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雪之后，冬天正式降临黄土高原。

　　气温骤降，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沟壑梁峁，卷起地上的积雪，打在脸上生疼。窑洞里开始烧炕，每天要消耗大量的柴火。知青们学会了劈柴、生火、看炕，这些在上海从未接触过的生存技能，如今成了日常。

　　扫盲班在艰难中继续。教室从老槐树下搬到了祠堂——天太冷，露天上课孩子们受不了。祠堂里生了个小火炉，但依然寒冷，孩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写字时直哆嗦。沈文轩和陈建国商量，把上课时间改到中午，一天中最暖和的时候。

　　“老师，手冷，写不了字。”枣花举着冻得通红的小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沈文轩脱下自己的手套——那是母亲亲手织的，羊毛的，很暖和——给枣花戴上：“戴老师的，写完了再还我。”

　　“老师，那你呢？”

　　“老师不冷。”沈文轩笑着说，但其实他的手也冻得僵硬。他搓了搓手，继续在黑板上写字。所谓的黑板，其实是一块用锅底灰涂黑的木板；所谓的粉笔，是捡来的石灰块。

　　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这些在黄土里长大的孩子，对知识有一种本能的渴望。他们知道，识字意味着可能走出大山，可能改变命运。虽然大多数孩子可能读完扫盲班就回家干活，但至少，他们认识了自己的名字，认识了“人”“口”“手”，认识了“毛主席万岁”。

　　一天中午，下课了，孩子们一哄而散。沈文轩正在收拾“黑板”，枣花磨磨蹭蹭地没走。

　　“怎么了枣花？”沈文轩问。

　　枣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两颗干枣，已经皱巴巴的：“老师，给你吃。俺娘说，谢谢老师教俺认字。”

　　沈文轩看着那两颗干枣，心里一酸。他知道，在石峁村，枣是稀罕物，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这两颗干枣，不知道枣花珍藏了多久。

　　“老师不吃，你留着自己吃。”他蹲下身，摸摸枣花的头。

　　“不，老师吃。”枣花很固执，把枣塞进沈文轩手里，转身就跑，两条小辫在脑后一甩一甩。

　　沈文轩看着手里的干枣，又看看枣花跑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些质朴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感激。两颗干枣，一双手套，一碗高粱酒，一句真诚的夸奖……这些在上海微不足道的东西，在这里却重如千斤。

　　他剥开一颗枣，放进嘴里。枣很干，很甜，甜中带着一丝酸涩，像这片土地的味道。

　　“沈老师还在啊？”石红英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沈文轩转过头，见她提着一个瓦罐进来：“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点姜汤，驱驱寒。”石红英把瓦罐放在桌上，“刚熬的，趁热喝。”

　　瓦罐里是滚烫的姜汤，加了红糖，闻着就暖和。沈文轩倒了一碗，小口喝着，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孩子们学得怎么样？”石红英在对面坐下。

　　“很好，很认真。”沈文轩说，“枣花今天送我两颗枣。”

　　“那是她珍藏的，她娘去年秋天晒的，一直没舍得吃。”石红英笑了，“这孩子有心。她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不容易。她想读书，但她娘说，女娃娃读那么多书干啥，将来还不是嫁人。要不是你来办扫盲班，她连这几个字都学不到。”

　　沈文轩沉默。在上海，女孩子上学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表姐表妹们，个个读到高中甚至大学。而在这里，一个女孩子想认几个字，都这么难。

　　“你能不能再跟她娘说说，让枣花继续学？”他问。

　　“说过，没用。”石红英摇头，“她娘说了，开春就得让枣花下地挣工分，弟弟还小，家里缺劳力。能认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够了。”

　　够了。这两个字像石头一样压在沈文轩心上。是啊，在生存面前，知识是奢侈品。当一家人还在为吃饱饭发愁时，谁会在意一个女娃娃能不能多认几个字？

　　“不过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石红英看出他的低落，安慰道，“你能教他们这些，已经很难得了。枣花会记住你的，一辈子都记住。”

　　一辈子。沈文轩想，他会在石峁村待一辈子吗？父亲信中说，等风头过去就接他回上海。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他就会离开。到那时，枣花还会记得他吗？这些孩子还会记得这个“城里来的老师”吗？

　　“对了，有你的信。”石红英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公社送来的，上海来的。”

　　又是上海来的信。沈文轩心里一紧，接过信封。这次是母亲的笔迹，娟秀工整，但有些潦草，似乎写得很急。

　　“你看信吧，我走了。”石红英站起来，“姜汤趁热喝，凉了就没用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明天冬至，村里要包饺子，你来我家吃吧。俺爹说的。”

　　沈文轩点点头：“好。”

　　石红英走了，祠堂里只剩下沈文轩一个人。他拆开信，母亲的信不长，只有一页纸，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文轩我儿：见字如面。家中一切安好，勿念。唯有一事，不得不告。你父上月被隔离审查，至今未归。家中已被搜查三次，许多物品被抄走。我本不欲告诉你，但思来想去，你已长大，当知家中实情。你在外，务必谨慎，勿要与人言及家事。粮票布票已寄出，当已收到。寒冬将至，望自珍重。母字。十一月三十日。”

　　信纸从沈文轩手中滑落，飘到地上。他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家中突遭遇变故，自己却不在家，当时的父母得多么无助？多么害怕？他不敢想下去，他担心，只有牵挂，他知道父亲的心脏病，他知道父亲不能激动，不能受刺激，他知道母亲是那种温婉儒雅的上海大小姐，遇到事情的无奈，绝望，害怕。之前遇到问题她会依靠他的丈夫，依靠他的儿子，可现在……

　　而他，沈家的独子，此刻却在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帮不上。他甚至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因为母亲在信中说：“勿要与人言及家事。”

　　是啊，不能说。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必须装作一切如常，必须继续教孩子们认字，继续参加劳动，继续和老乡们说笑。所有的焦虑、担忧、恐惧，都必须深埋在心底。

　　沈文轩弯腰捡起信纸，就着火炉点燃。信纸在火焰中迅速蜷曲、变黑、化为灰烬。他看着那一点灰烬，忽然想，沈家的命运，会不会也像这封信一样，在时代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祠堂外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是下午来上课的孩子们。沈文轩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黑板前，拿起石灰块。

　　“上课了。”他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

　　下午的课，沈文轩教得心不在焉。他机械地写着字，机械地讲解，机械地纠正孩子们的错误。心里却翻江倒海，一遍遍想着父亲，想着母亲，想着上海的那个家。

　　“老师，这个字念什么？”一个男孩指着黑板上的“家”字问。

　　沈文轩看着那个字，忽然觉得无比讽刺。“家”，一个屋顶下面一头猪，这就是古人造字时对“家”的理解——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有食物，就是家。可是现在，他的家，那个在上海法租界里有着花园和书房的家，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屋顶还在，但里面的人呢？那些温暖的记忆呢？

　　“念‘家’。”他听见自己说，“家庭的家，家乡的家。”

　　“老师，你的家在上海，是不是很大很漂亮？”另一个孩子问。

　　沈文轩顿了顿，说：“嗯，很大，有花园，有书房，有很多书。”

　　“那老师为什么来俺们这儿？上海多好啊。

　　“因为……因为我们听党的话，相应国家号来建设农村。”他说着标准答案。

　　下课了，孩子们走了。沈文轩一个人坐在祠堂里，看着渐渐熄灭的火炉，一动不动。天渐渐黑了，祠堂里没有点灯，黑暗慢慢将他吞噬。

　　“沈文轩？”门口传来石红英的声音，“你怎么还在这儿？天都黑了。”

　　她走进来，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中，她看到沈文轩苍白的脸，吓了一跳：“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病了？”

　　“没事，就是有点累。”沈文轩站起来，腿有些发软。

　　“我扶你。”石红英上前扶住他，“你的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冻着了？走，去我家，喝碗热汤。”

　　沈文轩想拒绝，但浑身无力，任由石红英扶着往外走。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雪花在煤油灯的光晕中飞舞，像无数只白色的飞蛾。

　　石红英的家在村子东头，是三孔相连的窑洞。中间是堂屋，左边是她爹石大山的卧室，右边是她的。堂屋里生着火，很暖和。石大山正蹲在火边抽旱烟，见他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咋了这是？”

　　“文轩好像病了，脸色不好。”石红英说，“爹，给倒碗热水。”

　　石大山倒了一碗热水递过来。沈文轩接过，手还在抖，水洒出来一些。

　　“小心烫。”石红英接过碗，吹了吹，递到他嘴边，“慢慢喝。”

　　沈文轩小口喝着热水，温暖从喉咙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他抬头，看到石红英担忧的眼神，石大山沉默的脸，忽然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但他忍住了，只是低下头，继续喝水。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石大山忽然问。

　　沈文轩手一颤，碗差点掉地上。石红英接住碗，责怪地看了父亲一眼：“爹，你说啥呢！”

　　“我看看人还是会的。”石大山抽了口旱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中缭绕，“前几天的信，今天的信，再加上这副样子，不是家里出事是啥？”

　　沈文轩沉默。他想起母亲的叮嘱：“勿要与人言及家事。”可是，面对石家父女真诚的关心，他不想撒谎，也不知该如何隐瞒。

　　“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石大山看出他的为难，“但有一条，这儿就是你的家。有啥难处，跟红英说，跟我说，能帮的肯定帮。”

　　这话说得平淡，但分量很重。沈文轩抬起头，看着石大山黑红的脸，看着石红英明亮的眼睛，忽然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他找到了久违的温暖。

　　“谢谢。”他低声说。

　　“又说谢。”石红英站起来，“你坐着，我去弄饭。今天冬至，咱们吃饺子。”

　　她去灶间忙活了。石大山继续抽旱烟，偶尔往火里添块柴。窑洞里很安静，只有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灶间传来的擀面杖的声响。

　　“文轩啊。”石大山忽然开口，“你是读书人，有文化，但有些道理，读书不一定能懂。”

　　沈文轩看着他。

　　“这人啊，一辈子要经历很多事，有顺的，有背的。顺的时候，别得意；背的时候，别丧气。”石大山磕了磕烟袋锅，“你看咱们这黄土高原，一年到头，有风调雨顺的时候，也有旱涝灾荒的时候。可不管啥时候，地得种，活得干，日子得过。为啥？因为只要人还在，地还在，就有希望。”

　　他看向沈文轩：“我不知道你家里出了啥事，但不管你爹你娘遇到多大的难处，他们最希望的，是你能好好的。你在这儿好好的，他们才能放心。你要是垮了，他们就更难了。懂不？”

　　沈文轩重重地点头。他懂了。父亲送他下乡，母亲瞒着他家里的变故，都是希望他能好好的。他在这儿好好的，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爹，文轩，吃饭了！”石红英端着一大盘饺子进来。

　　饺子是白面做的，馅是萝卜羊肉，虽然肉不多，但很香。在石峁村，冬至吃饺子是大事，意味着熬过了最长的夜，从此白天一天比一天长，春天一天天临近。

　　“来，多吃点。”石红英给沈文轩夹了一大筷子饺子。

　　沈文轩吃着饺子，忽然想起在上海时，每年冬至，吴妈都会包三鲜馅的饺子，父亲会开一瓶黄酒，母亲会点上蜡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温暖而安宁。那样的日子，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但他没有让自己沉溺在感伤中。他想起石大山的话：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父亲还在，母亲还在，他还在，沈家就还在。只要人还在，总有一天，能重新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吃完饭，沈文轩要帮忙收拾，被石红英拦住了：“你歇着，我来。”

　　她麻利地收拾碗筷，擦桌子，扫地。石大山又点起一袋烟，看着女儿忙碌的背影，忽然说：“红英这丫头，能干，就是脾气倔，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沈文轩不知该如何接话。

　　“文轩啊，你有文化，将来肯定要回城的。”石大山看着他，“红英不一样，她的根在这儿，她这辈子恐怕就待在这儿了。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明白不？”

　　这话说得直接，甚至有些残酷。沈文轩听懂了石大山的言外之意：不要和红英走得太近，不要给她不该有的希望，因为你们没有未来。

　　“我明白。”沈文轩低声说。

　　“明白就好。”石大山点点头，“你是个好后生，我看得出来。但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左右的。时代这么大，人这么小，能把自己顾好，就不容易了。”

　　石红英收拾完回来，见两人沉默地坐着，奇怪地问：“你们说啥呢？”

　　“没说啥。”石大山站起来，“天不早了，文轩该回去了。红英，送送。”

　　“不用送，我自己能行。”沈文轩站起来。

　　“还是送送吧，天黑路滑。”石红英拿起煤油灯。

　　两人走出窑洞。雪已经停了，月亮出来了，清冷的月光照在雪地上，一片银白。夜很静，静得能听到踩在雪上的“咯吱”声。

　　“我爹……跟你说啥了？”石红英问。

　　“没什么，就随便聊聊。”沈文轩说。

　　石红英似乎不信，但也没再追问。两人沉默地走着，只有脚步声和呼吸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快到知青窑洞时，石红英忽然说：“文轩，不管发生啥事，你都要好好的。”

　　沈文轩停下脚步，看着她。月光下，她的脸被冻得通红，但眼睛很亮，像雪地里两汪清泉。

　　“你也是。”他说。

　　石红英笑了：“我没事，我在这长大，习惯了。倒是你，城里人，细皮嫩肉的，要照顾好自己。手要是再冻了，记得抹猪油，管用。”

　　“好。”

　　“那……我回去了。”

　　“嗯。”

　　石红英转身走了，煤油灯的光晕在雪地上一晃一晃，渐渐远去。沈文轩站在窑洞门口，看着她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动。

　　他想起石大山的话：“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是啊，他是要回上海的，迟早要回去的。而石红英，她的根在这里，她属于这片黄土地。他们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短暂相遇后，将奔向各自的方向，渐行渐远。

　　这是注定的结局。他早知道，但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受？

　　沈文轩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痛肺腑。他推开窑洞门，里面传来王大勇朗读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革命的激情。但在沈文轩听来，那声音如此遥远，如此不真实。

　　他默默地上炕，躺下，闭上眼睛。脑海里交替出现两个画面：一个是上海的家，父亲的书房，母亲弹钢琴的样子；一个是石峁村的窑洞，石红英明亮的眼睛，枣花冻得通红的小手。

　　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两个他。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哪一个才是他该归属的？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无论他多么思念上海，无论他多么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此刻，他就在这里，在这片黄土地上，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和这些质朴的人们一起，迎接未知的明天。

　　窗外，又下起了雪。雪花无声地飘落，覆盖了白天的脚印，覆盖了所有的痕迹，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一旦在心里生了根，就再也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