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下午两点十七分，从上海开往西北的知青专列“东方红号”缓缓驶出北站。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哭喊声、叮嘱声、革命口号声混杂在一起，与蒸汽机车喷出的浓重白雾交融，模糊了无数张年轻而惶惑的脸。
七号车厢靠窗的位置，沈文轩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月台上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一片挥舞的手臂和红旗的海洋中。沈家昌——上海纺织业大亨，曾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也不过是个目送独子远行的普通父亲。他站得笔直，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追着火车奔跑呼喊，只是那么站着，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杖，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雕。
“爸，保重。”沈文轩无声地动了动嘴唇，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大衣口袋里的硬物——那是一支派克金笔，父亲今早塞给他的，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文以载道，轩昂不群。这是沈文轩的名字由来，也是沈家昌对儿子最后的期许。
“同志，你也是去陕北的？”
清脆的女声带着江南特有的软糯。沈文轩转过头，对座是个扎着双麻花辫的姑娘，约莫十七八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肘部打着补丁，却浆洗得干干净净。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瞳仁黑亮，此刻正好奇地打量着他，目光在他做工精良的呢子大衣和锃亮的皮鞋上停留片刻。
“嗯。”沈文轩简短地应了一声，重新将视线投向窗外。城市熟悉的街景正迅速后退，代替的是郊外成片的农田和零星的农舍。他知道，更荒凉、更陌生的土地正在前方等待。
“我叫林晓梅，沪江女中高二的。”姑娘并不介意他的冷淡，自顾自介绍道，“你叫什么？看你这样子，家里条件一定很好吧？”
“沈文轩。复旦附中。”
“复旦附中！”林晓梅眼睛一亮，“听说你们学校图书馆有十万册藏书，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让沈文轩心里微微一刺。他想起了学校那座红砖砌成的图书馆，想起了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磨得光滑的木地板上投下斑斓光影的午后。那些书架间弥漫的旧纸张与油墨的混合气息，那些在寂静中只有翻书声的时光，都像上一辈子的事了。
“差不多吧。”他含糊地说，不愿多谈。
“可惜了，那么多书。”林晓梅轻叹一声，随即又打起精神，“不过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虽然暂时离开了学校，但可以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继续学习！”
她的声音清脆响亮，引得周围几个知青侧目。一个穿旧军装、身材壮实的男生立刻接话：“说得好！同志，你很有革命觉悟！”
沈文轩抬眼看去，说话的是个浓眉大眼、国字脸的男生，皮肤黝黑，像是常年在户外活动。他坐在斜对面，背挺得笔直，有一种军人般的端正姿态。
“我叫王大勇，虹口中学高三，原校红卫兵副队长。”男生自我介绍，语气中带着自豪，“这位同志，看你像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要好好在劳动中改造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
沈文轩听出了那语气中隐约的优越感，只是淡淡点头：“我会的。”
林晓梅敏锐地察觉到了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打圆场道：“王同志革命热情真高。咱们这节车厢都是去陕北的吗？听说陕北特别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是真的吗？”
“苦怕什么！”王大勇拍着胸脯，“红军长征时吃草根啃树皮都过来了，咱们现在去建设农村，吃点苦算什么！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周围几个知青被他的豪情感染，纷纷附和：
“对！不怕苦，不怕累！”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
车厢里的气氛热络起来。有人带头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歌声从七号车厢蔓延开去，整列火车都回荡着这激昂的旋律。车窗外，江南水乡的景致已完全被抛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安徽境内连绵的丘陵和收割后的稻田，一片萧瑟的土黄色。
沈文轩没有跟着唱。他重新转向车窗，看着自己的倒影在飞驰的景色中时隐时现。倒影中的青年脸色苍白，眉眼清秀，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书卷气浓得化不开。这副模样，在复旦附中的校园里是受人尊敬的“沈才子”，可到了即将抵达的黄土高原，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中间，又会是什么？
他想起离校前最后一堂语文课。头发花白的周老师趁没人注意，悄悄塞给他一本用报纸包好的《诗经》，压低声音说：“文轩，别的书烧了就烧了，这个……留着吧。到了乡下，夜深人静时翻翻，也算有个念想。”
那本《诗经》此刻正躺在他行李最底层，用油布仔细包着，上面压着几件粗布衣服作掩饰。沈文轩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窗沿，心中默念着《黍离》中的句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沈同志，你晕车吗？脸色不太好。”林晓梅关切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沈文轩回过神，摇了摇头：“没事，只是有点累。”
“从上海到陕北要坐三天两夜火车呢，这才刚开始。”林晓梅从随身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用油纸包着的芝麻糖，“我妈妈硬塞给我的，说路上饿了吃。你要不要尝尝？”
沈文轩本想拒绝，但看到对方真诚的眼神，还是拿了一块：“谢谢。”
芝麻糖很甜，甜得发腻，是典型的上海口味。沈文轩慢慢嚼着，甜味在舌尖化开，却勾起了更深的乡愁。他想起了家里的厨娘吴妈，想起了她最拿手的糖醋小排和腌笃鲜，想起了每逢端午，吴妈会包整整一百个蛋黄肉粽，因为“少爷爱吃”……
“沈同志家里是做什么的？”林晓梅一边小口吃着糖，一边试探地问。
沈文轩顿了顿：“普通职员。”
这不是真话。沈家昌的纺织厂在解放前是上海滩数得着的，公私合营后，他成了市纺织局的副局长，表面风光，实则如履薄冰。这次运动伊始，沈家昌第一时间将儿子送到乡下，既是为了响应号召，更是某种保全之策——沈家太需要表现出“进步”了。
“我爸爸是小学老师，妈妈在街道工厂。”林晓梅坦然地说，语气里没有自卑，反而有种质朴的自尊，“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本来妈妈不想让我下乡，说我身体弱，但我是团员，得带头响应号召。”
“你弟弟妹妹多大了？”
“弟弟十五，妹妹十三。”林晓梅眼睛暗了暗，“我这一走，妈妈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不知道忙不忙得过来。不过弟弟挺懂事的，说会帮我照顾妹妹。”
沈文轩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想家吗？”
林晓梅一愣，眼圈微微红了，却强笑着：“想啊，怎么不想。但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儿女志在四方。咱们这是去干革命，不能总想着小家。”
她话虽这么说，却悄悄转过头，假装看窗外，用袖子飞快地擦了擦眼角。这个细小的动作触动了沈文轩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他不再觉得这个姑娘聒噪，反而看到了那革命口号包裹下的、真实的忐忑与不舍。
夜幕降临，火车在黑暗中隆隆前行。车厢顶灯昏暗，大多数知青在兴奋了一天后，都蜷缩在座位上打盹。沈文轩毫无睡意，借着微弱的光线，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父亲给的那支金笔写下：
十月十八日，阴
列车已过徐州，离家八百余里。父送行时无言，唯目送良久。邻座林晓梅，沪江女中学生，性爽朗而实忐忑，言弟妹时眼有泪光。王大勇，虹口中学红卫兵，革命热情高涨，然言语间有优越之色。
前途未卜，黄土高原不知是何模样。周师赠《诗经》在箱底，不敢示人。夜深，车声隆隆，如碾过心头。
他停笔，看向窗外。漆黑一片，偶尔有零星灯火如流星般划过，那是沿途村庄的微光。那些灯火下，又是怎样的人生？而他自己的人生，又将驶向何方？
“还没睡？”对面传来压低的声音。
沈文轩抬头，见林晓梅也醒着，正抱膝坐在座位上，下巴抵着膝盖，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烁。
“睡不着。”他将笔记本合上。
“我也是。”林晓梅小声说，“一闭上眼睛，就想起我妹妹。她从小跟我一起睡，昨晚抱着我哭了一夜，说‘姐姐别走’。”
沈文轩不知如何安慰，沉默片刻，问：“你怕吗？”
“怕。”林晓梅老实承认，随即又摇摇头，“但怕也得去啊。沈同志，你呢？你怕吗？”
沈文轩看向窗外无边的黑暗，缓缓说：“怕的不是苦，是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这句话说得有些深奥，林晓梅似懂非懂，但没再追问。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车轮有节奏的“哐当”声，各怀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林晓梅忽然轻声哼起一首歌。调子很老，是上海弄堂里常听到的江南小调，歌词软糯婉转，唱的是采莲女的心事。在满车厢的革命歌曲余韵中，这轻柔的哼唱显得格外突兀，却又格外动人。
沈文轩惊讶地看着她。林晓梅意识到什么，戛然而止，脸一红：“对不起，我、我随便哼的……”
“挺好听的。”沈文轩真诚地说。
林晓梅松了口气，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奶奶教的，她是苏州人。小时候奶奶常哼这曲子哄我睡觉。刚才不知怎么的，就想起来了。”
“能再哼一段吗？”沈文轩问。
林晓梅犹豫了一下，看看周围熟睡的人，压低声音，重新哼起来。这一次，沈文轩听清了歌词：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歌声很轻，像春夜的细雨，温柔地落在心田。沈文轩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江南的荷塘，看到了接天莲叶，看到了映日荷花，看到了穿行其间的采莲船。那是他熟悉的、即将远离的世界。
一曲哼完，林晓梅不再作声。沈文轩睁开眼，轻声说：“谢谢。”
“不客气。”林晓梅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沈同志，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回上海。”
这个问题，沈文轩问过父亲。沈家昌当时的回答是：“最多两年。两年后，我想办法让你回来。”
但此刻，看着车窗外无边的黑暗，听着永不停歇的车轮声，沈文轩忽然不确定了。两年？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
“会回去的。”他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林晓梅，还是在说服自己。
林晓梅轻轻“嗯”了一声，不再说话。她把脸埋在膝盖间，很久没有动弹。沈文轩猜想，她可能在偷偷地哭。
他重新拿出笔记本，就着昏暗的光线，在刚才那页日记下面添了一行字：
邻座哼江南小调，思乡之情，人皆有之。革命洪流中，个人悲欢如沧海一粟，然对当事人而言，便是全部。
写到这里，他停了停，又加上一句：
也许此去经年，也许再难回还。唯愿初心不负，本性不移。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前行，轰隆声像是时代的车轮，碾过无数人的青春与命运，义无反顾地奔向未知的远方。而车厢里这些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女，在睡梦中，在清醒时，或许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
此去何方？何时归乡？
没有人能回答。
夜，还很长，也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