种极其锋利的刃具一刀切断的。
为什么要切断一根小指？沈鹤洲皱眉思索。这不是杀人灭口的手法，更像是一种——标记。一种惩罚。或者一种仪式。
他翻开死者的双手。右手完好，指甲修剪整齐，手心有一层薄薄的茧——弹琵琶留下的。左手除了小指的断伤之外，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也有茧，但位置和右手不同，更靠近指尖。这不是弹琵琶的茧，倒像是——
沈鹤洲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俯下身，将耳朵贴近死者的嘴唇。
他听到了一声极其微弱的气流声。不，不是气流声。是有什么东西卡在死者的牙关之间。
沈鹤洲小心翼翼地用小刀的刀背撬开死者的嘴。她的牙关紧咬，像是在死前拼命咬住了什么东西。沈鹤洲费了些力气才将她的嘴撬开。
一片铜箔。极薄的一片铜箔，被死者紧紧咬在上下齿之间。铜箔上沾着血和泥，但在灯光下仍然泛着暗淡的金色光泽。
沈鹤洲用镊子将铜箔取出，放在掌心。铜箔大约半个巴掌大小，形状不规则，边缘有被撕扯的痕迹。他拿到油灯下细看，发现铜箔上刻着一些线条——不是花纹，而是某种图案的轮廓。
他将铜箔翻过来，用衣袖擦去上面的泥污。灯光下，那些线条渐渐清晰起来。
是一枚棋子。一枚残缺的棋子轮廓。棋子的形状像“车”，但又不完全像——上面多了一道横线，下面少了一竖。在棋子轮廓的中央，隐约可以辨认出几个极小的字迹，笔画细如蚊足，在灯光下若隐若现。
沈鹤洲将铜箔凑近眼前，屏住呼吸，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他只看清了两个字。第一个字是“第”，第二个字模糊不清，像是“三”，又像是“五”。其余的字迹被泥水和血迹覆盖，一时无法辨认。
沈鹤洲将铜箔小心地包入一块干净的麻布中，揣入怀里。他站起身，环顾四周。巷中空无一人，雨声如瀑。醉花楼的后墙上方，一扇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隐约传来琵琶声。
他忽然觉得脊背发凉。不是因为雨，也不是因为夜风。是因为他意识到——红袖的死，不是一起普通的命案。胸口被印上“弃”字，左手小指被整齐切断，口中含着刻有棋子轮廓的铜箔——这些细节组合在一起，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而且，凶手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像是一步棋。
沈鹤洲抬头望向雨幕深处。长安城的夜空被乌云遮蔽，看不见星辰。远处的坊墙在黑暗中连绵起伏，像一条蛰伏的巨龙。更鼓声再次响起——咚、咚、咚、咚——四更了。
他裹紧蓑衣，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值房。脚步声在雨中回荡，像某种沉闷的叩击。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踏入的是怎样的一盘棋局，但他知道——从今夜起，他再也回不到那个麻木巡街的沈鹤洲了。
安化门内，一条窄巷的尽头，有一座破旧的小院。院墙是土坯垒的，年久失修，好几处已经坍了一半，露出里面发黑的稻草。院门是一扇薄木板，门轴已经朽了，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在深夜里格外惊心。
沈鹤洲推门进院，在檐下脱去蓑衣和竹笠，挂在墙上的木橛上。蓑衣上的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的青砖上，汇成一小洼水渍。他站在檐下，仰头看了一会儿天。雨还在下，但比先前小了些，从瓢泼变成了淅沥。
院子里只有一间正房和一间偏房。正房是他的住处，偏房原是灶房，如今被他改成了书房——说是书房，其实只有一架破书架、一张缺角的桌子和一把三条腿的凳子。书架上摆着几卷翻得起了毛边的书，有《唐律疏议》，有《洗冤集录》的抄本，还有一卷他手抄的《长安坊巷志》。
沈鹤洲走进正房，点上油灯。屋里陈设简陋——一张木板床，一条薄被，一个装衣物的木箱，一面上方挂着一幅字。那幅字是他自己写的，写的是半阙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笔力遒劲，但墨色已经发黄，纸边也卷了起来。
他在桌前坐下，从怀里取出那块包着铜箔的麻布，放在桌上。油灯的光照在麻布上，映出一个不大的凸起。他盯着那个凸起看了很久，没有急着打开。
他在想半年前的事。
半年前，他还是大理寺的一名评事，正七品官，专司验尸断案。他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不下百件，从市井斗殴到官场命案，无一错漏。大理寺卿张九龄曾当众赞他“心思缜密，断案如神”，同僚们虽然嫉妒他的才干，但也不敢轻视。
直到那件案子。
那是开元十五年春，长安城西市的一家珠宝铺发生了一起命案。铺主被人杀死在密室之中，门窗紧锁，毫无外人进入的痕迹。沈鹤洲验尸后断定是谋杀，并循着线索追查到了一个人——当朝中书令的侄子李崇简。
他记得那天在大理寺的公堂上，他将验尸报告和证据呈上去时，堂上所有人的表情。张九龄的脸色铁青，其余的同僚或低头不语，或侧目而视。最后，大理寺丞将他叫到后堂，对他说了一句话。
鹤洲，你查到的也许是对的。但有些案子，不是靠验尸就能断的。你明白吗？
他不明白。或者说，他不愿意明白。他坚持上报，结果第三天就被以“行事乖张，不遵规矩”的罪名革了职，逐出大理寺。张九龄没有为他说话。没有人说话。
从大理寺出来后，他在长安城里游荡了半个月，身上的银子花光了，最后不得不去万年县衙报了个不良人的差事。不良人是坊间最末等的差役，管的是巡街抓贼、驱赶流民之类的杂活。堂堂大理寺评事沦落到做不良人，这在整个长安城都成了一个笑话。
沈鹤洲从回忆中抽身出来，将麻布打开。铜箔躺在灯下，泛着幽暗的光。他用镊子夹起铜箔，再次凑到灯前细看。
棋子轮廓上的那几个字，他方才在雨中只看清了两个字。此刻在灯下，他试着用指甲轻轻刮去铜箔表面的泥垢。泥垢剥落后，又露出一个字——
这个字是“局”。
第……局……？
沈鹤洲将铜箔翻了个面。这一面的线条更加模糊，但他隐约看出了一些端倪。铜箔的边缘不是自然断裂的，而是被人为裁剪过——裁剪的痕迹很规整，像是用某种模具压出来的。
这不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官府铸造铜器时使用的铜箔，质地细腻，厚度均匀，只有官坊的匠人才做得出来。而且，铜箔上残留着一层极薄的漆——黑色的漆，漆面上隐约有描金的痕迹。
沈鹤洲的手微微发抖。他见过这种东西。在大理寺的时候，他经手过一起伪造官印的案子，见过类似的铜箔——那是一种用来制作官印印模的材料。将铜箔覆在印面上，用特制的工具按压，就能得到一枚完整的印模。而印模，可以用来翻铸假印。
红袖口中含着一枚印模的残片。一枚刻有棋子轮廓和文字的印模残片。
她是什么人？一个平康坊的妓女，为什么会死时紧紧咬着一枚印模残片？是谁杀了她？又是谁在她胸口印上了那个“弃”字？
沈鹤洲将铜箔重新包好，放入怀中。他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偶尔传来几声远处坊墙上的更鼓声，沉闷而悠远。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红袖那张苍白的脸。她的嘴唇微张，像是在说什么。沈鹤洲忽然觉得，她也许不是在喊救命，而是在说一个名字——一个她至死都要守护的秘密。
雨停了。中元节的黎明即将到来。长安城在黑暗中沉默着，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而在平康坊北里的那条窄巷中，雨水冲刷着一切痕迹，却冲刷不掉那个暗红色的“弃”字。
沈鹤洲知道，天亮之后，他还有许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