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王朝，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它到底是好是坏。宋朝，大概就是这种王朝的典型代表。
论有钱，它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巅峰期。有学者估算过，北宋鼎盛时期的GDP总量，占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还多——注意，这不是在亚洲的占比，是全世界。后来那个号称“富庶”的大明王朝，在最鼎盛的万历年间，财政收入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数据往那儿一摆，你就知道宋朝有多富了。
论文化，那更是吓人。“唐宋八大家”这个名号你可能在中学课本里见过，唐朝贡献了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是宋朝人。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句被引用烂了的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句话不是吹的，是实打实的评价。诗词、书画、瓷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大规模应用，全在宋朝迎来了爆发。
但论打仗，这个王朝就彻底拉了胯。
它被辽国揍，被金国揍，被蒙古揍，从头到尾几乎没打赢过一场像样的对外战争。偶尔打了胜仗，也签赔款条约。1127年靖康之变，整个皇室被金国一锅端，两个皇帝当了俘虏，公主们被送进洗衣院受辱，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奇耻大辱级别的事件。到了1279年，南宋最后一任皇帝——年仅八岁的赵昺——被左丞相陆秀夫背在身上，在广东崖山纵身跳入大海。随后，十余万军民追随殉国，尸体密密麻麻浮满了海面。一个王朝的尊严，就这样沉入了海底。这件事在历史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崖山海战”，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次断崖式下跌，甚至有人痛心地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话当然有些夸张和偏激，但那种悲怆感，你大概能体会到了。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王朝：它一手创造了中国古代最闪耀的文明成果，另一手又把“弱宋”的标签死死贴在了自己脑门上，几百年都撕不下来。
宋朝的历史，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算起，到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再到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最后到1279年崖山覆灭，前后三百一十九年，一共经历了十八位皇帝。这三百多年里，财富在增长，文化在繁荣，城市在扩张，商业在沸腾，但军事和外交却一路走低，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这个王朝到底怎么回事？它凭什么那么有钱？又凭什么那么不禁打？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范仲淹、包拯、王安石、苏轼、岳飞、文天祥——他们在这个王朝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些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澶渊之盟、庆历新政、熙宁变法、靖康之耻、绍兴和议、崖山海战——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人性博弈？
好，咱们从头讲起。有些王朝，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它到底是好是坏。宋朝，大概就是这种王朝的典型代表。
论有钱，它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巅峰期。有学者估算过，北宋鼎盛时期的GDP总量，占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还多——注意，这不是在亚洲的占比，是全世界。后来那个号称“富庶”的大明王朝，在最鼎盛的万历年间，财政收入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数据往那儿一摆，你就知道宋朝有多富了。
论文化，那更是吓人。“唐宋八大家”这个名号你可能在中学课本里见过，唐朝贡献了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是宋朝人。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句被引用烂了的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句话不是吹的，是实打实的评价。诗词、书画、瓷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大规模应用，全在宋朝迎来了爆发。
但论打仗，这个王朝就彻底拉了胯。
它被辽国揍，被金国揍，被蒙古揍，从头到尾几乎没打赢过一场像样的对外战争。偶尔打了胜仗，也签赔款条约。1127年靖康之变，整个皇室被金国一锅端，两个皇帝当了俘虏，公主们被送进洗衣院受辱，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奇耻大辱级别的事件。到了1279年，南宋最后一任皇帝——年仅八岁的赵昺——被左丞相陆秀夫背在身上，在广东崖山纵身跳入大海。随后，十余万军民追随殉国，尸体密密麻麻浮满了海面。一个王朝的尊严，就这样沉入了海底。这件事在历史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崖山海战”，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次断崖式下跌，甚至有人痛心地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话当然有些夸张和偏激，但那种悲怆感，你大概能体会到了。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王朝：它一手创造了中国古代最闪耀的文明成果，另一手又把“弱宋”的标签死死贴在了自己脑门上，几百年都撕不下来。
宋朝的历史，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算起，到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再到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最后到1279年崖山覆灭，前后三百一十九年，一共经历了十八位皇帝。这三百多年里，财富在增长，文化在繁荣，城市在扩张，商业在沸腾，但军事和外交却一路走低，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这个王朝到底怎么回事？它凭什么那么有钱？又凭什么那么不禁打？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范仲淹、包拯、王安石、苏轼、岳飞、文天祥——他们在这个王朝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些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澶渊之盟、庆历新政、熙宁变法、靖康之耻、绍兴和议、崖山海战——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人性博弈？
好，咱们从头讲起。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
按中国农历算，这一天还在过年。开封城里张灯结彩，街坊邻里互相串门拜年，酒肆茶楼的生意比平时还要热闹几分。老百姓还沉浸在新春的气氛里，忙着走亲戚、喝年酒、给孩子发压岁钱，没人知道一场改朝换代的大戏正在悄悄上演。
这场戏的主角，叫赵匡胤。
赵匡胤这个人，当时三十三岁，官拜殿前都点检。殿前都点检这个官职，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大概相当于中央禁卫军的总司令，是军队里的一把手。整个后周最精锐的部队都攥在他手心里。在后周世宗柴荣手底下，他打仗是一把好手。高平之战，柴荣亲征北汉，战局一度危急，是赵匡胤率部冲锋稳住了阵脚，那一战他身中数箭，血染战袍，硬是没从马背上掉下来。淮南之战，他领兵攻打南唐，连克数城，威名远扬。柴荣是个有眼光的皇帝，他看得出赵匡胤能打、靠得住，一路提拔，从普通军官升到殿前都点检，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整个京城的防务都交给了他。
但柴荣命短。这位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位仅仅五年多，三十九岁就病死了。他死的那一年是公元959年，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小皇帝啥也不懂，话都说不利索，更别提处理朝政了。朝政由符太后垂帘听政，宰相范质、王溥等人辅政。符太后是个后宫女子，一辈子没出过宫门，哪里懂得什么军政大计？范质、王溥倒是有经验的文臣，但五代时期文臣的地位你是知道的——兵马乱世里，笔杆子从来硬不过刀把子。
一个七岁的孩子坐在龙椅上，旁边是一个手握全国最精锐部队的将军。这种局面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里，基本就等同于把一块肥肉挂在饿狼嘴边。五代十国的规矩是什么？规矩就是没规矩。谁手里有兵，谁就能当皇帝。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算起，到公元960年，短短五十三年的时间里，中原换了八个姓、十四个皇帝。八个姓、十四个皇帝——你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平均不到四年换一个。有些皇帝在位只有几个月，屁股还没把龙椅焐热就被人砍了脑袋。这个更替速度，比现在有些国家的总统换届还勤快。
在这种逻辑底下，赵匡胤会不会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当时很多人心里其实都在打鼓。不只是朝堂上的大臣们在犯嘀咕，连开封城里的老百姓私下里也在议论：这位赵将军，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正月初三这一天，北边传来军情急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消息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飞进开封城，一路传进皇宫。满朝震惊。契丹——也就是辽国——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老对头了，铁骑南下从来都是烧杀抢掠的节奏。再加上北汉这个割据山西的小朝廷在旁边帮腔打下手，军情听起来十分严峻。
宰相范质和王溥紧急商议之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做出了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这个决定在军事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是全国最能打的将军，不打仗他闲着，不打仗派谁去？但问题在于，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来，就等于把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交到了赵匡胤手上，让他带着这些兵马离开京城，北上集结。这就好比你家院子里有一条狼，平时你还能拿铁链子拴着它，现在你把铁链子解开了，还对它说：“去，把外面那条野狗咬死。”它咬死了野狗之后，会不会回头咬你一口？
范质和王溥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军情紧急，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然而，这个军情是真是假？
史书上说是真的。按照正史的记载，契丹确实在这一年年初发动了一次南侵。但后来的史学家们一直有争议。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太巧了，巧得像一个提前写好的剧本。契丹人刚好在这个时候来犯，赵匡胤刚好在这个时候领兵出城，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刚好天黑了，驻扎下来之后军中的情绪刚好就被点燃了，第二天天刚亮刚好就有一件黄袍被披在他身上。一连串的“刚好”凑在一起，你说这是纯属巧合，恐怕连写小说的人都不好意思这么编。所以后世有不少学者认为，那个所谓的“契丹南侵”的军情，很可能是一个假消息，是赵匡胤的团队提前安排好的一个出兵理由。你不出兵就没法离开京城，不离开京城就没法在军营里演那出黄袍加身的大戏。所以这个军情，不论真假，它发生的时间点实在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不得不起疑心。
不管军情真假，赵匡胤领了军令。大军从开封出发，浩浩荡荡向北开拔。正月初三的下午，部队走到了开封城东北方向四十里的陈桥驿。天色已晚，大军就地扎营。按正常流程，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往北赶路就是了。但这一晚，注定不太平。
驻扎下来之后，军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气氛。
先是有人在营地里散布一种说法。散布的人是谁，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说法本身传播得极快，像野火一样从一顶帐篷烧到另一顶帐篷。什么说法呢？“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主上——就是小皇帝——还这么小，啥都不懂，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打赢了谁来认我们的功劳？谁来给我们加官进爵？这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因为这不只是牢骚，这是五代军人的真实生存法则。五代时期，将士们的富贵全是靠打仗抢来的，跟对了老大就有肉吃，跟错了老大就是炮灰。这个逻辑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是写在每一个当兵的人的骨头里的。
现在老大是个七岁的娃娃。他连马都上不去，你指望他给你论功行赏？符太后一个深宫妇人，她连前线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指望她能体恤将士的辛苦？范质、王溥倒是有文化，但他们坐在宰相府里批公文，跟蹲在战壕里的士兵之间隔着一整个世界。将士们心里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这一仗打赢了，功劳是宰相们调度有方；打输了，送命的是我们。横竖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我们还拼什么命？
这种情绪一旦被点燃，就像干柴堆里扔进了一根火柴。很快，几个将领私下聚在一起，开始商量一件大事。
谁牵的头？史书说法不一。有的记载说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当时他在军中担任供奉官都知，大概相当于皇帝的贴身侍卫统领。有的记载说是赵匡胤的首席谋士赵普，此人是赵匡胤幕府中的核心智囊，后来做了宋朝的开国宰相。不管是谁牵的头，反正商量的过程和结论是一致的。几个人凑在一顶帐篷里，压低声音，交换了几个眼神，说了几句心照不宣的话。在当时那个语境下，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大家都是刀尖上滚过来的，心领神会。结论就一个：不如立赵匡胤当皇帝。
这个主意一旦提出来，竟然没有人反对。
没有一个人说“这是大逆不道”。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要忠于后周”。没有一个人说“咱们再等等看”。五代十国换皇帝比换衣服还勤，在场的这些将领，大部分人这辈子已经亲眼见证过不止一次改朝换代了。忠诚？那是书本里的词。在五代，忠诚是一种奢侈品，大部分人消费不起。与其等着别人动手，不如自己先把这面旗子竖起来。立赵匡胤当皇帝，事成之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从龙功臣。这种买卖，一本万利。
商量定了之后，赵普和赵光义把计划分派下去。当夜，陈桥驿的军营里表面上安静如常，实际上暗流涌动。部分心腹将领已经把自己手下的士兵串联好了，只等天一亮就行动。
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陈桥驿上空还飘着一层薄雾。赵匡胤的大帐外面，忽然涌入黑压压一片人影。一群将领带着士兵聚集在他的帐前，人数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把整座大帐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几个将领推开帐门，直接闯了进去。
史书上写得很精彩，说赵匡胤睡眼惺忪地从被窝里被“吵醒”了。他还没搞清楚状况，一件黄袍就被披在了他身上。随后，众将士齐刷刷跪倒在地，山呼万岁。那万岁的声音从帐内传到帐外，从帐外传遍整个陈桥驿大营，数万将士齐声高呼，声音震天动地，惊得树上的乌鸦扑棱棱飞起了一大片。
赵匡胤推辞了一番，推辞不掉，这才“被迫”接受。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桥兵变”。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打一仗，没死一个人。这是一场用黄袍和万岁声完成的政权交接。
当天，大军调转方向，不再往北去迎击契丹了，而是掉头南下，原路返回开封。赵匡胤穿着那件黄袍，骑在马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身后是数万军纪严明的禁军将士，刀枪如林，旌旗猎猎。
开封城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大军已经到了城门口。守城的将领是赵匡胤的人，城门大开。大军进城之后，赵匡胤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冲进皇宫抢龙椅，而是下令全军：不许惊扰百姓，不许抢劫店铺，不许伤害任何人。违令者斩。
大军进城的时候，开封城的百姓们躲在门缝后面往外看，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数万大军列队行进，队列整齐，目不斜视，马蹄声和脚步声之外，听不到一声喧哗。这在五代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军队进京，基本上是三天不封刀，抢够了才算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百姓的噩梦，家里的粮食被抢光，值钱的东西被搬空，女人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但这一次，什么都没发生。
随后，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后周小皇帝柴宗训乖乖写了禅让诏书，把皇位交给了赵匡胤。整个仪式虽然有些仓促，但礼数周全，该有的流程一样不少。赵匡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宋，年号建隆，定都开封。至此，大宋王朝正式成立。
但问题是：这场兵变真的是“被迫”的吗？
让咱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琢磨几个细节。这些细节，散见于各种宋代笔记和正史的字里行间，一个两个拿出来看也许不算什么，但串在一起，画面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第一，黄袍这种东西。黄袍是什么？是皇帝专属的服饰。上面绣着龙纹，用的是皇家专用的明黄色染料。这种东西，不是随便哪个军营里都能拿出来的。普通将领家里别说私藏黄袍了，就是私藏一块明黄色的布料，被人举报了那是谋反的大罪，是要掉脑袋的。那么问题来了：陈桥驿的军营里，怎么就恰好有这么一件现成的黄袍？谁带来的？什么时候带来的？从开封出发的时候，大军是北上迎敌的，不是去登基的，行李辎重里面怎么会有一件皇帝穿的衣服？答案只有一个：有人提前备好了，专门带着它出城的。黄袍这种东西，你不提前准备，临时上哪儿找去？
第二，大军出发之前，开封城里已经有了一种奇特的传言，叫“点检作天子”——殿前都点检要当天子了。这个传言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但它传播的速度极快，一时间满城风雨，连街边卖馄饨的小摊贩都在议论。赵匡胤当然也听到了这个传言。他当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非常紧张，跑回家跟家里人商量。注意这个反应——他不是哈哈大笑说“谁在胡说八道”，也不是拍案而起说“给我查谁在造谣”，而是紧张、焦虑、跑回家关起门来跟家里人嘀咕。这说明他心里有鬼吗？不一定。但至少说明，他知道这个传言的分量，也知道这个传言一旦传到皇帝耳朵里，他的处境会有多危险。
更妙的是他家人的反应。赵匡胤回到家，把这事儿跟家里人一说，他姐姐当时正在厨房里忙活，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杖。听了他的话，姐姐扬起擀面杖追着他打，一边追一边骂：“大丈夫做事，自己拿主意，别回来吓唬家里的女人！”这个反应太有意思了。一般人听说自己的弟弟可能要当皇帝，要么吓得面如土色，要么激动得浑身发抖。但这位姐姐的反应是——拿着擀面杖追着打。她的怒火里面没有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磨叽”的不耐烦。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家人对“赵匡胤可能要当皇帝”这件事，并不怎么意外。甚至可能早就讨论过。姐姐的生气的点不在于“你怎么能谋反”，而在于“这种事你回家跟我们唠叨有什么用，自己的事自己出去搞定”。
第三，陈桥兵变的前一晚，赵普和赵光义有没有提前串联？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确定的——有。赵普是赵匡胤的首席幕僚，平时出谋划策、心思缜密；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不必多说。这两个人如果在那一晚做了串联，那就意味着赵匡胤身边最核心的两个人都参与了策划。而赵匡胤本人是不是真的在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天亮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可能吗？你身边的幕僚和弟弟连夜在军营里煽动将士、安排计划，你作为三军统帅，在自己的大帐里睡得人事不省？五代时期的将军要是警惕性这么低，根本活不到三十三岁。
第二天早上将士们齐刷刷跪倒的场面，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组织出来的？史书上写得很浪漫，说将士们自发聚集在帐前，自发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但数万人的军队，如果没有提前组织，能在一大早同时聚集到主帅帐前？能整齐划一地跪下高呼万岁？能让每一个中层军官都配合行动、没有一个人跑出去通风报信？这不叫自发，这叫彩排过的。
第四，赵匡胤被“吵醒”之后的表现也很有意思。按照“被迫”的剧本，一个突然被从睡梦中惊醒、被告知自己要当皇帝的人，合理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惊慌、拒绝、反复推辞，甚至痛哭流涕地说“你们这是要害我啊”。但赵匡胤的反应完全不是这个路子。他穿上黄袍之后说的第一句关键的话是什么？不是“你们这是要害我”，也不是“我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而是一句极为冷静、极为务实、纯属操作层面的指令：“你们既然尊我为天子，那我的命令你们听不听？”众将士说：“听！”赵匡胤说：“好。第一，回城之后不许惊扰太后和幼主；第二，不许伤害朝中大臣；第三，不许抢掠百姓。”
这三条军令，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层层递进。第一条保住了后周的皇室体面，体现了“禅让”的合法性，也让旧朝势力不至于拼死抵抗。第二条保住了朝廷文官集团的安全，意味着权力过渡之后你的位置还在，不用担心被清洗。第三条保住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意味着这场政变不会引发民怨，不会有人趁乱闹事。这三条命令的政治智慧，放到任何一本政治学教科书里都是高分答案。一个刚从睡梦中被惊醒、脑子还不太清醒的人，能在几秒钟之内组织出这么周密的指令？这三条命令分明是提前反复斟酌好的。
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陈桥兵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赵匡胤本人即使不是总导演，也绝对是知情者和主要策划者。他被“吵醒”那个画面，只是剧本里的一个情节而已。这个情节的设计非常巧妙：它让赵匡胤看起来是被动的、无奈的、被迫上位的，而不是主动抢班夺权的野心家。这种“被动”的姿态，在政治伦理上极其重要——我不是篡位，我是被推举的；我不是背叛后周，我是顺应军心民意。这就给新王朝的合法性涂上了一层粉底，遮住了下面不太好看的青紫色胎记。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虽然是政变，但这是一场极其温柔的政变。五代十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基本都伴随着大屠杀。朱温篡唐的时候，把唐朝的皇室宗族杀得七零八落，连唐昭宗的儿子们都没放过。郭威在澶州被部下黄袍加身之后虽然克制，但他建立后周后对后汉宗室的清洗同样血腥。在那个时代，改朝换代和流血是绑定的，就像买一送一，从不单卖。
但赵匡胤的部队回到开封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后周的小皇帝柴宗训被妥善安置，赐予丹书铁券——也就是俗话说的免死金牌——迁居房州，后来在那里安享天年，活了二十多岁才去世。符太后得到了应有的礼遇和供养。后周的旧臣们基本全部留任，范质、王溥继续当宰相，没有任何政治清洗，没有秋后算账。你对比一下后来朱元璋是怎么对待元朝的遗老遗少的，就能理解赵匡胤的做法在当时有多罕见了。
这就是赵匡胤的底色。
这个人不是嗜血的枭雄。他在五代那个杀人如麻的环境里长大，亲眼见证过无数次屠城、灭门、军队暴行，但他没有变得冷血。他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政治天赋——知道什么事情该做，更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他能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就绝不多造杀戮。能用一顿饭解决的问题，他不动刀；能用一个封号安抚的人，他不杀人。他是一个有底线、懂克制、追求性价比的政治家。这种特质，将深刻影响整个大宋王朝的性格。
宋朝的基因，在陈桥驿的那个早晨，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基因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克制。赵匡胤在权力到手的那一刻，选择了克制；在回京之后的处理方式上，选择了克制；在对待后周皇室和旧臣的态度上，选择了克制。他不搞株连，不搞清算，不搞恐怖统治。他建立的这个新王朝，从一开始就不是靠恐惧来维系的，而是靠一套相对温和的规则来运转的。
后来的宋朝之所以成为宋朝——文官地位高、言论相对自由、商业繁荣、科技进步、文化昌盛——这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陈桥驿的那个早晨。如果那场兵变是以一场大屠杀开场的，如果赵匡胤进城之后砍了范质和王溥的脑袋，把后周皇室杀得干干净净，那么宋朝后来的一切都将完全不同。一个靠鲜血开国的王朝，往往会继续用鲜血来治理；一个用温和手段开国的王朝，才有可能发展出那种宽容的文人政治。
当然，克制也有克制的代价。宋朝后来在军事上的软弱，在外交上的被动，在应对北方强敌时的力不从心，同样与这个基因有关。但那是后话了。
此刻，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三，赵匡胤刚刚穿上那件黄袍，带领他的大军返回开封。一路上，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可能想到了后周世宗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提拔，心里有那么一丝愧疚；也可能想到了五代以来那些短命王朝的悲惨结局，暗暗提醒自己不能重蹈覆辙；更可能已经在盘算着进城之后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怎么走。
但不管他在想什么，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这一刻起，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延续三百一十九年、创造了无数辉煌与屈辱、留下了无尽话题与争议的王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大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