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凌迟
王柏川走后，陈默的世界开始崩塌。
不是轰然倒塌，是慢慢凌迟，一刀一刀，让她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撕扯。她起初不知道那刀从哪来，以为是命，是运，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后来她才懂，刀是有主人的，每一刀都经过计算，精准地避开要害，让她活着，让她疼，让她在漫长的清醒中一点点耗尽。
七月的夜市，蝉鸣像永不停歇的警报。
陈默刚支起摊子，把样品袜子摆成扇形，城管的皮卡车就从街角拐了出来。不是往常的警告，不是“快点收“，是直接没收。她的布卷、货架、进货的袜子，全被塞进皮卡的后斗。
她追上去，抓住车厢边缘，手指被铁皮割破，血珠渗出来，和铁锈混在一起。“同志，我这就收，别没收行不行——“
“不行。“城管面无表情，“有人举报你占道经营，屡教不改。“
她交了罚款，三百，她卖两百双袜子的利润。去中队领货时，发现少了三分之一，最好的那批男式棉袜不见了，只剩一些颜色花哨、卖不动的女式短袜。她没闹，数了剩下的货，在太阳底下站了很久，直到汗水把后背浸透，像某种无声的、却真实的哭泣。
第二天，她学乖了，摆在巷子深处，离主街隔着三条巷子，一盏充电式台灯挂在竹竿上，光线昏黄。可城管像长了眼睛，精准找到她，同样的流程，同样的罚款，同样的“有人举报“。
第三次，她换到城东的夜市，离住处二十里，骑自行车要一个小时。车座磨破了，她用布条缠了几圈，骑上去还是硌得疼。她想起王柏川的旧嘉陵，想起他说“我送你“，想起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却让她心安的速度。
可第三天，城管又来了。
“有人盯上你了。“夜市卖烤串的老张偷偷告诉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看见那辆奔驰了，停在街角，下来个人跟城管说话。穿白衣服的，女的，指甲老长。“
陈默明白了。她站在摊位前，看着城管把她的布卷塞进皮卡，动作熟练。她没有追，没有再去祈求。
纺织厂的刘班长，四十来岁，总是笑眯眯的。
以前，刘班长对陈默格外客气，偶尔还帮她顶班，说“小陈不容易，一个人供弟弟读书“。他的笑容，粗糙，却温热。她给他带过腌菜，他给她留过早饭。
现在，刘班长的笑容变了味。不是不笑，是笑得太标准。“小陈啊，“他说，手指敲着桌面，桌面上的漆皮剥落，露出里面的木纹，“今天挡车断了三根纱，你赔一下？“
陈默愣住。她查了三遍，接班时查了，换班时查了，中间休息时又查了一遍。三根纱，不是小数，意味着机器空转了至少十分钟，意味着产量下降，意味着她半个月的夜班补贴。
“刘班长，我查了三遍，没断——“
“我说断就断了。“他的手指停在半空。他的眼睛看着她，不是看着，是审视，“要么赔钱，要么走人。“
陈默赔了钱。五十块，她卖三十双袜子。第二天，断五根。第三天，机器“故障“，刘班长说是她操作不当，要赔维修费。她站在车间里，听着机器的轰鸣。
一个月后，“生产调整“，纺织厂辞退了她。
刘班长递给她信封，里面少了半个月工资。他的笑容还在，“你失误太多，这是补偿，别闹，闹了对你没好处。“
陈默没闹。她数着信封里的钱，在厂后门站了很久。刘班长的桑塔纳从她身边驶过，车窗摇下一条缝，她看见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人，白色套装，指甲上镶着细碎的水钻，和李婷美一样的款式。
桑塔纳消失在街角。她想起王柏川说“等我找到工作“，想起他说“我带你去海边“。那些誓言像这桑塔纳的尾气一样，刺鼻，呛人，吸进肺里，留不下任何痕迹。
她去餐馆洗盘子，一天十八块，管两顿饭。
餐馆在县城边缘，老板是个胖女人，脸上总是油乎乎的。陈默洗了两天，碗碟在她手里变得干净。第三天，老板娘把她叫到后厨。油烟弥漫，抽油烟机坏了。
“你不用来了。“
“为什么？“陈默的手还泡在洗洁精里，泡沫覆盖了她粗糙的、裂口纵横的手指，“我洗得不够干净？“
“不是。“老板娘眼神躲闪，带着一点愧疚。她看着陈默，嘴唇动了动，像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有人打招呼，不敢用你。小陈啊，对不住，我也是……也是没办法。“
陈默明白了。她脱下围裙，蓝白格子，洗得发白，和陈明系过的那条一样。她把围裙叠好，放在灶台上，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她去工地食堂帮忙，半天被赶走。她去家政公司应聘，资料被“不小心“弄丢。她去服装厂剪线头，厂长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你走吧，人不缺了。“
陈默站在县城的街头，烈日把柏油路面烤得发软，她感觉自己都快融化了。她数着钱包里的零钱，还有一百八。房租八十，水电十五，阿明下个月生活费要三百，她还差两百。
她去KTV卖酒。这是最后的退路，她以前干过，知道客人的手会往哪伸，知道凌晨三点的走廊里有多少双不怀好意的眼睛，知道啤酒灌进喉咙时的苦涩和屈辱。但为了阿明，她认了。
KTV的经理姓黄，秃顶，肚子大得像怀胎八月。他看着陈默，眼神黏腻，覆盖在她的皮肤上，让她想吐。
“小陈啊，“他说，手指敲着桌面，桌面上有烟灰和啤酒渍，“你以前干过，规矩懂吧？客人让你喝，你就喝。客人让你坐，你就坐。小费三七分，你三我七。“
陈默点头。第一晚，她卖了八瓶啤酒，提成二十四。客人摸她的手，她笑着抽回。客人要她陪酒，她说“身体不适“，声音轻下去，她要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第三晚，黄经理把她叫到包厢。走廊里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她推开门，看见李婷美坐在沙发上，红裙子，猩红指甲，笑容像毒蛇，犹如像陈默的噩梦一样，让她呼吸都有些困难。
“陈默是吧？“李婷美晃着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泛着油腻的光，“听说你在这卖酒？卖酒不卖身？装什么清高？“
“李小姐，“陈默低着头，声音微小，“我只是打工——“
“打工？“李婷美把酒杯摔在她脚边，玻璃碎片溅起，碎片划破陈默的脚踝。血珠渗出来，和啤酒混在一起，变成淡红的液体。
“你勾引柏川的时候，“李婷美站起来，高跟鞋踩在碎片上，发出刺耳的响，“怎么不想想自己什么身份？“
她拍了拍手，像某种信号，像某种宣判。两个男人走进来，陈默认出来了，是巷口打陈明的保镖。
“给她录个像。“李婷美笑，笑声像碎玻璃，“让柏川的母亲看看，这'清白'姑娘在KTV是怎么'打工'的。“
陈默被按在沙发上，酒瓶怼到嘴边。她挣扎，啤酒灌进鼻子，呛得她剧烈咳嗽，眼泪和鼻涕一起涌出。他们拍了她狼狈的样子，拍了她被客人拉扯的画面，拍了她在走廊里呕吐的丑态——不是真的客人，是保镖假扮的。
视频到了侯慧玲手里，配上字幕：“乡下女人，深夜陪酒卖笑。“
侯慧玲坐在别墅的沙发上，看着屏幕里的陈默，指甲掐进掌心。她想起儿子在监控里画的名字，想起他说“妈，你让我见默默一面“。她想起那个女人的眼睛和儿子的眼睛一样。
都是那个女人的错。
八月的暴雨夜，陈默回到出租房，发现门锁换了。
不是原来的锁，是新的，不锈钢的，在雨夜里泛着冷光，像某种无声的、却带着拒绝意味的宣告。房东站在楼道里，抽着烟，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某种她永远够不到的、却正在将她吞噬的遥远。
“小陈啊，“房东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对不住。有人出了双倍租金，这房……这房不能租你了。“
“王叔，“陈默的声音急了，像被风吹乱的线，像某种正在消散的、却还不肯彻底消失的哀求，“我租了两年了，从没欠过租。下个月，下个月我一定——“
“知道，知道。“房东掐了烟，火星熄灭。她看着陈默，眼神躲闪，“但人家……人家我惹不起。你的东西我收拾好了，在楼下。“
两个编织袋，装着陈默全部的家当。衣服，被褥，锅碗，那盆仙人掌——王柏川浇过的，干得快死了，却被她救活，现在又要面临新的死亡。雨倾盆而下，把她浇透，把编织袋浇透，把她的全部家当浇成沉重的、却正在腐烂的泥。
她拖着袋子在街头走，找不到落脚处。旅馆太贵，桥洞太冷，公园长椅被雨水打湿，像某种她永远无法拥有的、却正在将她排斥的温暖。最后，她去了王柏川的城中村住处——房东认得她，叹着气给她开了门，月租一百二，比原来贵四十。
陈默没说话。她拖着编织袋上楼，楼梯间的灯坏了，她数着台阶，一步一步，像走在某个她看不见终点的路上。房间比原来的小，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灯泡是十五瓦的。
她把编织袋堆在墙角，坐在床边。床垫是旧的，弹簧坏了，她坐下去，身体陷进一个凹陷，她听着雨声，想起王柏川在这里给她煮过的姜茶，真甜。
雨下了三天。她的衣服发霉了，在编织袋里沤出酸腐的气味。她的心也发霉了，长出灰绿色的、像苔藓一样的东西，覆盖在记忆的表面，让她看不清，想不起，却又在某个瞬间被雨水冲刷，露出下面粗糙的、被践踏的、像贝壳一样的内核。
她坐在床边，数着钱包里的零钱。一百二，交了房租，还剩八块。她买了两个馒头，就着自来水往下咽，泪水无声地流落。
第三天夜里，她发烧了。没有药，没有热水，她蜷缩在床上，用发霉的被子裹紧自己，她梦见王柏川，梦见他说“等我回来“，梦见他穿着西装，站在某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旁边是李婷美，穿着婚纱，笑容灿烂。
她梦见自己站在大厅外面，隔着玻璃。她敲玻璃，他没有回头，像听不见。她喊他的名字，声音像从很深的水底传来，里面的人无动于衷。
她醒了。汗水把床单浸透，泪水把枕套打湿。她摸自己的额头，滚烫。
她知道，她必须活下去，晚上，她继续走向KTV的方向，进入这个她觉得肮脏的地方。
她没有看见，走廊尽头，黄经理正和李婷美低声说话，她也没有看见，李婷美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黄经理一脸陪笑的接了过去。
她端起托盘，走进包厢，标准的笑容，像被训练过的、却还带着最后一丝温度的笑容。
“哥，喝酒吗？“她说。